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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张光斗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的邀请，北上清华大学任教。
1951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黄河人民胜利渠首闸的布置和结构，几千年来中国人在黄河破堤取水的梦想得以实现。
1958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华北地区库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库。密云水库一年拦洪、两年建成。周恩来称赞它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张光斗先后参与了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技术咨询，他对这些工程提出的诸多建议，在中国水利界被传为经典。
1963年、1982年张光斗先后两次率团参加国际大坝会议和世界工程师联合会。通过努力，中国取得了在国际大坝委员会和世界工程师联合会的成员国地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为表彰张光斗自该校毕业后在水利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特授予他1981年度“哈兹（haas）国际奖”。
张光斗说：“我愿把自己全部的本事使出来，让国家用得上。”水利部长的泪水夺眶而出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密云水库，大坝保护层发生局部坍塌。身处“文革”逆境、在黄河小浪底接受劳动改造的张光斗半夜被叫醒，要他火速赶回北京。
已是64岁的他连夜上路，次日深夜赶到北京西直门时，去清华大学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他只好一个人背着三件行李艰难步行。一位好心的大货车司机顺路把他捎到了中关村。从中关村步行至清华园需半个多小时，他就用蚂蚁搬家的办法，把三件行李一件一件分三次从一根电线杆下搬到另一根电线杆下，如此循环往复，一直搬到清华的小西门。
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天一亮他便搭公共汽车去了密云。
密云水库的险情让他心急如焚，可急匆匆赶到的他接到的指令是：“这次抗震加固设计方案你要负责，但不能在图纸上签字。”那时正值“四人帮”猖獗之时，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张光斗依然不顾一切地全身心投入工作。“我是为人民工作的，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反正我要对老百姓负责！”他说。
有人说张光斗命大，因为他曾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在去水库的路上翻过车；在山里遭遇过泥石流；在二滩水利工地上被山石袭击过，遇难的一位工程师当场倒在他的怀里……
几十年来，无论负责哪一个工程，他一定要去工地；到了工地，一定要去施工现场。工程的关键部位，再艰难危险，他也要去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七八十岁的老人早该安享天年了，可张光斗还在钻千米坑道，爬几百米深的竖井。
当年在葛洲坝工地，为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过水后的情况，年近80岁的他，乘坐一只封闭的压气沉箱下到了20多米深的水底，开沉箱的工人惊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敢
2000年4月，年近九旬的张光斗教授在三峡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往水下钻！”
正在葛洲坝工程进行现场设计审查的他，突然接到清华大学的电话，说有急事，请他立即返校。他匆匆赶回北京，推开家门，等待他的竟是惊人的噩耗——他37岁的长子因突发急病抢救无效去世。
打开儿子的抽屉，看到十几张没有上交的病假条，他知道孩子一直在拼命地工作。
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里，两天没有出来。两天过后，他走出房门，拿出的是上万字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接到这份意见书，泪水夺眶而出。
最大梦想的实现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那一年，张光斗80岁，建设三峡工程是他心中最大的梦想。
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副组长。
面对汇集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总字数达300万的报告，他每天拿着高倍放大镜，从早到晚，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审核。他在专家组会议上说：“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我们又要如履薄冰地对待三峡工程。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问题，只要是关键问题，千万不要放手！”
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光斗，每年至少跑两趟三峡工地。爬孔洞，下基坑，哪里不放心，他就往哪里去。他说：“工人师傅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2002年4月，90岁的张光斗第21次来到三峡大坝工地。和往常一样，他脚穿水靴、头戴安全帽、身着蓝色布衣，顺着脚手架往大坝上缘的导流底孔登去。这是工程的一处要害部位，混凝土表面哪怕有一点点不平整，都将是大坝安全的隐患，所以，他一定要去看一看、摸一摸。
10米，20米，50米，55米……跟在后面的人看到他的双腿在微微发抖，但他依然顽强地向上攀登。查看了两个底孔后，他回到了地面。“我实在是爬不动了。”他说，“要是有力气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检查几个底孔。”
2006年5月20日，张光斗在家中收看爆破拆除三峡大坝围堰的电视直播，当礼炮般的爆破声响起之时，94岁的他激动得站起身来……做一个好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
不去大坝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张光斗会提着书包、拄着手杖，出家门沿一条小路朝清华园的办公室走去。手杖在小路上磕出笃笃的声音，花开花落，风雨无阻。
踏着这条小路，他迎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成立，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他还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
他在清华园的讲台上整整站立了50个春秋。“一条残留的钢筋头会毁掉整条泄洪道”，这个例子，张光斗从20世纪一直讲到今天。
坚持理论与工程技术实践相结合，是他毕生的教育理念。
学生们交论文，他要先设一道槛，看有没有经过实验论证或工程实践检验，如果没有，立即退回。他告诉学生们，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因为水是流动且变化的，如果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
他打分的标准很奇怪，学生如果只是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问题，即使全部正确，他顶多给3分；学生如果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又言之有理，即使尚显幼稚，他也会喜上眉梢，一定给5分。他告诉学生们，在工程技术领域，如果没有创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
张光斗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他的特立独行，他的逆向思维，乃至他的严格、严谨，都传达着一种穆如清风、淡定忘我的风范。
张光斗对学生们说得最动感情的一句话是：“做一个好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
张光斗已是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材，其中包括16位两院院士、5名国家级设计大师。
1997年，85岁的张光斗决定学习使用电脑。当时他因为患有青光眼、白内障，手又发抖，写的字别人很难辨认，他感到非常苦恼。学用电脑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工作。为此，他学会了拼音输入法，由于视力太差，为了减少拿着放大镜在屏幕上找字的时间，他硬是把每一个字所在的顺序位置背了下来。
他伏身在电脑前，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敲着键盘。1997年，写下了《科教要兴国，兴国要科教》；1998年，写下了《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是发展经济的关键》……
1996年到2000年，他写下的教育方面的书信文章就有32篇。
我还想为人民做些工作
张光斗的生活已离不开手杖和轮椅了，他依然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上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当天的报纸和信件。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就相关问题会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者写信，提出建议。如果觉得问题特别重要，他就会搜集资料、拿出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他这一生，有许多建议被中央采纳，其中包括1992年他和王大珩等6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上书，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他说话不留情面。在参观工厂企业时，每听到主人兴致勃勃地介绍那些引进的先进技术与生产线时，他会马上跟一句：“在消化、吸收方面，你们做了些什么？”
1996年张光斗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工程院工程成就奖，2001年获得中国水利学会功勋奖，2002年获得中国工程科技领域最高奖——光华工程成就奖。
张光斗的心中还有许多未了的愿望。2005年8月13日，他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人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后人造福。我一生为此努力，但贡献不大。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的1／4，而洪涝干旱灾害频发……我93岁，生活能自理，头脑清楚，无大病，是很不容易的。我还想为人民做些工作，对工程和国事写些文章……”
（俞瑾鹏摘自《瞭望》2007年第38期）
杨福家的三个梦
钱锋 吴昂
当泰晤士河畔的大笨钟敲响新世纪钟声时，有着120年历史的英国著名学府诺丁汉大学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聘请一位外国人做校长。被选中的是来自中国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杨福家。杨福家，浙江镇海人，一个爱做梦的人。
第一个梦：强国
陈毅元帅亲口讲述的一个故事，令杨福家刻骨铭心：早年留学法国期间，陈毅在无轨电车工礼貌地给一位老太大让了座。但不曾想到，当这位老太太得知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置我不要坐。”
20世纪60年代初，杨福家在原子物理的故乡——丹麦的遭遇，与此却有天壤之别。当时在哥本哈根的物理研究所里，各国的学者都渴望了解发生巨变的中国，邀请杨福家等3位中国学者的晚会接连不断，最多时一个星期有5个。
杨福家深有体会地说：“我为生活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而感到自豪。不过，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才获得了应有的尊严。”
第二个梦：科学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在丹麦留学时，杨福家常常这样自勉：“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也是我实现人生追求的地方。”他的第二个梦，就是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中国在现代科学殿堂得到应有的席位。为了这个梦想，他屡屡婉拒国际同行的重金相聘，苦苦追寻不已。
如今，杨福家的这个梦想已经部分变为现实。他的“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已被一流专家评定为达到国际水准，完成了一批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工作。其中的一些实验成果，多年来一直为国际同行所采用。
第三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