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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了这些居高临下、口气硬邦邦因而令人不快的行为禁令，还有一些禁令，比如“严禁袭击警车”、“谁砸检察院的牌子，我们就砸他的饭碗”———两者都令人产生了对这个地区的负面想象，而人们对这些禁令的麻木直至熟视无睹，也是大问题。
语言暴力遮蔽的行政不作为
研究文化语言学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申小龙教授说，这些体现着“语言暴力”特征的告示、禁令，是“官本位”而非“民本位”出发点的反映。他总结其语言暴力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这一点在农村常见的计生标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被群众称为“霸王标语”；二是低于起码的道德标准，如“不准随地大小便”之类，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只好诉诸道德层面；三是模糊权利，用义务本位而不是权利本位来要求受众，如“爱护电力设施人人有责”，把“人人有责”的范畴扩大化了。
“语言暴力”的另一面，则是“不应该遮蔽”。这些具有依法行政外观的法规，实质上遮蔽的是行政的不作为。以最为棘手的计划生育工作来说，“只生一个好”之类的劝喻和诱导不起作用，又欠缺了工作耐性，只好用命令式的话语来震慑群众，代替细致深入的工作。一些杀气腾腾的计生标语，就是行政能力低下、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的极端体现。
上文中所引“严禁袭击警车”、“严禁用公款打麻将”之类的禁令也是行政不作为的例子。《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规定“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在一起”，如果严格执行这一禁令，父女、母子、兄妹也不能同住。四川出台的交通法规，“不按规定走路方式走路的要挨罚”，让人莫名惊诧；而成都龙池镇和龙池景区为猴儿们制定“礼貌山猴行为准则”，“不许哄抢游客，做彬彬有礼的猴子”，就是荒诞了。这种宣传效果可想而知，是适得其反的“反宣传”。
禁令为何凶猛？
城市长官们已经意识到通过细节营造城市形象的重要性，并努力在各个方面向国际化接轨。2004年5月，云南省展开了一场高调的清剿，整治不良标语运动，3万多条被视为“有伤大雅、语句生硬、态度蛮横、狐假虎威、宣传效果适得其反”的标语被勒令从街头清除。而各地都有报道说城市警示语变得像“人”话了，比如说图书馆里“严禁喧哗”变成了“嘘，我喜欢安静”；玩具店里“不准乱摸”变成了“我很爱干净，请别弄脏我”。这些例子都表明，城市执政者和城市都在进步。
但为什么即使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措辞严厉的禁令仍然存在呢？这恐怕得到现实生活中找原因。申小龙教授说到一个情境：路口没车，但红灯亮着，这时候你会不会过马路？申教授说他自己的回答是会过，因此在他看来，由于国情的关系，严格的规定和执行还是必需的。比如“严禁随地大小便”，在外国人看来就是一句废话，但对中国人来说还是需要强调。
而有些禁令并非出于行政部门之手，是市民自发创造的。正如媒体去年所报道的，北京市宣武区金井胡同1号的墙壁上一度写着“小商小贩，禁止入内，违者暴捶狠打！！！”这样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标语，还在旁边挂了一根红色短木棍。起因是胡同里经常丢东西，居民们认为小偷就是伪装成小商小贩进胡同踩点的，于是写了这条标语，“效果特别好，自从写上标语后，胡同里的居民就没丢过东西。”类似的例子，还有“严禁倒垃圾，否则全家死光光”，附近居民说，狠是狠了点，但确实有效。
但实际上，这种认为“以暴制暴”式禁令奏效的想法只是自欺欺人，公权力惩恶力度的弱化则助长了这种错觉。它反映的是市民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缺失，而且，它的存在是城市之羞，是贴在“国际大都市”这个光鲜水晶苹果之上的创可贴。
正像翟华所说的，中国和世界水平到底相差多远？差别就在于中国还有这么多的“不许”、“不准”。什么时候这个长长的禁令单子只剩下一个NoSmoking（禁止吸烟），那么中国就真与国际接轨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4
紧握生命线
●＇美＇特瑞·阿当姆斯 ○ Wayhome 编译
一
亚伦·英格斯达姆看着他淘气的儿子卡特和几个侄子满屋子笑着跳着心情特别好，几个孩子像碰碰车一样冲撞着，还把枕头塞进衬衫里互相练起了拳击。十月的早晨，黄石河阴影处的河水已经地结了冰，河边的树叶也悄悄地改成了黄颜色，它们与房子里的阵阵笑声相映成趣。亚伦特别喜欢这种安逸祥和的气氛，也正因如此他才从华盛顿的伯灵汉搬回到他的家乡——蒙大拿州的悉尼小镇上居住。
亚伦开心地看着满屋子乱跑的孩子们。突然，卡特挨了一拳跌倒在地上。脑袋撞在了电视柜上，他手捂着耳朵哭了起来。
“没事吧，宝贝”，亚伦赶紧问卡特，又检查了一遍他的全身，没发现有什么伤口。调皮的卡特抹干了泪水，马上就忘了疼痛，把枕头重新塞进衬衫里，又加入到与堂兄弟们的“战斗”中去了。
睡觉的时候，亚伦和安妮发现他们的儿子走路有点儿摇晃，还以为这是因为儿子这一天玩得太累了。刚换上了红蓝相间的“超人”睡袍，他就倒在了床上。“我耳朵有点儿疼。”儿子对他们说。安妮帮着儿子翻了一个身，亲了一下他的脸颊，“晚安，宝贝”她轻声说。但她怎么也想不到，白天卡特的那次碰撞不仅仅是碰了耳朵那么简单，真实情况是他摔破了连接着大脑皮层和头骨的动脉。从外面看，耳朵上不过是有一个小小的红点，但颅骨内在脑压的压迫下已经开始在流血了。
清晨，英格斯达姆夫妇被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唤醒，他们飞奔进卡特的房间，想安慰一下孩子。那时儿子说话还很清晰，夫妇两个以为儿子做什么噩梦了。但是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卧室之后，安妮又听到了儿子轻轻的啜泣声。他们再次进去，发现儿子已经失去了知觉，无论他们怎么呼唤，也叫不醒他。亚伦赶紧把儿子抱到自己的房间，平放在苹果绿的天鹅绒被子上，他发现儿子身体已经湿透了，而且胳膊和腿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更严重的是卡特的两只瞳孔一只变大，另一只却缩小了，而且对光线完全没有反应。两个瞳孔大小失去平衡意味着他的头部遭受了致命的撞击。
“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亚伦大声对妻子说。
二
在大医院，急诊室通常是24小时有人值班，但是在小医院，下班后值班人员通常只是通过电话保持联系。如遇有紧急门诊，就得临时召集医护人员，可是卡特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巧的是那天早晨在悉尼小镇健康中心恰好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急诊室。当亚伦抱着卡特冲进急诊室的时候，爱德华·皮尔斯医生立即接过孩子，把孩子放到诊疗床上。确定了孩子两只瞳孔失去平衡后，皮尔斯医生决定立即给孩子做脑CT扫描。很快，他们把片子交给了亚伦，亚伦的手有点抖，他的腿好像被灌了铅，一动也不能动了。CT片子上有个灰色的影子——那说明在头骨里有大面积出血，卡特的生命危在旦夕。
所有的医务人员立刻紧张地投入到抢救卡特的工作中。然而，在悉尼小镇根本就没有脑外科医生。距离最近的能治疗脑外伤的医院在伯灵思，在此西南方大约250英里的地方。他们已经通知了航空急救班机，但是飞机来到还要一个小时，卡特也许根本就等不到那一刻。
卡特的伤势正在迅速地恶化，护士们已经开始给卡特使用呼吸机了，卡特的命只能寄希望于急救飞机的到来。紧要关头，伯灵思的医生却打来电话，说卡特的伤势严重，最好直接把他送到丹佛，因为在丹佛有一个专门治疗儿科神经的医学中心。丹佛距此地550英里，伯灵思愿意提供一架急救飞机送卡特前往，然而怕的是，卡特已经熬不到丹佛了。
在距医院一百米远的一座房子里，爱德华·博尔金医生全然不知在健康中心正发生的紧张场面。他正在准备进行早已安排好的一个手术，将一名患者的胆囊摘除。手术小组已经为即将开始的手术做好了全部准备。正在此时电话响了，是皮尔斯医生打来的，他说自己有一个急症患者，想知道博尔金是否有把握在一个三岁小孩的头骨上钻洞。博尔金立即感到呼吸急促起来。他是一个热心肠、普通的外科医生，每当周围的医生们需要得到一些自己研究领域外的帮助时，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但这次不同，这是一个大脑手术，并且他的手边根本就没有进行脑神经外科手术的工具。但博尔金也非常清楚，既然皮尔斯找到了他，那就是说，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挂断电话，看着他的同事们，大脑手术对他们来说是一样陌生的。但是别无选择，你必须面对。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必须时刻准备着接受挑战，竭尽所能也要做。嘱咐麻醉师照顾胆囊手术的患者，博尔金穿着他的手术服，急速地赶往急救中心。
当博尔金拉开急诊病床的帘子，他看见的是一个身体极度扭曲的男孩。胳膊向里弯曲，手紧紧地蜷缩着，一看就是脑部受了严重的损伤，护士们仍旧在帮助孩子进行人工呼吸。此刻卡特的生命完全靠他那颗幼小但却十分强壮的心脏来支撑着。
博尔金看了看孩子的父母，“我很抱歉”，他说，“但我会尽一切努力，你的儿子不会有事的。”
回到办公室，博尔金一边吩咐所有的急救组成员开始准备手术器械，一边在自己的记忆里搜索，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手术。但他明确知道一点，他需要帮助。他请手下的工作人员马上联系神经外科医生，哪里的都可以，无论在哪儿，至少可以问他一些有关手术步骤方面的问题。或许，也可以通过电话指导他们进行手术。
三
神经外科医生大卫·凡斯科正在丹佛的一家儿童医院做手术，突然他的寻呼机响了。从发来的诊断中可以看出，那个医生和患者是怎样的绝望。凡斯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求。他留下主刀医生继续完成手术，自己则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清理了一下烦乱的思绪，开始准备远程指导博尔金医生完成这个至关重要的脑外科手术。
医院的扩音喇叭就安置在离手术台不远的墙上，凡斯科的声音缓慢而清晰，生怕有一丝纰漏。博尔金开始手术了，首先他用手术刀切开了卡特的头皮，接着是头皮表层的肌肉，露出了头骨。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钻开头骨找到出血点。说心里话，博尔金医生真的没有一点儿信心，支撑他的是凡斯科坚定而沉着的声音。
大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室的器械是专门配置的，用于脑科手术的钻头更是需要配备踏板和防护系统，以免伤害患者的大脑和脑膜组织。博尔金医生手里的钻头只是一个整形外科用的普通钻头，一个电动的状如美发吹风机般的不锈钢器具，这个东西通常是用来剔除腰部或肩上的骨刺。博尔金医生必须加倍小心，以防止钻头进入太而深伤及脑组织，直接导致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