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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长型业务与学习型气氛。新业务与新的管理模式在新的时代更能产生新的机会与发展空间，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大大加强，任何的创意的价值只延续较短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新知识，一个好单位是鼓励并为这种学习提供大量资源的组织，而且在学习管理与全员学习上形成了一种崭新环境。
6、对个人偏好与特长的善用。这个时代的新员工更有表现自己个性的特点，而且说到底没有人是真正的没有价值与没有优点的，而只是看我们放他在什么岗位上。今天好的单位不只是提供规范的管理与公平的机会，也要在发现个人特点，与善用个人的特点上有更加创意的管理模式。
7、找得到工作中与工作外的社会交际机会。一个人既可以在一个单位中变得被隔绝，连对象都找不到；一个人也可以在单位内外有很多的交际机会，在技术、管理、经营与个人方面均有相当好的社会连接口。在几年之后，我们会发现发展的条件会有很大的差异。
8、优秀品牌、阳光型领导与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在就职的时候需要一点点体面、一点点被感召还有公平的感受，与其他因素相比，我把这些因素放在最后面，他们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单位拥有了前面的那些，你甚至可以帮助改善品牌表现、成为阳光型的管理者与帮助建立那样的考核体系。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22
感受艰辛
●徐卓然
媒体上并不缺少催人泪下的苦难故事，我习惯性地视之为吸引眼球的“温情诱饵”，一阵无奈的欷殻е蟊憬渖ㄈ爰且洳挚獾年戈埂？嗄讯杂谖依此凳且桓龈叨瘸橄蠡拇视铮芴寤岬降牟还羌冈蛴∠笊羁痰墓适潞偷阕盒缘男奘斡锇樟恕Ｖ钡角坑辛Φ氖泳醭寤魅梦腋芯醯绞裁词羌栊潦保曳讲啪颍何ㄓ邢质档募栊敛攀钦嬲目嗄选�
我永远无法忘怀那个被太阳炙烤得近乎窒息的炎炎夏日，往日已经被防盗窗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被分割得更密了。我家住的楼要进行全面改造，被太阳烤得滚烫的脚手架像爬山虎一样攀上了大楼，在脚手架上还穿梭着一个个忙碌的身影，而一位上身赤裸、汗流浃背的民工汉子正蹲在窗台前的一块脚手架板上，叮叮咚咚地敲着什么。
我在空调房内做着作业，直到这位民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汗珠在一颗一颗地冒出来，然后沿着那黝黑又略微弯曲的脊背缓缓地滑落，在汉子的身上留下一道道汗渍。汉子转过身时看到了屋内的我，微微扬起眉毛又紧紧蹙缩在一起，他看见我，竟有些胆怯地收起了眼神，然后转过身，继续劳作，似乎是在以满背的汗珠来证明此时此刻生命不可承受的艰辛。
我有些惭愧，便去厨房倒了一杯清凉的水，想给暴晒下的汉子一点清爽。我打开窗户，一阵灼人的热浪迎面打在我的脸上，我小声地招呼着这位汉子，然后微笑着朝他晃晃我手里的水。汉子表情木然地转过身，眼神中闪过什么又重归平静。我想把水递给汉子，可是防盗窗的夹缝太窄了，这杯水怎么也送不出去。汉子依然表情木然地看着我，伸出来拿水的手有些软弱无力地搭在窗台上。我有些窘迫地收回杯子，小声地说：“大叔，稍等一会儿吧。”然后，我有些惴惴不安地去厨房换了一只小杯子。当我回来时，却惊异地发现汉子的手仍然搭在烫手的窗台上，整个身躯和我离开时一样保持不变，就如同一尊活生生的雕塑，除了那身上滚动的汗珠。我再次把杯子递给他，他那凝滞的眼神方才动起来，喝了一半，想再喝，便用舌头润了润开裂的嘴唇，但还是放下了。我急忙说：“大叔，喝完吧，我替你倒！”汉子竟像没听见一样地弯下腰，拾起榔头，终于嗫嚅着说了一句话。我原本以为他会感激，不想他却低沉地用不知是哪里的方言说：“你房里的空调好凉快啊。”我怔住了，心头泛起一阵酸楚，连忙说：“大叔，那我开着窗，你也凉快凉快吧。”汉子转过身，表情凝重地注视着我，我看到他的眉头紧锁起来，又低下头，然后小幅度地摇摇头，用那双汗津津又布满老趼的手默默地将窗户关上。我无语地站在窗前，我明白：我应该离开窗前。让一个苦难的人在与之咫尺的幸福旁劳作，无疑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当我再次回到我的房间时，窗口的那个身影已经离去。我发现窗台上还搁着那只杯子，拿过来一看，杯子里仍然留着半杯水，而在纸杯洁白的杯口，则留下了一个黑黑的唇印。水有些发烫，怕是被太阳晒烫的，而我的心里有些发凉。
我与汉子之间似乎有一层隔阂，这隔阂绝不仅仅是那窗户和防盗窗，还包括更为牢固的心灵隔阂。他向往我的生活，或许更实际地向往那一身清凉。窗外的热与窗内的凉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火与冰的两个世界，现实的残酷就这样鲜明地体现在窗内与窗外之间，这之间有无法逾越的鸿沟，我明白，他更明白……我原本希望汉子的一个微笑，但他却始终用冷漠来回应我的热情。我有些疑惑，他应该渴望这些关怀，却为什么有这种令我无法理解的木然？
我低下头，端详着杯里的半杯水，又回想起那只关上窗户的手，他似乎在拒绝我的帮助，这难道是“不吃嗟来之食”的清高吗？不，应该不会。我思索着，却被一个令人心惊的答案猛然地震了一下：他已经主动地排斥了这个不属于他的群体，现实给了他教训，他不可能融入社会这座金字塔的中上层，他的使命就是永远地在最下层用自己的体力来托起这座沉重的金字塔。他当然向往上面的生活，但接触这些只能让他一遍又一遍地意识到判若云泥的差距，只能让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苦海中泛舟。在这种刺激下，他的感情麻木了，或许只留下一分对于故土亲人的思念。但他必须麻木，他若多愁善感，那一个个迎面而来的鄙夷神情会给这颗承载了太多负担的心再无情地加上一副沉重的铐链。
麻木、排斥、拒绝，他们戴着这样一副面具闯荡城市，但透过面具，我读懂了辛酸……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42
风中沙堡
● 张惠菁
有两个女人，她们的命运像是一种充满示现意味的对生。仿佛沿着历史的脊棱线纵走，一人在向阳的光处，另一人在向阴的暗处。但某一日，历史忽然翻了个身，光亮的便进入了暗影，黑暗的进入了光明。
这两个女人，一个是雷妮·瑞芬舒丹，一个是汉娜·鄂兰。两人皆生于二十世纪初，年龄只差四岁。都是美丽的女性，都曾与一个和纳粹有关的男人传出过绯闻。但他们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这使得她们在不同时刻，分处历史脊棱线的两侧。
瑞芬舒丹生于一九零二年，柏林。原本是个舞者，后来成了演员、导演。一九三四年她接受希特勒的邀约，为国家社会党的纽伦堡阅兵拍摄纪录片。这部《意志的胜利》，以及两年后受国际奥委会委托拍摄的柏林奥运纪录片《奥林匹亚》，均被视为电影美学的经典，影史上的重大成就。大战一结束瑞芬舒丹就遭到逮捕，入狱。因为是美丽的女性，人们也从未停止猜测她是不是希特勒的情人。
对于汉娜·鄂兰，这趟旅程恰恰是反向的。她出生在一九零六年。作为一个犹太人，她的青年时代正成长在反犹太氛围的步步进逼之中。十八岁，她爱上了师长海德格，两人的书信往返透露了不寻常的感情。对年轻的汉娜·鄂兰而言，那似乎是一段痛苦的爱。海德格已婚。并且，若说当时的德国正被割裂为两端，一边是跟随纳粹领导的“正确”的人群，一边是受迫害的、反抗的犹太人与共产党员等等，则汉娜·鄂兰与她当时仰慕的海德格并不在同一边上。海德格也许和瑞芬舒丹一样，即使不是直接地支持纳粹的意识形态，也是对它底下的牺牲者视而不见的。当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因拒绝接受政府禁止犹太人受教育的命令而被免职，海德格正是接替成为新任校长的那个人。
战前，汉娜·鄂兰参加营救**人士的活动，遭到逮捕，监禁五个月而后逃脱。一九三三年她离开德国，逃往法国，再往美国。经历惊涛骇浪的历史，她的哲学开展盛放。关于极权主义，关于恶的平庸，关于人的条件……战争结束，时间将从她被压迫者于暗处的位置，转向光亮的舞台一侧，她成为二十世纪无法忽视的思想与声音。年轻时那聪慧但神经质的美丽，蜕变为晚年舒坦放松智慧的笑容。
一人被丑恶包围之时，另一人正注视着美。一人站上发言台时，另一人背负骂名而缄默。在历史的脊棱两侧，两个女人的命运微妙地对称着。
造成命运位置的这道历史的脊棱，本身便是变动的。当犹太人遭遇迫害，被赶离家园、监禁杀害的大难之日，对汉娜·鄂兰和她的同胞而言，正像是一个世界的倾覆吧。而当国家与强人兵败如山倒，自己被暴露在胜利者的审判之前，这对瑞芬舒丹，又何尝不是原来世界的解消？
命运被给予一个地址，但只是暂时的地址。那地址有时使我们目盲。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当瑞芬舒丹关注于阅兵与奥运、镜头前的美学时，她或许真是没有看见，或者看见了而不曾理解那些被压迫流离的人。专注于一片叶子，便错过了一整座森林。
但风中沙堡消散，重组。睁开眼时，原来站在城堡里的，到了城堡之外。
也许那才是个起点，开始认识自己作为人的处境。
汉娜·鄂兰认为，只要改变了与时间的关系，人可以获得重生。重生的关键，不是遗忘，而是宽恕。在审判战犯的高潮时刻，她仍然谈论宽恕。不是去宽恕恶的行为，凶杀与暴行不能被宽恕。是宽恕人。那些在平庸陈腐的恶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之人。他们和我们一样。
她说人类生命是世界所造就的，每一个主体都同时是客体。她说：“多样性，是地球的法则。”
我总觉得，这正是看过了世间变换的沙中风暴，曾目睹历史正反面剧烈翻身之人，所说出的话，所养出的宽容。
至于瑞芬舒丹，我所知有限的、关于她后来人生的片段是这样：她沉寂了一段时间，不再拍电影，也许人们认为这位为纳粹拍片的导演已经完了，但她似乎用另一种方式看见她所关注的美。六十岁时她旅行到非洲，在努巴人的部落中住了一段时间，拍摄一系列照片。七十一岁她学了潜水，进入热带海域彩色缤纷的世界。九十三岁那年苏丹内战爆发，她冒险前往，探视当年曾在她镜头前的努巴人，直升机坠毁，却只伤到老太太的肋骨，她活了下来，这惊人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注定要睁大眼睛见证动荡二十世纪的完结。她死时是21世纪2003年，活了101岁。
“多样性，是地球的法则。”汉娜·鄂兰说。这句话，当瑞芬舒丹带着她的摄影机，潜入海底，在海流中与一朵舒展绽放的海葵对望时；当她在战鼓声中到了苏丹，看见在黝黑的皮肤上涂擦白色粉末，祭悼亡灵的努巴人时，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