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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的一位教师描述过自己理想中的讲堂：安静而整洁，窗外景色宜人，讲座人的座位比较高，学生的座位也固定排列。当然，现实与他的想像相反：“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房子，也不相信这样的房子在哪里造过。”
今天，当人们徜徉牛津、剑桥，在一幢幢庄严恢弘、镌刻着历史印记的建筑中流连忘返时，往往会忽略一个事实：这些令学校、校友引以为傲的建筑，是14、15世纪乃至更近的年代才建造的。
这也说明了，大学的诞生，不在于建筑物或者某种建筑模式。相反，如一位哲学家所说：“中世纪的大学是由人建成的。”
希腊和罗马均有高等教育，但并不因此就成为大学的雏形。原因很简单———苏格拉底是不发毕业证书的。
直到12、13世纪，对结业证书的需求，形成了最早的学位。那时，“硕士”学位意味着具备教学资格，而“博士”就是获得合格证书的教师。
除学位制度外，大学的建立，更有赖于学生阶层的出现。在12世纪的波洛尼亚，已有几百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学生聚集于此。他们租借当地居民的房子为住所，为互相帮助、保护，抗衡当地居民，他们组织起来，形成联盟。与此相应的是，教授们也组织了一个行业协会，处理教师内部和对学生、对居民的事务。在这两个社团的相互作用下，大学开始了制度化的历程：院、系出现了；校长、副校长、学监等一系列管理者出现了；甚至高级校务委员会也出现了……在与当地居民的多次冲突后，在国王和教皇的权力平衡中，大学终于成为一个能够自我管理，并完成“培训学生”这一主业的组织。
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学传统中最宝贵、最直接的一个方面。以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制度，很快被欧洲各地复制。到中世纪末期，欧洲已有至少80所大学。大洋彼岸的美国也翻版了英国的学院模式，沿用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大学兴起之时，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学术复兴期。显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在大学之前，欧洲人学习的是传统的“七艺”———语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当这些原理与概念讲授殆尽后，教育似乎进入了一条死胡同。恰在此时，大量新的知识传入欧洲。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名字，点亮了人们心灵的天空。人们不再为用罗马数字做乘除法而感到痛苦，平面和立体几何进入了教学内容，亚里士多德成为整个欧洲的导师……正是插上新知识的翅膀，大学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起飞———它冲破了教会学校的束缚，创造了多学科的学术体系，吸引了越来越多渴求知识的青年。
令人诧异的另一点是，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比人们想像的更开放、更自由。在法律、医学、语法和数学领域，他们能自由地进行教学与争论。即使在神学和哲学这两个“敏感地带”，很多人也并未觉得被束缚了手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延续着学术传承的活力。
如今，大学已存在了近千年。
对比今天的现代化大学，诞生之初的大学是多么的粗砺、原始。然而，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事物的最初形态却往往更接近它的本质。因此，在高等教育成为热议话题，大学的改革、发展牵动人心之时，追述大学诞生的几个要素，思考大学的特质，也就更显必要。
从敌人到人
狄马
林达在《一路走来一路读》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后期，罗伯特·李将军率领的南军主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已深感没有取胜的希望了。为了减少民众和士兵的进一步伤亡，他决定投降。1865年4月9日，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与随从们先后骑马来到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镇，他们在一个叫迈克林斯家的二层红砖楼里签署了有关投降的协议。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充分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的助手奥特将军还特地提醒他的上司，应该在停战协议里写上，所有接受投降的南军军官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手枪和佩剑。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它。
一俟签字仪式结束，败军之将罗伯特·李即起身告辞，格兰特将军亲率随从相送。
当李将军一身戎装，如一尊雕像含泪离开时，在场的北军将士全体肃立，举帽致敬，目送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最后谢幕。
一场历时4年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当和平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的时候，参与者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每一个人都应该向房主迈克林斯要一点东西以资纪念。不一会儿，客厅里几乎所有的家具都被买走了，只有那个签字投降的桌子还留在原地。奥特将军也想带一点东西回去，可是他知道，凭他菲薄的军饷要买那张带有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几乎不可能。这时，房主迈克林斯向他走来，他说他想送一样东西给他，那就是这张桌子。这使奥特将军惊诧不已。他问这个和善的房主，为什么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迈克林斯笑眯眯地说，你还记得那个开小差的南军士兵吗？他是我的儿子。
奥特将军这才想起，不久前，战场上曾抓住一个开小差的南方士兵，被他的部下深夜带到他的面前。这个士兵又冷又饿，满脸疲惫，不停地解释他不是暗探，只是想家想疯了，趁着夜色逃跑，不料却误入敌阵。
这个诚惶诚恐的孩子思家念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同样想家的奥特将军，他神情冷峻地向部下吼道：“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等这孩子吃了东西，暖过身子，他就下令将他送出前线，并叮嘱道：“快回家吧，再别回来了。”
“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这几句看似家常的话十分关键，它指出了这个故事背后那超阶级、超政治的伟大本质。
首先，当奥特将军说“这小孩”，而不是“这敌人”、“这俘虏”，甚至“这叛国者”、“这反动分子”时，他在内心已自觉地将这个误闯敌阵的士兵作了身份转换。这个南方士兵，也许他曾向北军的战壕扔过手雷，也许他曾将枪口对准北方的兄弟，也许他曾跟从南方州的议员痛骂过“北佬”侵犯他们的家园；但在今夜，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想念父亲的孩子，一个有家归不得、常年征战在外的疲卒。更具体地说，就是当他放下武器，慌不择路地出现在敌兵的阵地里时，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有恐惧，有软弱，有七情六欲的人。既然是人，他就需要衣物御寒，需要食物充饥，因而，首先不是需要〃隔离审查〃，而是赶紧〃弄点吃的，披条毯子〃。
其次，是奥特将军对这场悲剧根源的认识。当他说〃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时，就等于明白地告诉世人，制造这场悲剧的是〃战争〃，而不是在战争中拿枪的个人。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这个南方的士兵，也许会像所有的男孩一样，成为一名父亲眼中的骄傲，女孩梦中的主角。但战争改变了一切。或许，他内心深处像他的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一样厌恶奴隶制，但在战争来临的时刻，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信守一个喝井水长大的人最朴素的理性，那就是服从。
这使我想起了诗人一句的名言，〃爱是一种能力〃，问题是，是谁赋予了这个人化敌人为人的能力？是西方教廷几千年〃爱人如己〃的诫令催生了将军固有的怜悯，还是仅仅把自身的想家情绪投射到士兵身上就产生了伟大的同情？不得而知，也无须深究。
要知道，化敌人为人，有时只需要一句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一双紧握的手、一个面包、一条毯子。正如把人变成敌人，有时只需要一句话、一封信、一个冷酷的目光、一只攥紧的拳头、一顶纸糊的高帽一样。也就是说，从敌人到人与从人到敌人的路都同样短暂，只是一条通往天堂，一条却通往地狱。
摘自《读者》20007年第19期P58
林肯的鼻子
汪曾祺
我们到伊里诺明州斯泼凌菲尔德市参观林肯故居。林肯居住过的房子正在修复。街道和几家邻居的住宅都已经修好了。街道上铺的是木板。几家邻居的房子也是木结构，样子差不多。一位穿了林肯时代服装（白洋布印黑色小碎花的膨起的长裙，同样颜色短袄，戴无指手套，手上还套一个线结的钱袋）的中年女士给我们作介绍。她的声音有点尖厉，话说得比较快，说得很多，滔滔不绝。也许林肯时代的妇女就是这样说话的。她说了一些与林肯无关的话，老是说她们姊妹的事。有一个林肯旧邻的后代也出来作了介绍。他也穿了林肯时代的服装，本色毛布的长过膝盖的外套，皮靴也是牛皮本色的，不上油。领口系了一条绿色的丝带。此人的话也很多，一边说，一边老是向右侧扬起脑袋，有点兴奋，又象有点愤世嫉俗。他说了一气，最后说：“我是学过心理学的，我一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日安。”用一句北京话来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此人道罢日安，翩然而去，由印花布女士继续介绍。她最后说：“林肯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在生活上是个无赖。”我真有点怀疑我的耳朵。
第二天上午，参观林肯墓，墓的地点很好，很空旷。墓前是一片草坪，更前是很多高大的树。
这天步兵一一四旅特地给“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们表演了升旗仪式。两个穿了当年的蓝色薄呢制服的队长模样的军人在旗杆前等着。其中一个挎了红缎子的值星带，佩指挥刀。在军鼓和小号声中走来一队士兵，也都穿蓝呢子制服。所谓一队，其实只有七个人。前面两个，一个打着美国国旗，一个打着州旗。当中三个背着长枪。最后两个，一个打鼓，一个吹号。走的很有节拍，但是轻轻松松的。立定之后，向左转，架好长枪。喊口令的就是那个吹小号的，他的军帽后边露着雪白的头发，大概岁数不小了。口令声音很轻，并不大声怒喝。——中国军队大声喊口令，大概是受了日本或德国的影响。口令是要练的。我在昆明时，每天清晨听见第五军校的学生练口令，那么多人一同怒吼，真是惊天动地。一声“升旗”后，老兵自己吹了号，号音有点象中国的“三环号”。那两个队长举手敬礼，国旗和州旗升上去。一会儿工夫，仪式就完了，士兵列队走去，小号吹起来，吹的是《光荣光荣哈里鲁亚》。打鼓的这回不是打的鼓面，只是用两根鼓棒敲着鼓边。这个升旗仪式既不威武雄壮，也并不怎么庄严肃穆。说是形同儿戏，那倒也不是。只能说这是美国式的仪式，比较随便。
林肯墓是一座白花岗石的方塔形的建筑，墓前有林肯的立像。两侧各有一组内战英雄的群像。一组在举旗挺进；一组有扬蹄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