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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那句话了：
“这是‘刘家炸酱面’，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面了。”
而所有童年甜蜜与幸福的回忆就会跟着那一碗特制的面食回到眼前、回到心中了，不是吗？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了吗？
但是，这并不是我今天要写这几千字的最主要的意思。
我今天真正想说出来的话其实并不是在那一碗炸酱面上，但是，又好像也是在那一碗炸酱面上，只是，不知道该怎样正确地说出来而已。
这几年以来，别人在说我的另一半的时候，常常爱用打趣的口气来形容他。说他家有“名妻”，说他宠太太或者甚至怕太太之类的笑话，而我们夫妻两个也总是凑趣来应和，从不否认也不纠正，甚至有时候还会主动向朋友提供一些这一类的所谓的“新闻”，好叫听的人皆大欢喜。
但是，我心里其实是很明白的，朋友说的都是些善意的玩笑。在真正的人生里，我的丈夫才是那个不断提携我引导我往前走、用他的一切来影响我的人，他实在是我“比较好的另一半”啊！
母亲在世的最后五年与我们同住，在那段时间里，我的丈夫常常会每隔半个月左右就做一次炸酱面给大家吃，每次给岳母大人煮面的时候，都会多煮一会儿，好让面条软一点，好让我的母亲吃的时候容易下咽。
而我起初还没有发现，还跑到厨房里去质问他为什么把面煮得那么烂，还问他是不是实验室里有些什么难题影响了他煮面的成绩。
而我这位学科学的丈夫，在台湾用自制的雷射做雷射雕刻并且声名已经传到海峡对岸去了的丈夫，却对我轻声说了一句：
“不行啊！面不煮烂一点，妈妈会咽不下去的啊。”
然后，他继续耐心地等待着那一锅面，并且，当他把给我母亲的那碗面盛出来，交到我手中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要我感激的意思，好像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好像要我端出去的那碗面是要端去给他自己的母亲一样。
在那一刹那里有些什么东西从我心中满溢出来，我想，那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要说出来的话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10
冷静去听“我爱中国”
●毛志成
中国人自己说“我爱中国”，我爱听；外国人说“我爱中国”，我更爱听。我们中国人自己说“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当然不爱听；外国人说“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尤其不爱听。为什么？我是中国人，爱国嘛！连这点“朴素的爱国情感”都没有，还叫人吗？？
不过，入实地追问一下：我们中国人真爱中国人自己吗？外国人真爱中国人吗？似乎有时也真让人拿不准。？
我所见的“同胞”中，别瞧在什么公共场合（尤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把“我爱祖国（中国）”之类的歌或话唱得很响，说得很热。但一转脸就会改调为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提到“人家外国”时便夸个不休。外国人到了中国，说“我爱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的还上升到“我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切实见到我们中国人的某些行为和习气时，嘴里不说什么，但耸一耸肩、摇一摇头、颇有憾意的也不乏。？
对上述的事，我建议不要匆匆表态，更不要说那种“一言以蔽之”式的死话，应当把话说得活一点。中国人说中国自己这也出色那也出色，是外国人的当然崇拜对象，这话可以听但不可信。中国人说外国人这也棒那也棒，并且用我们中国人的“访外见闻”来作证，我看这话也只是可听但不一定可信。外国人来到中国，用他的见闻将中国夸成宝贝、鲜花，这话同样可听不一定可信。反过来呢，见了中国的某些阴暗面或某些中国人的不光彩行为就来个彻底否定，这话听到了也就听到了，最好不要深信。正所谓：美人家家有，丑人也家家有嘛！？
但是该信的时候就要信，不必故意唱反调以示自己的高明。例如中国人说中国很行，要信；说中国不行，也要信。中国人说外国很行或很不行，有时也要信。外国人说中国很行，要信；说中国很不行，也要信。关键是说得有根有据，是公正之话而非情绪之言！？
不过，在这一切话中，有一种侧重于说“我们不行，至少现在还不行”的话，若是说这话的人不是出于赌气而恰恰是对自己国家的真心负责，这话就尤其可贵。有责任心，才是真爱！？
外国人说他们的国家有很多不行之处的时候，是爱国。我们公开承认我们中国尚有很多不行之处的时候，尤其一并说出如何真行起来，同样是爱国，甚而尤其是爱国！外国与我们中国比谁“很行”，我们若是比不过，这当然不愉快。但是在比谁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比不过，更是一种可忧。？
有责任心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才是高品位的爱国。而最严肃、最真实的责任心，又恰恰表现于对不足之处的坦诚批评，尤其是自我批评。？
当年毛泽东主席有两句十分通俗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当年我们干的不谦虚之事、骄傲之事实在不少。如将我们中国视为在物质生活上“幸福生活万万年”，在精神品位上“六亿神州尽舜尧”，在国际地位上“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国力上将“世界上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的人”排除在我们中国之外，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视为魔鬼，这是爱国么？可疑。同样，当改革开放之后，将外国、西方视为膜拜对象和追求对象，这是爱国么？也不是。？
今天，在文化领域中，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糟粕）视为世界文化史上的最精美标本；或是将西方文化（把马克思主义捧除在外的西方文化）视为最先进、最科学的楷模，这是爱国么？也令人不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老庄哲学、孔孟之道和《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经典名著，其实既不是神品也不是鬼话，理应当成正常的人学”去理解，这就是真义、本义上的爱国。对外国的、西方的文化品，上至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基督文化，下至文艺复兴文化、马列文化、现代实用文化，也应当既不奉之为神也不咒之为鬼，这也是最公正也最严肃的爱国主义。？
浅薄的甚而心术不正的“爱国”，无非是借“国”之名去谋己利，吃“国”以自肥。深层的特别是理性的爱国，往往不理会国别的不同名号，而重在于认识和改善国家状态和国民素质本身。？
我既见过中国同胞也见过外国人士。凡是品位较高的，他们大都对“我们国家如何”取超然态度，而看重的是人（无论什么国家的人）本身的素质优劣。“国”是由“人”组成的，这是基本常识。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人，如果自己的道德素质、精神品位颇高，他本身就是可爱的人，他必然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也同时尊重别的国家、别的民族。若是相反，一个人本身各种素质低劣，无可爱之处，无论是对同胞还是对异国人、异族人不是成心欺人就是安于被欺，不是凌侮他人就是取媚于人，与这样的人谈爱国实在无异于与蛇谈龙，与犬谈虎。国要自强，基础是人的自强。什么是真正的自强？自宠、自大、自傲、自狂都不是，只有自尊、自重、自立、自修（而又同时尊重他人）才是。？
眼下不少的人高谈爱国，大议外国，我都不感兴趣。我最大的关注、最大的力气、最久的时间、最多的兴趣，仍用之于去关注我们同族、同胞内部的相互触摸方式。官压民，民哄官，上层之人愚弄底层之人，底层之人巴结上层之人，以及同等人之间的互欺互耍，绝对不是罕见的现象。在这样的基础上奢谈“我爱中国”，说是有点滑稽也不过分。？
有人问我：“假如异族入侵，你会投降、当汉奸么？或是，你会成为民族英雄么？”我只能实事求是地回答“投降的事，我不会做，因为侵略者绝不是好东西；当汉奸的事，我也不会干，因为凡是当汉奸的人不仅人头太次而且也注定没有好下场，连外国人也鄙夷卖国求荣的下流家伙。至于我能否去当民族英雄，我的回答也是实事求是的：不会当，也不想当。权且不说十个民族英雄至少有九个是被自己的同胞（贬称为“叛徒”）出卖的，即使以今天而论，果真对外国坏人（无论是泛称为“外国侵略者”还是贬称为“外国强盗”）打心眼里憎而不惧、重而不媚者似也不是太多太多。如果我硬要当民族英雄，下场很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被叛徒出卖，一个是我的英雄事迹没有多少人相信。人家不说我是作秀，不说我是被炒作出来的假货，就已经万幸了。？
但是请听明白：人必须爱国！我也爱中国！要我到外国去做那里人眼中的“外国人”，并以此“自我感觉良好”，甚而拍外国人的马屁，我是绝对不会干的。也许正因为我到了外国，我对中国的热爱之情就尤甚。这是因为：越是到了外国，越感到“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一个符号，一个标签，而是一个我曾经切实触摸过并切实感受到她体温的可爱活体。她的呼吸，她的气息，她的形态，她的一言一语，将使我十分去想依偎她、拥抱她。包括她当初在我切实走近她时与我发生过争眇，以及相互间有过大小磨擦，这些也成了我带有温馨意味的回忆。不过我仍要说，爱国不是对版图主义、种族主义的愚忠式膜拜，而是对栖居在那里的活生生的人的感受和感知。因此，真正的爱国首先是爱那些以君子意识、正义品格、善良习性为主体的人群。也就是说，最本质的爱国是君子、义士、仁者才有的意识和行为。反过来说也一样，爱国的首要情愫是爱国中君子，国中义士，国中仁者。？
总之，君子、义士、仁者说“我爱中国”，我信。即使他们出于爱国而对中国若干不可爱处进行批评和疾呼，我往往更加笃诚地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中国。”若是由愚人、小人、恶人、伪人构成的群落说“我爱中国”，他们越是大声喊、天天喊，我越会认为他们的话非伪即贱，不能信！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40
乐活——快乐生活
●唐丹妮
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保罗·雷采用市场调查方式研究价值观与文化的关系时，意外发现了一群新的“文化创造者”。与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与革新旧的政党关系无关，这些新生人群正在用他们的社会行为创造出一个新世界。很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关注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以为只有举行反战、反性别歧视或反对种族歧视游行这类活动，才能影响社会；未曾想过可以通过关注自己和周围的人、改变意识形态来促使社会发生转变。针对这群文化创造者，保罗用了15年时间为他们想出一个好名字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即健康和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在中国被绝妙地音译为“乐活”。
爱生活的人，生活也爱你
“乐活”一词能成为当下欧美甚至全球范围最为时尚流行的字眼，自然有其道理；乐活集健康、环保、时尚于一体，是抑制现代城市中大量慢性疲劳症候群的最佳选择。它既简单又炫酷，既被新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