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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甜的团子。
“你该到对面的店里吃一碗热乎的面。”我说，“那才舒服。”
可她说，那团子可不是普通的东西，是她的一位老顾客亲手蒸的。那老太太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非常健康，还能爬山呢。
“我有这样的朋友，”店主说，“真幸运。”
那一次，我在店里买了个她编的发网。绾头发用的，我说去爬黄山时，我要用它来盘起头发。
她让我归来时替她带一张黄山的风景照。她又说：“真走运啊！”像是恭喜我，又像在说她分享了这个“走运”。
归来后，我如约前去把我拍摄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带给她。我还怂恿她，哪天请人照看一下杂货店，亲自爬上黄山。
“有缆车吗”她问，“真的有和我想的一样。真幸运啊，要有一天我也能去看看就好了！”
“不必坐缆车，慢慢往上攀，爬上天都峰！”我说。
“是啊！是啊！”她笑笑说，“我梦到过。”
后来，我搬了住处，好久没去店里。有一天，我忽然想念起她来，便匆匆赶去。
可是，杂货店虽没关掉，但换了店主。我问起她来，新店主说，她去世了，那个人真有礼貌，她倒下时，许多人去抬她，她还睁开眼，说：“谢谢，我真走运。”
我怔了许久，问：“那你知道，她去世前去爬了黄山吗”
店主正忙着做生意，这时突然停下活计，说：“爬山不会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个下肢瘫痪的女子，坐在特制的轮椅上看管小店。而我，由于她阳光一样的微笑，从没在意她缺少什么。
我会常常想起她，想起那由衷的一声“真走运啊”，因为它是点燃人类良知的一片光芒。
（赵燕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活着的一万零一条理由》一书）
科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美＇阿卜杜斯·萨拉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 ○赵乐静 译
■戴森（1981年沃尔夫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便喜欢做数字游戏。我的科学兴趣并非源于理解自然奥秘、发现勒粒子或治愈疾病之类的崇高信念。科学之所以让我着迷，只是因为它充满了我能够计算的数字。
我14岁时，对《数论》中题为“分割”的第19章很感兴趣，因为里面充满了关于分割函数p（n）的美妙定理。
我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境界——一种科学家巧妙地凭借数学而洞察自然的直觉。我发现，只需稍稍借助神奇数学的魔力，物理学、工程学、天文学和生物学中的诸多问题便能删繁就简，更易于让人们把握关键。我从不关心问题是否重要，只要能在其中发现数学的美丽，我便欢欣鼓舞、快乐无比。
■霍普菲尔德（2001年ICTP狄拉克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我生长在一个不但宽容。而且鼓励孩子大胆探索的家庭。在我心目中，父亲能修好一切东西——屋顶、收音机、水管、电线、自行车……孩提时代，只要父亲做这些事情，我就会守在旁边看。
稍后，母亲开始鼓励我在厨房里做化学实验。我得到了几个试管、软木塞，以及《儿童化学实验指南》。书中教孩子们如何让醋和发酵粉在试管中反应而射出木塞，还描述了用火柴点燃氢气时发出的“嘭”的声音。
我制成的晶体总不如书上看到的那么漂亮，但晶体的对称结构还是清楚的。通过动手制作，我还明白了它们的成因。大多数学生初次见到酸性试剂是在化学实验室，而我则是在家里看父亲用红色洋白菜作试剂，并展示了它如何随着溶液酸度的不同而变红或变蓝。
■卡尔森（1992年沃尔夫数学奖获得者，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数学研究所）
通常人们认为，优秀数学家肯定是那种智力超群、思维敏捷的聪明人——答案对他或她来说简直如探囊取物。当然，不少数学家也喜欢别人这么描述他们。我的经历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毋庸置疑，数学家中确有极少数宛如有神助般的天才人物。高斯是“解题数学家”的典范，牛顿、爱因斯坦、希尔伯特和格罗腾迪克是建构体系数学家的代表。在我的一生中，仅仅遇到很少几个这样的数学家。就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大多数科学家而言，除了良好的智力外，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吃苦耐劳与坚持不懈。即使是牛顿，其万有引力定律也是“长期专注思考的结晶”。
与此相关的心理学是：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以及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能够达到目的这种心理在体育竞赛中表现得最为直接。
历史上，瑞典少有高山滑雪运动——我们有雪，但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适合滑雪的山地。然而，瑞典不乏优秀的高山滑雪运动员。
以上故事说明，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取得令人称道的成就。关键要看你能否聚焦目标，相信自己，对心中的梦想孜孜以求。特纳比的年轻人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永不放弃。自不待言，回报肯定令人羡慕。
数学家的表现与此并无太大差异。我的经验表明，真正激励研究者的是挑战本身，以及证明自己能行的信念。在更严肃的层面上，是为奇妙的科学大厦添砖加瓦的自豪感。
（肖安璐摘自上海科技出版社《成为科学家的100个理由》一书）
一个鬼子和一个县
●刘齐
下午一点之前，游客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他们不可能不愉快，神秘秀丽的喀纳斯湖足以让忧郁的人眉头舒展，让痰多的人肺部清新。这里是新疆最北部，国境线上的白云飘来飘去，分不出应该归谁所有。
按事先约定，旅行社的中巴车将于一点离开。归程漫长，路途险峻，不得不早点发车。大多数游客恋恋不舍地告别美景，按时上了车，只有三个人迟迟不归。
一点半，那三人仍不见归来，大家难耐车内的燥热，纷纷躲到树荫下抱怨，历数三个家伙的种种不是：从第一天上车时就看他们不顺眼，没有一回准时的，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是谋财害命，别是潜逃的特务吧就他们那熊样，哪有人家特务那两下子。
两点，人还没回来，大家开始担忧，频频向远处张望。在这支临时拼凑的松散团队中，众人与三位失踪者毫无瓜葛，但同情心和不安感还是有的。湖区一带森林茂密，人烟稀少，早年还有“湖怪”吞噬牛羊的传闻，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他们几个不像缺心眼的二杆子啊。
两点半，“失踪者”总算出现了，每人骑一匹马，由哈萨克族小孩牵着，优哉游哉，毫发未损。原来他们的迟归，只是因为贪玩。
大家松了口气，纷纷回到车工，准备出发。不料那三入下了马，并不上车，和导游打个招呼，就旁若无人地钻进路边的一个小饭馆。
人们震惊了，愤怒了，这么晚回来，还好意思吃饭素质太差！这不是欺负人吗拿我们当什么了谁去说一说，快开车吧，太晚了不安全，尽是盘山道，车翻了大家一起玩儿完，谁也跑不了。
愤怒了半天，只有一个来自北京的女人独自下车，前往交涉，其他人则留下来继续愤怒。
北京女人进了饭馆，试图阻止那三人点菜，建议他们买点干粮带走，未遂。向导游和司机求助，也未遂。导游、司机看来与饭馆老板很熟，他们伙在一起，劝北京女人不要着急。
煎炒烹炸的油烟中，北京女人咳嗽两下，言辞激烈起来，其关键词有信用、权利、做人、回扣、大家，等等。迟归者中的一个冷冷反驳道：“大家都没说什么，你一个人就代表大家了”
北京女人满脸通红，疾返中巴车搬救兵。谁知大家都不肯当救兵，只是在车内嚷嚷一通，算做一种远距离的声讨。北京女人进退失据，在阳光下傻傻地干晒着。
三点钟，迟归者吃完饭回来，车上的人适时转移了话题，谈起奶茶和伽师瓜。中巴启动时，北京女人突然出人意料地提议，迟归者应向大家道歉。
全体游客一愣，当即鸦雀无声。都说于无声处听惊雷，其实许多时候无声处不一定有惊雷。汽车闷闷行进，远处牧场的羊群默默吃草。有人小声说：“得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一些人随声附和：“就是就是。”
北京女人冷笑，自言自语：“听说当年，日本鬼子一个人就敢管咱一个县，开始我不信，现在有点信了。”
无人接话，几个八九岁的孩子困惑地看着大人。中巴改换低挡运行，地势陡峭起来。
（叶添海摘自《课外阅读》2007年第10期）
顺着一条土路寻找父亲
◎铁马
仲秋，星期天，正午。太阳毒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仿佛要把土地、庄稼以及所有正在劳作的农人体内的水分烤干似的。知了热得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天空中也不见飞鸟。我的两个读小学的侄女儿显得有些失望，说：“乡下怎么连知了的叫声也听不到了”
县城离乡下老家并不太远，只有12公里的路程。我们在城里吃了午饭下乡去看望父母，坐的是弟弟开的新“现代”。新车的空调很好，冷风吹得我几乎忘记了现在正是仲秋季节。虽然通往乡村的路况不是很好，但车速还是很快，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到村口了。打开车门，一股热浪袭来，心想这“秋老虎”真厉害！两个侄女儿直喊：“好热！好热厂乡下太热了！城里有空调的生活使她们有些后悔不该下乡来。我们从新“现代”里钻出来，脚一踩下去就扬起一层尘土，走了一段凹凸不平的土路，到家门口已经是浑身汗水了。
母亲正在做饭，我看见她撩起围裙擦拭被油烟熏出的眼泪，却没看到父亲的身影。回来的路上我们还在车上说，父母此时肯定在家里吃午饭呢。我问母亲：“爸呢”母亲一边炒菜一边回答：“还在地里摘棉花呢。”我听了一愣：“这么热的天气还在地里干活，都六十好几的人了，简直不要命！”母亲说：“你爸呀，干起活来就不知早晚。你们吃饭没有”
我没有回应母亲的话，径自沿着通往我家棉花地的小路去寻找父亲。我看着连片的棉花地，棉花在秋阳下泛着苍白的笑脸，棉花的秸秆、枝叶显得有些耷拉。而我却没看见有一个在棉花地里摘棉花的人。我想这个时候的农人都应该在家里摇着蒲扇乘凉、打盹，或者正吃着午饭呢。此时只有我的父亲还在劳作。而那一人多高的棉花地里，我的父亲在哪儿呢
我顺着那条窄窄的地埂找到我家的棉花地。可我没有看到我的父亲，却看见了两三只硕大的蛇皮袋和一大堆新摘下的雪白的棉花。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与土地和庄稼太生疏了的缘故，心里有些着慌，朝棉花地大喊了几声。父亲听见了我的叫喊，“哦”地应了一声，才从那一人多高的棉秆丛里探出脑袋来，汗水在父亲通红的脸庞上直往下流。我有些责备地说：“爸，该回家吃饭了，妈在等你呢。”他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似的，有点答非所问地说：“你把路旁的棉花装好掮回家晒晒，家里楼上还有好几袋呢，下午把它们拉去卖了。”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责备：“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