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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的喉咙哽咽了．圆圆的妈妈临别时，握住霍克的手说道：＂谢谢，您让我懂得了做母亲的许多道理．也许，我对自己女儿的内心了解得不够多……＂
霍克笑道：＂她真的是一个小天使，特别是她的笑容，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圆圆一个星期后出院时真的收到了来自阿拉斯加的礼物．从此，在幽静的哈利法克斯市约克街区公园的一角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道美丽的风景：一个慈祥的老人和一个身着严密服装的中国少女坐在长椅上快乐地聊着，他们中间摆着一只丑陋、褪色又有些变形的塑料鸭，它总是静静地充当着忠实的听众．有人问起这个小鸭子的来历，圆圆就会自豪地回答：＂它是坐着上帝的方舟从我的故乡漂流过来的，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但是，美丽的风景持续得太短暂了．当初秋的第一抹金黄洒在约克大道的枫树上时，公园的长椅上只剩下了霍克先生一个人．有人问他那个中国女孩儿和她的鸭子去哪里了，霍克先生悲伤地回答道：＂走了，都走了，去上帝那里了．＂现在，每当霍克先生眺望夕阳的余辉时都会想起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天使朋友．每逢此时，他的眼里总会出现泪光．他不会忘记他的小天使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谢谢你，霍克先生，我一直担心我一个人到上帝那里会孤单，现在有小鸭子陪着我，我再也不害怕了．＂
霍克先生的心又充满了辛酸：＂我的天使，带着你的鸭子，在上帝那里好好地等我啊．因为我孤单得太久了，我真的害怕在上帝那里还是我一个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16
心愿
张爱玲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棗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丽亚女校虽然已有五十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染污，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地、缓慢地、一寸一寸地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置于米开朗琪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亦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
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在那缓慢而庄严的钟声里，高矮不一、脸蛋儿或苍白或红润、有些身材丰满、有些体形纤小的姑娘们，焕发着青春活力和朝气，像小溪般涌入教堂。在那里，她们将跪下祈祷，向上帝低声细诉她们的生活小事：她们的悲伤，她们的眼泪，她们的争吵，她们的喜爱，以及她们的宏愿。她们将祈求上帝帮助自己达到目标，成为作家、音乐家、教育家或理想的妻子。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她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
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克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49
心墙
刘墉
小时候，我家四周是一片空旷的田野，我常站在田埂上对别的小朋友说：“田间的那栋房子就是我家，这块田则是我家的院子，你们随时都可以到我家来玩。”
七岁的时候，我搬进城市，院子变上了，四周种了些七里香当作围墙，我常跟邻居的孩子在墙间穿梭，我说：“我这的这道墙，处处都有门，随便你们进去。”
十岁的时候，家里把树墙除去，改建一堵砖墙，墙不高，所以邻居小朋友常站在墙外的垃圾箱上和我聊天，有时他们的球不小心掉进来，就自己爬墙过来捡。
十二岁的时候，母亲把墙加高了，并在顶端砌上尖尖的碎玻璃，她说：“现在人心坏了，总要防着些。”但我觉得自从墙加高之后，院子里的阳光变少，感觉也小多了。
二十六岁的时候，我们搬进一栋公寓，除了窄窄的一个阳台，根本没有院子。我们在让上装了猫眼，有人来访，总先看看是谁才开门。
二十九岁的时候，我单到了纽约，住进一栋大楼的套房，连阳台也没了，朋友来，我非得在电话里问清是谁，才敢按钮请他进来。
三十年来，由没有墙的大院子，到没有院子只有墙，这不仅是住的改换，也是心灵的变化。
幼儿时，我的心是打开的，纯真地欢迎每个人进入我的心房。
儿童时，我的心是半开的，要进来的人随时可以进来，我从不加阻挡。
少年时，我的心外筑起高高的墙，但是在墙里仍有我可爱的院子，虽然阳光少些，我依然可以在其中玩耍。
青年时，我心里的小院子也被剥夺了，而不得不从“小洞”看每位来访的人。
现在，我到达一个世界上最热、最繁华、也最进步的城市，我的心却像放在一个小小密封的盒子里，虽然别人夺不走，我却也见不到和煦的阳光，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了。
我多么希望能再回到儿时的那片田园，让千顷的稻浪，作我的心墙；让人们在我的心墙里收割，把我的心墙当作他们的食糖。
我多么希望再拥有儿时的天空，那是一个又宽又大的天空，不为浓烟所遮翳，不被高楼所侵夺。
我多么希望再拥有儿时的田埂，它虽然又窄又小，但四通八达，每个孩子都能通过它，进入我的家。
如果我不能再拥有那么开阔的心墙，也请赐我一个七里香的树墙吧！让我的花香沁郁四方，让小朋友随意穿梭，因为我实在不喜欢那些只会隔离人与人的“钢筋水泥的围墙”。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12
陷阱里的机会
高兴宇
在前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一次激战前夕，苏军的一位侦察兵被派往前沿阵地侦察敌情。当时的天气很不好，不停地刮着寒风。阵地前面那片树林的树枝随风摆动着，发出沙沙的响声。
侦察兵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树林里的动静，忽然发现了可疑的情景：一个与众不同的树枝，不是顺风倾斜，而是逆风而动。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和警惕。他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他认真思考片刻后做出了判断：树林中很可能埋伏着德军。于是，他果断地向指挥部报告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炮击树林的请求。苏军指挥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他的引导下准确无误地炮击了树林。事后，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一批德军的尸体，并俘虏了一些受伤的德军官兵。其中有一名是德军的上校军官，且随身携带着重要的情报。
从俘获德军官兵的口供中得知，这是一批精锐的德军特种兵。他们潜伏在苏军阵地前的树林里，目的是伺机发起对苏军前线指挥部的偷袭，活捉前来视察的苏军将领。可在潜伏过程中，有一个德军士兵因病而感到十分疲劳，便把身上的枪和水壶解下来，挂在了身旁的树枝上。正是枪和水壶的重量使树枝出现了逆风而动的怪事。苏联侦察兵及时观察到了这一反常的现象，进而断定敌人在此埋伏，最终确保了苏军将领和指挥部的安全。那些倒霉的德军特种兵，直到临死的那一刻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如何暴露和被发现的。
苏军最高统帅部得知了这位侦察兵的事迹后，下达了向他颁发战斗英雄奖章的命令。他所在部队的政治委员在颁发奖章时对苏军官兵说：“在兵不厌诈的复杂战斗环境中，很难说是机会多还是陷阱多。因为机会用不好也可能变成陷阱，而在陷阱里也可能发现机会。我们要向这位侦察兵学习，学习他的胆大心细，学习他在陷阱里发现机会的本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61
戏外程砚秋
章诒和
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里，也常独饮自酌。酒席之前，更是当仁不让。且其量之大，无人可及。1926年7月，程砚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万人倾倒。英人总督特赠他一百二十年陈白兰地两瓶。
说到酒，我还想起了吴祖光的描述。上个世纪50年代，文化部决定把他的《荒山泪》拍成电影。导演是吴祖光。吴在回忆该片摄制工作的文章里说：“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
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在老北京的真光电影院或平安电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戏也没法唱了，平汉路也不通，程砚秋闻讯后，想方设法从太原赶回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住所。20日，日军猛烈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紫禁城下空荡荡，人们躲避在家，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的，只是日本军人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他与夫人相对无言，因为就在三个月前，自己和尚小云还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三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