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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的吗？”他一边蹬腿一边高叫：“我，我是日本人！我订好了房间！”直到他掏出日本护照，保安才放了他，并向他道歉。
讲到这故事的结尾处，他酸楚一笑。一个来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小人物，由于对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向往而学习另一种语言……要是单单用钱说话，这语言他懂。他平步青云后只有一个爱好：打高尔夫球。那是多么孤独的运动，挥杆赶路的全部努力就是把一个小白球送进若干小洞里。然而这一身份标志在中国是不言自明的，所有服务员对他毕恭毕敬。
AD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在公司传为佳话。要说怕老婆不是坏事，就怕不给面子。他在北京应酬多，每逢醉倒，由司机和下属抬回家，老婆拒绝开门，他只好在走廊忍一宿，头枕穿堂风，身盖明月清辉。
他们两口子的亲生儿子，和我女儿一起长大，一起上同一所中学。我女儿转述了他儿子讲的一段轶事。他们全家外出度假时，有一天儿子回到旅馆房间，从门外听见他爸正大声斥责他妈，势如排山倒海，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抽打声。儿子心想，我爸还反了，竟如此胆大妄为。一进屋才恍然大悟，他妈根本不在场，他爸暴打的只不过是个皮沙发。
据说很多年来AD都不肯原谅我，因为白洋淀那番谈话。可人生此一时彼一时，要说当年一个中国勾船的女人，怎么就配不上一个日本农民、店员和穷学生呢？即使不提门当户对，那也是两情相悦。
2001年冬天，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见到AD和他家人。我们在一间川菜馆共进晚餐后，到他家小坐。要说他倒不怎么显老，只有鬓角花白。那天晚上他话很少，显得矜持。我两杯白酒下肚，晕乎乎，有点儿动情。我忽然想跟他一起去北海道，看看他生长的地方，追溯他的童年；忽然想穿过20年岁月的重重迷雾，回到那个白洋淀的早晨。在芦苇随风起伏的岸边，也许我该说点儿别的，比如，“如果你是条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38
为了尊重，不谢幕
陈洪娟
我应邀担任某校园艺术节的评委，观看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而最令我感动的是那曲没有谢幕的二胡演奏。
当红色的幕布徐徐开启，１０个手执二胡的少年已经端坐在舞台中央。琴声渐起，他们为大家演奏的是二胡名曲《赛马》。时而悠扬、时而激昂的琴声，把草原上万马奔腾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演奏结束了，全场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按照惯例，这时候，演奏的小演员应该起立向观众鞠躬谢幕，然后依次退场。可是这群小演员却端坐不动，只是报以灿烂的笑容，直到幕布徐徐拉上。这时，我听到观众席上传来阵阵骚动，评委之间也有人交头接耳。
《赛马》以０．１分之差屈居第二。我很替他们惋惜，如果不是因为谢幕出了问题，他们完全有实力拿第一。
回后台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他们的指导老师，我很坦诚地说出了我的想法，并不客气地向她指出：“作为一名指导老师，不仅要教会孩子高超的琴艺，还要让孩子懂得尊重观众。”指导老师笑笑说：“我是这样教过孩子，而且以前我们也一直在演奏结束后向观众鞠躬致敬。”
“那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做呢？”我疑惑不解。
指导老师用手指指坐在化妆间门口的一个孩子说：“看到那个孩子了吗？去年因为车祸他右腿残疾，身体恢复以后坚持参加演出。每次演出结束谢幕，他都努力坚持起立向观众致谢，但有很多次都站不稳，尤其是退场的时候，他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健步走下舞台。为了不让他感到尴尬和自卑，所以我们决定，只要有他参加演出，我们就不用谢幕。虽然我们因此错失了冠军，但这样的做法我们不会改变。”
听着指导老师的话，我忽然心生感动。他们不谢幕，不是因为不懂得尊重观众，而是为了不把自卑的阴影像尘埃一样落在那个腿脚不便的同伴的心灵上。在他们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懂得“尊重”！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29
听雨
作者：崔舸鸣
雨夜总是无眠，便听了一场夏雨自小至大的成长过程。
初时淅淅沥沥，若有若无，只是当微凉的风裹着土腥味儿涌进窗时，才嗅到雨的气息。渐渐地密了，浓了，落在屋檐上，树叶上，便有了滴滴答答的响声；大多数的仍无声地投入大地干涸的怀抱。此时的雨声带了些许诗情。无论哪一滴雨，都无法选择自己将落到何处。这是雨之少年。而人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是否也是不谙世事不识愁味的洒脱无拘呢？
慢慢地，雨声听来有了些脾气，撞在什么上不再是羞涩地滴答，而是噼啪有声，又分明带了些不耐烦的躁动。仿佛急于向世人证明什么，一如人涉世未深，为名利，为稻粱，四处奔波，虽不见得有古人那种“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之漂泊感，却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忽一阵疾风掠过，凉意透进，溽热顿消，一道闪电趁风卷帘时射进来，虽闭目在黑夜中也感到眼前一亮。随后，雷声轰然炸裂，感觉整个大地都在抖动；继而狂风大作，雨似天河倾泻，急骤地叫喊着，宣泄着，仿佛要冲刷人间角落的龌龊，荡尽所有污泥浊水。又一串惊雷如山崩地裂，似要震醒那些沉溺物欲的麻木心灵。这是光明磊落者之间的庄重宣言，无私无畏。几千年前，汨罗江畔的屈原，面对的可是这样沉沉的黑夜？聆听的可是这样叱咤风云的雷电？他的抑郁他的愤懑他的心声他的呐喊又有谁听得见？如果这算作雨到中年，是否也如人之壮年？成绩斐然者，呼朋唤友，觥筹交错，在人生的舞台上恣意挥洒自己的得意，而失意者只能借雷电表达自己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呼声。
不知何时，雨声慢慢显出倦意。它累了，乏了，厌了，渐稀渐少，雨滴的间隙中似乎透着思索。雨声从从容容，不急不缓，仿佛历尽沧桑的老人，回首人生，有欢乐，有迷惘，有失意，有辉煌，如今都不得已淡然，不再去解释什么，说明什么，只闲看花开花落云舒云卷，“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一夜听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不觉夜已阑珊，雨声渐无。或许，外面已是雨过天睛星光灿烂了吧？
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57
说花钱
贾平凹
社会越来越发展到以法律和金钱维系，有定数的钱就在世上流通，聚聚散散，来来往往，人就在钱上穷富沉浮。若将每一张钞票当一部小说来读，都有一段传奇的吧。
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有一路子是善于吹的，如中医大夫，如气功师，街头摆摊卜卦的，酒桌上的饮者，路灯下拥簇着的一堆博弈人和观弈人，一分的本事吹成了十二分的能耐，连破棉袄里扪出一颗虱来，也是珍养的，有双眼皮的俊。依我们的经验，凡是太显山露水的，都不足怕，一个小孩子在街上说他是毛泽东，由他说去，谁信呢，人不信，鬼也不信。先前的年里，戴口罩很卫生，很文明，许多人脖子上吊着白系儿，口罩却掖在衣服里，就为着露出那白系儿。后来又兴墨镜，也并不戴的，或者高高架在脑门上，或者将一只镜腿儿挂在胸前衣扣上。而现在却是行立坐卧什么也不带的，带大哥大，越是人多广众，越是大呼小叫地对讲。——这些都是要显示身份的，显示有钱的，却也暴露了轻薄和贫相。金口玉言的只能是皇帝而不是补了金牙的人，浑身上下皆是名牌的服饰的没有一个是名家贵族，领兵打仗了大半生的毛泽东主席从不带一刀一枪，亿万富翁大概也不会有个精美的钱夹装在身上。
越不是艺术家的人，其做派越更像艺术家；越是没钱的人，越是要做出是有钱的主儿。说句好话，钱是不能说就证明一切，但也不能说钱就不是一种价值的证明，说难听点，还是怕旁人看不起。过日子的秉性是，过不好，受耻笑，过好了，遭嫉妒。豪华宾馆的门口总竖着牌子写着：“衣着不整，不得入内”，所谓不整者，其实是不华丽的衣着，虽然世上有凡人的邋遢是肮脏、名流的邋遢是不修边幅之说，但常常有不修边幅的名流在旁人说出名姓后接待者的脸面方由冷清到生动。于是，那些不失漂亮的女子，精致的手袋里塞满了卫生纸，她们不敢进澡堂，剥了华丽的外套，得缩身捂住破旧不堪的内衣，锃亮的高跟皮鞋不能脱，袜子被脚趾捅出个洞。她们得赶快谈恋爱，谈恋爱了，去花男朋友的钱，或者不结婚，或者结了婚搞婚外恋，傍大款，今天猎住这个，明日瞄准了那位，藤缠树，树有多高，藤有多高，男人们下海在水里扑腾，她们下海，在男人的船上。社会越来越发展到以法律和金钱维系，有定数的钱就在世上流通，聚聚散散，来来往往，人就在钱上穷富沉浮。若将每一张钞票当一部小说来读，都有一段传奇的吧。
如果平静地来讲，现在可爱的倒不是那些年轻的女子了，老太太更显得真实、本质，做小市民有小市民的味：头梳得油光光的去菜市，问过了这一摊位的价格，又去问那一摊位的价格，仰头看天，低首数钱，为一分两分与摊主争吵，要揭发呀要告状呀地瞧摊主的秤星秤锤，剥菜叶子，掐葱根，末了要走了还随手捏去几棵豆芽。年轻的女子在市民里仍有个“小”字，行为做事却要充大。越是小，越怕人说小，如小日本偏自称大日本帝国，一个长江口上的滩城偏要叫做大上海。
依一般的家庭，能花钱的都是女人，女人在家庭有没有地位就看是否掌握花钱的权利，如今的“气管炎”日益增多，是丈夫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经济的独立。事实是，真正的男人是不花钱的。日本的一位首相说过，好男人出门在外身上只装十元钱。他有能力去挣钱，挣了钱就让女人去花吧，看着女人去花钱，是把烦琐的家庭日常安排之任交她去完成了。即使女人们将钱花在衣着上、脸面上，那更是男人的快乐，试想，一个人被他救过命又救过另外人的命，他是从内心深处不愿常见到恩人而企望被救过的那人常出现在他面前的。不管如何地否认和掩饰，今日的社会还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如张爱玲所说——即使往前奔跑，前面遇到的还是男人。所以，有了自己钱的，做了强人的女人，实指望一切要主动，却一切皆不主动，尤其是爱情。
钱的属性既然是流通的，钱就如人身上的垢甲，人又是泥捏的，洗了生，生了洗。李白说，千金散去还复来。守财奴全是没钱的。人没钱不行，而有人挣的钱多，有人挣的钱少，表面上似乎是能力的大小，实则是人的品种所致。蚂蚁中有配种的蚁王，有工蚁，也有兵蚁；狗不下蛋，鸡却下蛋，不让鸡下蛋鸡就憋死。百行百业，人生来各归其位，生命是不分贵贱和轻微的。钱对于我们来说，来者不拒，去者不惜，花多花少皆不受累，何况每个人不会穷到没有一分钱（没有一分钱的是死了的人），每个人更不会聚积所有的钱。钱过多了，钱就不属于自己，钱如空气如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