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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很少提她的名字，他们提起她的男人她的挚爱，那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如雪地里的鸿痕，悄然无息地被掩盖。可男人永离人世时，她的痛并不少于在男人最后岁月里长伴他身边的女人。
1891年，年方十九的她遇到了他。她出身贫寒，被他的才华和革命理想打动，立志于他共赴中华革命的水深火热之中。之后，她跟随男人，足迹遍及日本，新马一带，无怨无悔。男人的朋友曾题诗咏她——“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
那时，他的长子才出世，他已有了名分上的妻。那时，还没出现后世人们赞颂的另一段他和别家女子的爱情。那段峥嵘岁月或许是她最耀眼的日子，他与她为革命奔走，相濡以沫。她流亡到日本时，她是他的联络员，为他洗衣做饭，传递密函，运送军火。她对他的感情是乱世里坚韧的磐石。
跟随他生命中的男人辗转十余年，她患了肺结核，她担心会传染给他，于是她选择了默默地离开。
这一离别让两人的关系再也没有世俗地亲密过，男人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世人猜测她的隐退，她道：〃我跟中山反清，建立中华民国，我救国救民的愿望已达到。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非中山弃我，他待我不薄，也不负我。〃 她告别亲友只身前往南洋，隐居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椰风踪影，可会听到她的忧伤。她的躬身谢幕是生命里低缓而有力的留白，她已经过了他的人生。
她一直做孙中山身后无名分的女人，原名香菱，又叫瑞芬，排行第四，人称“陈四姑”。她的家族后人始终尊敬她，她在南洋的岁月当地侨界人士同样称她“孙夫人”名分和富贵在她眼里如过眼繁花，在男人的第二次婚礼隆重上演时，她静静地说：“中山娶了宋夫人后有了贤内助，诸事顺利了，应当为他们祝福。”
她云淡风轻的表情和话语里沉匿了多少烽火岁月里累积的真情，她对他始终无怨。她跟随他的十四年光阴，是她最美好的季节。是甘愿，就不怕难；不甘愿，才放声哭喊。他的一只珍贵的怀表，上面有她的名字，只赠与她。岁月将爱情渐渐洗去光滑的影子，爱情的信物藏下了她一生的情感。
他是伟人，她只是平凡女子，他需要被人仰望，于是，她选择被人遗忘。人间世俗的情感与革命理想本无冲突，伦常之理却将她的感情深深掩埋。岁月将她嬗变成沧桑老妇，她在世人的遗忘里更显安详。1960年，在瑟瑟秋风中，她的生命安静的画了一个句号。这个淡泊宽容的女子葬于香港荃湾华人永远坟场，享年87岁。
人们需要记取与遗忘的东西一样多。她与他一起走过的日子，仿佛黑暗的天幕抖落一地的岁钻，镶嵌于他荣枯的岁月，让她一世珍藏。他告别人世后，她是他不经意散落人世的遗物，她低调的人生令很多世人不知道她曾经来过，不知道她曾经如火如荼的与他恋过一场。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24
大提琴家的护身符
● 余笑忠
2007年4月底，两位俄罗斯名人相继辞世：一位是叶利钦，俄罗斯历史上划时代的风云人物；另一位是罗斯特罗波维奇，著名的大提琴家，同时也是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他们都安葬在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墓穴距离只有数米远。
罗斯特罗波维奇留下的遗产有哪些对于我们是最珍贵的呢？
罗氏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是20世纪一大批大提琴作品的催化剂——正是由于他出色的技巧和对音乐的杰出诠释能力，许多作曲家为大提琴谱写新作品，并希望由他来演奏。同时，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指挥家，不是因为独奏技艺江郎才尽了才被迫“改弦更张”，他在旅居美国期间，接手华盛顿交响乐团后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但罗氏不单是一位音乐家。他被迫离开祖国，却是因为索尔仁尼琴之故。为了让处境艰难的作家能够安心创作，他将索尔仁尼琴接到莫斯科郊外自己的家中，这一住就是四年之久。后来，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罗氏高声抗议的结果是：被赶出大剧院，被取消演出，最后只能远赴他乡……
在与索尔仁尼琴相处的岁月里，罗斯特罗波维奇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政治”概念与音乐及他的演奏信仰都密切相关，他在帮助作家的同时也使自己避免了最终有可能降低甚至扼杀自己天赋的一切。这信仰是：“良心是创作所必需的最神奇的力量。不是智慧，而是良心。”
罗斯特罗波维奇有过艰辛的少年时代，他的父亲是一位大提琴家，不幸英年早逝，这一变故迫使他很早就思考这样的问题：我的精神支柱在哪里？是谁主宰着人的生命？他把这些令人备受折磨的思想隐蔽起来。他的一家曾得到过素不相识的人的慷慨接济。20多岁的时候，他还在家中的一角保留着一堆糖纸，那是一位女钢琴家曾给他吃过的糖果。在贫穷的岁月里，那堆糖纸是他的隐秘的护身符。
不知道在凭吊他的人流中，是否有人在他的墓前压上一叠糖纸？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45
窗外人生
●王呈伟
窗子里的人喜欢往窗外看，看外面的景物随四时而变化，看春天花开，看冬日雪落，看风乍起，吹皱一池秋水，看雨飘落，路上的行人在夏雨中匆匆走过……
人确实需要向外看的勇气，不能囿于一室之中，泯灭突破藩篱的渴望。人在屋里憋闷得久了，倦了，懈怠了，视角就凝固了：这不是体力上的疲惫，而是心智上的衰竭。这时就需要窗子里的人走到窗前，适时放飞一下郁闷的心情，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思想就不会霉掉，人只有在天地间才会多些悟的灵感和做的创意，从容澹定之中，情感才能归于平和，真知方可还原朴素。生活在高楼大厦中被钢筋水泥日益挤压的人群不应只是伏案工作这一种姿势，人的生命也不应只有勤奋这一种底色，人的视野更不该只有室内这一种视角！什么时候能表现出那临窗极目的舒昂，这不仅是一时的心情，更是一种人生的气度。
唐人的窗外别有一番天地，“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门窗俱开的气势也只有唐人做得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凭高远望，极目江河湖泊，才能看懂化外之境，天地间凝结的浩然之气尽被唐人望收眼底，一览无余。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角的诗化，一种眼光的睿智，更是一种胸襟的开放，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缩影。那种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人生价值观，传承为史书中的一脉奇香，引领后来人书写自己的人生。唐人的诗性内含风骨，高蹈得让那些只会追逐利益的后人满面含羞。
宋人的天地似乎是小了些，“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天空从方塘中赏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情感交流也要隔着墙。已然没有了穿行天地间的大气，仅剩下移花接木的才气，收回可极八表的目光，定格成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偷闲。从此，大宋庭院的天空悬挂上一颗颗多感的心，从“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放与自信，演变成“倚门回首”的秀气与精致，目光不再远行，直把雕塑雕成了饰物，放在手中把玩，舒缓自己难以排解的感时伤情。即便宋人有将山水缩龙成寸的智慧，可这窗外庭院的视角也是狭隘多了。
清人是背着一肩负担看窗外的，平添了许多无奈，把凭窗的浩叹写进小说，借形象的虚拟隐晦地传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冷眼旁观。蒲松龄的聊斋算是打开了一个与普通人对话的轩窗，让山野之人进来，让渔夫樵子进来，让他们身上的清新之气驱散狭小空间封闭了太久的腐气，晦气，浊气……可这种胸襟只体现在落第举子的身上是有清一代学子的悲哀。曹雪芹来得率性，径直走到外面，从广阔的天地反观自己的书斋，悟通了人世间的百态人生，“世事洞明皆学问”——他饿着肚子依然能行走在大天大地里，用历经风雨饱润沧桑的笔触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文字，这是行走在天地间高傲的灵魂，是真正的读书人最后的尊严。在这本可窥一个王朝背影的大书中，让人看到了从兴盛到末路的历史，他开的是封建社会的天窗，容尽了世间的沧海桑田、风花雪月。
凭着这一扇扇历史中的大窗，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史册的书香中向我们走来，用生命奏出金石般的声响扣开我们日益禁闭的心扉。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埋头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窗下囚徒，要从窗内的局促中走出来，任目游万仞，让思想远行。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17
翅膀下的风
● ＇美国＇喻丽清
最近读到一本日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小孩子为什么要上学”，里面提到他小时候很怕死，所以一生病就吵闹不休。有一次因病住进了医院，当然更是怕得要死，后来他母亲就对他说：“你放心吧，要是你真的死了，我会把你再生出来的。”于是他就安心了。
可是过不多久，他又很不放心地问他母亲说：“那你生下来的那个小孩，怎么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母亲就说：“我会把有关你的故事每天一件一件的都告诉他，最后他不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了吗。”
大江的意思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做人的义务之一就是要把我们所思所想所经验的尽量地告诉别人，而文学就是这样传下去的。
我读了那本书很受感动。他说的虽然是文学，可是我却觉得他母亲的爱才是更了不起的。
爱不也是这样传下去的吗？
后来大江自己有个儿子患了严重的自闭症，他的母亲就叫他把孩子送到乡下来由她抚养，可是他的妻子拒绝了，她说养育子女是她自己的责任，不应当把它推给老人家。抚养自闭症的孩子是非常辛苦的，一直到他们发现孩子在音乐方面很有天分时，他们才松了口气。如今他儿子已经是个有名的音乐家了。
这是两个成功的母亲的例子。
在我们一般人的背后，也许并没有像文学家笔下那么动听的故事可说，可是有时候做母亲的不经心的爱，却能成为儿女心中永远的幸福。
以下就是我和女儿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女儿小的时候，第一次存了许多的零用钱想偷偷地给我买一件母亲节的礼物，因为每年学校里快到母亲节的时候就有个义卖会，摆了许多的小摊位，都是捐赠品，所以孩子们才买得起。我女儿千挑万选地买了一只绿色的玻璃花瓶，她提着纸袋兴高采烈地回家，可是在路上一不小心纸袋子掉在地上，把玻璃瓶给打破了。她伤心得不得了，回到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大哭了一顿。我其实比她还要心痛，到现在还记得她伤心的样子，到现在我还恨不得能在半路上替她接住那只花瓶。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无从挽回，还好我想到了一个法子，最后让她破涕为笑了。
这件事过去20年了，没想到20年后有个出版社要我写本儿童书，主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