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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连晚年的遭遇也惊人地一致，都是“膑足盲目”，凄凉弃世。
1944年整个漫长的春天，吴宓先生都住在昆明大西门附近一栋老式木制楼房的阁楼里。每天从学校回来，吴宓先生要爬50多级楼梯，扶手已经很老了，像是经过了一百年，仿佛稍一用力就能拉倒。吴宓先生每次爬楼梯的时候心里总在嘀咕，“是它扶我还是我扶它”？战时的大后方没有电灯，晚上吴宓先生只能屏气吞声，慢慢地摸上楼去，像一条史书里的蠹鱼，没有丝毫的波澜。和昆明所有阁楼一样，屋子中间高四面低，吴宓先生进到屋里必须低头弓腰，才能过他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的教授日子，而他的三本英文著作，正是在这里写成的。
就在吴宓先生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先生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子，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
昆明的晚上有雾，师徒一行出得饭馆，光滑整齐的石板路在雾气里湿漉漉，雾蒙蒙。学生拥着老师，像一群依恋母亲的孩子。吴宓先生穿长衫，戴礼帽，携一文明棍，在那样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走在薪火相传的古道上，所有的喧哗和市声都被雾气清洗，没有人知道吴宓先生想什么、看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是对先生无比的依恋和浓浓离情。夜色渐深，两旁商铺的檐角偶尔有水滴滴落，打在同学的头上，打在吴宓先生的帽子上，打在后人记忆的湖面上，直到如今还在泛起层层涟漪，荡漾成1944年有关吴宓、有关清华、有关抗战、有关知识分子的种种回想。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40
向驯兽师学家教
王 悦编译
我在厨房里洗盘子的时候，儿子满头大汗地跑进来：“妈妈．嘟嘟不见了……”
嘟嘟是他的玩具猴。说完，小家伙又乒乒乓乓地向客厅奔去．我们家的狗小迪紧跟在他身后．不知道自己的主人为什么这么生气。
如果在平时．我会说：“别担心．嘟嘟丢不了……”或者“旱告诉你不要随便乱放玩具……”不论哪种说法都只会让儿子更着急。不一会儿，失踪的小猴就会引发一场家庭危机。但现在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潮湿的盘子上。既没转身也没吭声，因为我正在试验一套刚从驯兽师那儿学来的教育方法。
儿子司考特快5岁了，跟所有的调皮鬼一样，他可爱之极，但也有不少坏习惯；而我也和所有母亲一样，希望有一个完美的宝贝儿子．一个懂事乖巧的“模范儿子”。于是，我开始着手改造儿子。试验过不少育儿专家的“绝招”之后．我发现他们的方法在儿子身上统统失效。不知不觉地．我抛弃了理论和建议，拿起家长最常用的武器——唠叨和责罚。结果非但儿子的坏习惯没改掉，我们的关系反倒变得紧张了。
就在这时．事情有了转机。因为要编辑一本跟驯兽学校有关的书，我开始每天都到一所驯兽师学校旁听老师讲课。如何教大象画画，如何训练海豚做空翻，如何叫一鬣狗跳芭蕾舞，如何让狒狒溜滑板……职业驯兽师说这些奇迹背后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如果动物做了你希望它做的事，奖励它；如果它做了你不希望它做的事，装作没看见。
我突然想，这条原理对另一类固执但又可爱的物种——儿童．是否也适用呢？回家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把驯兽师的技巧用在儿子身上。如果他把一个玩具放回玩具箱里。我立刻连声夸奖．如果儿子放了两件进去，我就亲吻他。与此同时，我对乱扔在地板上的玩具视而不见，一句责怪的话也不说。在我的鼓励之下．地板上的飞机大炮、猫狗猴子越来越少了。
第二次去驯兽学校听课，我又学了一招——不相容法则。老师告诉我们，非洲冠羽鹤喜欢站在驯兽者的头顶或者肩膀上，为了让它们改掉这个坏毛病，驯兽师训练冠羽鹤站在一块彩色的毯子上。因为鹤一次只能站在一个地方．习惯站在毯子上以后，它们就不会站到人的头顶上了。老师解释说，想训练动物不做某件事的时候，可以教它们做另一件事。如果这两件事符合不相容法则．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以前做饭的时候，儿子总爱跟在我身后添乱，不是缠着我给他念童话书。就是跑到炉灶前跃跃欲试。学会不相容法则后，我在厨房里离炉灶最远的角落，放上一小盘洋芋片和调味汁。并告诉儿子要等到晚饭以后才能吃。果然．儿子每次一跑进来就被角落里的零食吸引过去，趁我不注意偷偷拿上两块，然后带着战利品匆匆逃走。他的小动作我其实都看在眼里，只是没出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小调皮在炉灶跟前捣乱了。
活学活用了驯兽师的技巧以后．我发现儿子越来越可爱了。驯兽学校的宣传语成了我的座右铭：“永远不是动物的错。”当我的育儿计划遭到挫折的时候，我不再怪罪儿子，而是采取新的办法。
另外．驯兽师还告诉大家．动物有些本性就连最高明的驯兽师也无法改变。我相信小孩子的天性也一样，如果儿子有些小毛病实在改不掉．我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俗话说得好：你不能教猫咪跳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23
像水一样流淌
作者：张建伟
从小，他就有从大学中文系到职业作家的绚丽规划，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1955年，他的哥哥要考师范了，但是，父亲靠卖树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供兄弟俩一起读书，父亲只好让年幼的他先休学一年，让哥哥考上师范后他再去读书。看着一向坚强、不向子女哭穷的父亲如此说，他立刻决定休学一年。不过，就是这停滞的一年，命运，天上，地下。1962年，他20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 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1961年这个学校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一年之隔，四个班考上大学的人数却成了个位数。他面前的这座高考大山又增高很多，结果，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
高考结束后他经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月，几十个日夜的惶恐紧张等来的是一个不被录取的通知书，所有的理想前途和未来在瞬间崩塌。他只盯着头顶的那一小块天空，天空飘来一片乌云，他的世界便黯淡了。他不知所措，六神无主，记不清多少个深夜，从用烂木头搭成的临时床上惊叫着跌到床下。
沉默寡言的父亲开始担心儿子“考不上大学，再弄个精神病怎么办？”就问他：“你知道水怎么流出大山的吗？”他茫然地摇摇头。父亲缓缓说道：“水遇到大山，碰撞一次后，不能把它冲垮，不能越过它，就学会转弯，绕道而行，借势取径。记住，困难的旁边就是出路，是机遇，是希望！”父亲又说：“即便流动过程中遇见了深潭，即便暂时遇到了困境，只要我们不忘流淌，不断积蓄活水，奔流，就一定能够找到出口，柳暗花明。”
一语惊醒梦中人。
1962年，他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将村小学任教；1964年，他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任教。后来，又历任文化馆副馆长、馆长。1982年，他终于流出大山，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1992年，正是这40年农村生活的积累，使他写出了大气磅礴、颇具史诗品位的《白鹿原》。
他就是陈忠实。
以后有人问他：“怎么面对困难与挫折？”老先生总淡淡地说：“像水一样流淌。”
像水一样流淌，这是岁月积淀的智慧。遇见困难，努力了，无法消灭它，不如像流水一样，在大山旁边寻找较低处突围，依山而行，借势取径。只要我们不忘努力，不断奔突，也一样能够走出困境，到达远方，实现梦想。
本文摘自《讀者》2007年第01期P10
小盒子，大爸爸
作者：＇美＇ 贝迪兹·罗斯诺
每年父亲节，学校都组织孩子们动手给爸爸做一件礼物。今年，儿子的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准备一只小盒子，里面要装上能代表爸爸的东西。第二天，他们要在课堂上装饰这个盒子。
这个主意挺新鲜，但我和儿子犯难了，什么东西能代表他爸爸呢？丈夫常用的工具太多太大了。我们也不能把他的书房塞进小盒子里。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鸭肉和羊肉，但装在盒子里，过不了几天，腐肉就会熏死人。
我们最后选中了一个黄色的网球和一只榔头。因为丈夫爱打网球，平时也爱做木工活——儿子的小树屋就是他爸爸亲手造的。对了，还有一张棒球明星卡片，因为丈夫是儿子所在棒球队的志愿教练。
然而这个盒子始终显得轻飘飘的，不是因为它太小，装的东西太少，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多大的盒子，和太多需要装进去的的东西相比永远都太小。盒子装不了温暖的拥抱和慈爱的亲吻；装不了那些为了看儿子学校剧团演出而耽误的商务会议；装不了那些精彩的睡前故事；装不了无数个教儿子游泳的周末；也装不了那些打雪仗的下午。
其实盒子里装不了的那些东西才真正代表了父亲，代表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25
心中有朵扁豆花
作者：黑白
“文革”期间，汪曾祺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迫搬进了拥挤霉湿的大杂院。汪老是个随遇而安气定神闲的达观人士，他把那间简陋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还用破缸种了一架扁豆让老伴画画。扁豆藤蔓越长越密，无数蝴蝶一样的小紫花次第开放，把前屋人家窗户遮得严严实实。
窗户后面，时常可见一双幽深的眼睛注视着汪老，注视着汪老老伴一笔一画地在宣纸上涂抹。
秋天里，扁豆花落了，小耳朵一样的扁豆长起来，汪老摘了几斤送到前屋人家，敲开门他吃了一惊，男主人五大三粗，脸上横卧着一条蜈蚣似的刀疤。见了汪老，男主人开口道：能不能送我一幅扁豆花？汪老马上答应，回家挑了一幅最好的送来。后来有邻居告诉汪老：你真是吃了豹子胆，敢把他家窗户遮得密不透风？他是本地地头蛇，坐牢十年人见人怕——可他对汪老总是极好，在窗口照面，一定会送来一个善意的微笑，那幅扁豆花，一直贴在他家显眼处。
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少年时骨瘦如柴，因为贫困，他甚至混杂在一群农民中去农场帮工，吃最粗劣的饭食，晚上累了，就睡在麦草垛上。后来他前往圣地亚哥求学，也是席地而睡，饿着肚子读书，每晚对着落日写诗。一天，在小酒馆里，两个流氓大打出手，聂鲁达上前劝慰，恶战双方的拳头同时砸向管闲事的聂鲁达，文弱的诗人哪里受得了流氓的拳头？但是，奇妙的一幕出现了：高举的拳头缓缓落下，松开成手掌，并且慢慢地犹豫地伸向聂鲁达：你是聂鲁达？诗人点点头。流氓的眼睛一亮，惊喜万分地说：我深爱的女子最喜爱你的诗歌。他注视着聂鲁达，眼睛里面不再有凶恶与杀气，而是充满了虔诚与尊敬。聂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