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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可怕的，然而这种隐喻却是恰当的和必需的。它可能是一种警告，提醒我们要承担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后果，提醒我们这种污染并非偶然所致。有这样一个讽刺笑话，讲的是中国的雾气一直远飘到美国的西海岸，这提醒美国，它对当前世界环境恶化的形势也是有过错的。
中国的雾气，可能并不准备就此消失……当我向这位四川女子描述我受挫的愿望和关于蓝色的梦想时，当我极力向她称颂蓝色时，当我想要在她心中勾起对于蓝色的共同渴望时，这个漂亮的四川女子是这样对我说的：尽管想要了解从前的气候是怎么样的着实有些困难，但是她对蓝色的渴望总会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她最终能够在不幸中感到幸福，甚至是走运，因为对于成都来说，与以往的气候相比，今年已经很不同了。她有点害羞地告诉我说，天气已绎相当宜人且温和了……相当宜人且温和……我沉默了，并不仅仅因为她的回答；存在于我观念中的大山顷刻倒塌，我存一瞬间忍住了将心底最深处的愿望告诉她的冲动，那是我的另一个渴望：一个布满星星的夜空……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28
只为这片天与地
张功升 肖士太
八路军战士李坚带着二十几名小战士和女同志转移，他们一连经过几个村庄，也没找到一个人，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来到一个傍山的小村子，挨家挨户敲门，还是不见一个人影。尤其让李坚觉得奇怪的是，他总感到身后似乎有个人在跟着他们。李坚立刻警惕起来，走着走着，突然一个转身，发现果真有一个人跟着，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
李坚问：“你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们？”
那孩子没正面回答，反而问他：“你们找谁？”
李坚说：“找你们村长。”
“你们是什么人？有证明吗？”
李坚看看孩子，拿出了证明。
那孩子接过证明看了看，递还给李坚，问：“有什么事吗？”
李坚想：哪能没事呀，可跟你这个孩子说顶什么用呢？便说：“我想找你们村长。”
“我就是村长。”
“什么？”李坚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竟然是村长！他怀疑地说：“你才……”
小孩打断他的话头说：“你需要什么，就跟我说吧。”
李坚虽然感到奇怪，但他还是告诉孩子，他们一行二十几个人奉命转移，现在天已经黑了，想找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另外，六位女同志的鞋子坏得都“张嘴”了，还想找六双鞋子。
小村长仔细地听完，说了声“跟我来”，就转身走了，二十几个大人只得服服帖帖跟着。小村长给他们找了一个大间、一个小间的套房，又不知从哪儿抱来几捆稻草作床铺，然后又给他们弄来吃的，临走时还对李坚说：“鞋，明天你们走的时候，我一定送来。”
大伙儿吃完就躺下睡了。李坚不能睡呀，一来情况复杂，环境险恶，得多提防着点儿，二来那小村长的形象总在他脑子里转着：一个小小的孩子，怎么竟当起了村长？真正的村长到哪里去了呢？
天快亮的时候，李坚起身准备到外面去看看，刚出门，就看见小村长在外面一个角落里站着。李坚感到奇怪，上前问道：“孩子，你怎么没去睡觉呀？”
小村长说：“你们太疲劳了，万一有点什么动静，我怕你们听不见，就在这儿给你们站岗。”
啊！李坚只觉得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忍不住问：“孩子，为什么要让你这么个小孩当村长呀？”
小村长看看他，说：“你跟我来。”他把李坚领到村头一口大井旁边。
借着微亮的晨曦，李坚朝井里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回事？井里填满了尸体！
小村长说：“叔叔，十三天前，日本鬼子包围了咱们村庄，村里的年轻人，除了跟着八路军走的，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剩下的人中，老的老，小的小，爷爷奶奶都七八十岁了，小的就数我大。因为最近风声很紧，我就带大家转移了，这儿由我来盯着，接应过路的同志，就这样，大家选我当了村长。我知道我年龄小，可是大家信任我呀，我已经当了十三天的村长了！”
李坚听得热泪盈眶，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自己的口袋里摸啊摸啊，他多么希望能从口袋里摸出一件什么好东西来。
小村长见了，奇怪地问：“你找什么？”
李坚说：“孩子，我想找一件东西给你做纪念呀！”
小村长一听，摇摇头，默默地从脚边拎起一捆鞋子，整整六双，双手托着，塞到李坚手里。李坚再也忍不住了，他摸着孩子的头，把这个年仅十一二岁的小村长紧紧地拥在怀里。
这时，孩子哭了，他的爸爸妈妈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他没有了亲人，八路军战士就是他的亲人，革命队伍就是他的家呀！孩子抬起头来，哭着对李坚说：“叔叔，你不要找了，我什么都不要。爸爸妈妈生前经常对我说：要这块天，要这块地，有什么能比胜利更值钱呢！”
李坚的心震动了：是啊，咱们要这块天，要这块地，有什么能比胜利更值钱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06
知 音
夏雨菡
2005年的冬天，我客居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一座国际公寓里。那段时光我是一个在欧洲自由行走的旅人。所以公寓的白天常常只有我自己，只有我是不工作的人。有时候我会大声的歌唱自己喜欢的歌曲，因为不会打扰别人。
一个飘雪的下午，我在厨房煮咖啡，随口唱着我喜欢的歌，我不知道那一刻有人就站在我身后。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吓到了我。我打翻了手中的咖啡杯。他忙着道歉，他是居住在这里的一个法国人。我回过神来，也道歉：是我的歌声打扰了你吗？我以为没有人。
他说，不，恰恰相反，是你的歌声吸引了我。这首歌很好听，是否可以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
我唱的是《知音》，是我喜欢的一首电影插曲。
我沉默了一会，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翻译“知音”这个词。好朋友吗？不是。爱人吗？也不是。有很多东西，用汉语是很好表达的，因为有很多深邃的含义与情感蕴含在这些词句中，不需要过多解释。但是，却不可说，因为一说就错。比如“红颜”，比如“高山流水”，再比如“知己”。所以，“知音”这个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外文单词可以解释清楚的，那需要娓娓道来。
所以我问，你想知道？
他说：是的。
我说，可是解释起来很长。
他拉出一把椅子坐下来。于是，我也给他倒了一杯咖啡，这样开始了我的解释。
我想了想，是这样开头的：这是一个中国的故事，有人将它拍成了电影。有一个男人，是一个将军，叫做蔡锷；有一个女子，是一个妓女，叫做小凤仙……。
我讲完这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故事之后，随即将这首歌的歌词直译过去，但是我觉得很遗憾，一是我的外语不够好；第二，有很多美好的中国诗句与歌词，原本是不能翻译的。这就是即使曹雪芹活着，《红楼梦》也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当我说到“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法国人表情上的动容，他的眼波变深，荡漾起一种柔情。我没有想到即使在国内，也很难找到对这两句倾心的同道，竟然在这陌生的异国有了知音，还是一个外国人。我第一次听到这两句的时候，就被深深打动，泪流满面。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句，这其中有舍身赴死的侠肝义胆，有同甘共苦的义无反顾，还有如长发一样缠绕的满腔柔情。那是杨柳青青，那是荒原上的燃烧之火。那是浩瀚的大海，海底涌动着无限的深情，而海面上依然是波澜不惊。那是战火纷飞之中的一抹微笑，那是浪迹天涯也紧紧相偎的温暖。那是虞姬在马背上，轻轻贴着项羽盔甲的感觉。
最后，我回答那个法国人说：所以，这首歌的名字，没有一个准确的外文单词可以对应，也许应该翻译成“传奇”，在汉语里，它叫做“知音”。我这样解释，也有另外的含义。这首歌起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故事。男女之间的友谊与情感，少一分不够分量；多一分，会滑入爱情的轨道。所以知己，单纯的知己，少之又少。
但是尽管少，还是有的。电影《知音》仅仅演到将军死，琴弦断，再未交待小凤仙的下落。真实的故事是，蔡锷走，小凤仙被袁世凯扔进监狱。出狱后，她并未回到蔡锷的身边，而是隐姓埋名，隐没他乡。蔡锷死于日本，小凤仙一生缄默其口，终生独自生活，从不提起这段传奇。也有人找到她，但是，她只是沉默。
所以真正的知音，是一种传奇。那包含相交的懂得与牺牲，心灵的默契于抚慰，心甘情愿地付出，还有君子坦荡的肝胆相照。这有几人能够做到？那是超越友谊，也超越爱情的情谊，所以，称之为“传奇”。
那个法国人盯着我，沉默了很久。他开口的时候，我打断了他。我轻轻地说，我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
他还准备说话，我再次打断他，也许，也许你可以去亚洲店，也许找得到这部电影。
第三次，我说，喝咖啡吧，已经凉了。
男人不再开口。窗外大雪纷飞，一片苍茫。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可是我不会是他的传奇，也不是他的知音。
我起身告辞，轻轻唱：“高山流水，云依依；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提。”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53
真正的文明
孙贵颂
有一位叫李杰的中国姑娘在英国读MBA。这一天，要从所在地坐3个小时的火车前去面试。李杰为此从早上7点就对着手表按部就班地进行准备。然而就在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手表停了，当她发现时，已经是10：43，离火车开车时间只有17分钟！从住处到火车站，跑步也得15分钟，何况还要找站台。
容不得多想，李杰飞身下楼，一路狂奔去坐公共汽车（在英国打的需要预约）。当她登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后，问司机：“这辆车去火车站吗？”司机回答说： “这趟车到下一个路口就转弯，不去火车站。”姑娘一听此话，顿时傻眼了。这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问道：“小姐，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吗？”出于礼貌，李杰告诉了老人遇上的倒霉事。老人安慰她：“别着急，也许还能补救。”又说：“我也是在下一站下车。我知道一条去火车站的近路，如果你相信我，我想我们能够赶上。”
车还没停稳，老人已一步下了车，她还带了四个四岁至七岁的小孩。老人说：“孩子们，这位小姐有重要的事情要赶火车，让我们一起帮助她。来，大家拉起手来快跑！”事已至此，李杰只好死马当做活马医，跟着跑吧。一路上，看到奔跑的老人和孩子，路口的司机都停下来，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