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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相信我，不论有什么事，我都是你的女儿。亲手杀死过很多人，这是真的吗？〃
父亲的眼里流出泪水，不作声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女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父亲用笔告诉女儿，他当年到过的中国的地方和杀人的数字。女儿目瞪口呆，问父亲：〃怎么能干出这么残酷的事呢？〃
父亲再次颤抖着用铅笔回答：〃我们是皇军。这是圣战。这才使得中国团结起来。〃
〃开始时很苦恼，但想到这是为了战胜中国，也就想通了。
〃那时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实在是做了不好的事。〃
女儿凑到父亲的耳边小声说：〃爸爸，谢谢你。让你回忆起痛苦的事，对不起，但是这样的好。把实情告诉我，父亲也稍微踏实一点了吧？〃
〃我接受这个事实，接受父亲做过的事。〃
父亲〃失语〃了，仓桥绫子却在父亲死后10年，在自己的笔下，倾听到了亡父的声音；
当父亲在国家不想对这场侵略战争谢罪的时候，她在小说中，以父亲的名义，作为一个人谢了罪，把〃被迫进行的战争〃变成了〃自己从事的战争〃。（见《战争罪责》）
仓桥绫子身上，有一种穿透父母那代人的脸、去倾听历史大音稀声的力量。
但在列岛，快乐的童年依然在沿途撒下鲜花与歌声，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因战后高速增长的经济，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生活形态大跨度地西化，给这代青年以多少诱惑，又有多少机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了父母那张一半朝着阳光、一半埋在阴影里的脸。列岛上下遍布着这样充满日本特色的脸，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怪诞。
源自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首诗《坠子之国》。作为雕刻家和诗人，大约是因为主要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理想与骗局肥皂泡般破灭的年代，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总以自嘲或自我厌恶的语气否定日本人。
坠子也是日本民间一种小手工艺品。将烟盒或药袋塞在腰间时，为防止掉落而在其绳端附上雕有各种人物、动物等形状的坠子，材质有玛瑙、珊瑚、牛角、象牙等，手工十分精细。在高村眼里，坠子却是没有生命的，再精巧也只是雕虫小技。但一次，当他看到出自名家的几件坠子上雕着些许人物，惟妙惟肖，让他一下认定这就是日本人最典型的脸——
颊骨突出，厚唇，三角眼。长得像是名人三五郎雕出来的坠子/失魂落魄神态木然/不了解自己汲汲营营/生命如鸿毛/爱慕虚荣/藏头缩脑不满现状/如猿猴，如狐狸，如鼯鼠，如鲨鱼，如兽头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高村一定是〃爱之切，恨之深〃了。其实，高村笔下〃一般的日本人〃，我们在中曾根康弘、太平正芳、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士等历任、甚至在现任上争议不断的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脸上看不到，在池田大作、胜田昭夫、松下幸之助、黑泽明、小泽征二、东山夷魁、高仓健等各界精英的脸上看不到，更不要说是最能体现日本女性气质、风度美的栗原小卷、中野良子、小鹿纯子了。
上世纪90年代访问过日本的梁晓声先生在他的访问记里写道：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点。'〃
我亦有同感。而且，在我看来，近些年相当多的中国男人、中国女人，倒显得〃汲汲营营〃，〃藏头缩脑〃，或有猿猴般的灵活，或有狐狸般的狡黠，或更善鲨鱼一样的撕咬。以至于几乎人人发出〃中国人素质太差〃这个仿佛是万古不磨的感叹，与此同时，许多人又在一个强烈的〃民族互憎感〃中，以形形色色见怪不怪的〃假冒伪劣〃，以过江之鲫般的大案要案，轻贱同胞，作践同胞，榨取同胞，这可能在时下环球各民族中尚找不到第二例……
但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凡要对待〃中国归来者〃，凡要应答仓桥绫子这样的后代，凡要谈论起这场战争，的确是遍布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
它们热情而又冷漠，充实而又空洞，坚毅而又暧昧，紧张而又迷茫。
可只要投去了其他对象，其他问题，它们瞬间就可能变得明净起来，和谐起来，真实起来，因此你可以说这张脸是一个四处游布的假面具。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8
运气
＇英＇克里斯廷。格尔曼
一位姑娘把一束鲜花放在火车站的书摊上，选取好一本杂志，然后打开钱包。那束花开始向边上滑去，我伸出手去将花挡住。她当即对我嫣然一笑，接着拿起杂志和花转身走了，我上了火车后，又在车厢里见到了那位姑娘，她旁边有还有一个空座位。“这里有人坐吗？”我问她。她抬起头说：“没有，你请坐吧。”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我想与她交谈，但又找不到话题，真是可笑。于是我就抬头看行李架。她的那束花放在上面，还有她的蓝色小提箱。我看见小提箱上印着她姓名的缩写字母Z。Y。这个名字不多见，我心里想。
火车开动了，驶出站台时，她站起身来推窗子。
“等等。让我来。”我说，连忙起来把窗子打开。
“我来来是想把窗子关上的。”她微笑着说。自然我表示了歉意，并把窗子关上了。从这以后就随便多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
“你是去度假吗？”我问她。
“不，”她回答说，“只是去和父母亲住几天。”
“我也是，去一个星期。”
列车员推着食品车过来了，我提出请她喝咖啡。
“谢谢，”她说，“从早晨4点到现在，我还未喝一口水。”
后来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当火车到达一个车站时，她站起身来，从行李架上拿下她的东西。我问她是否要下车，她说：“是的，要换车了。”“希望能再次见到你。”我对她说。
她说她也希望如此，然后下车走了。火车离开车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太笨了，连她的姓名也没有问。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我或许在这个城市里转上数年也不会碰到她。
而我很想再见到她，但有什么办法呢，关于她我知道什么呢？当然，我知道她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这又能告诉我什么呢？她叫“佐伊。耶顿”，还是“普诺比亚。亚罗”？不得而知。
返回市里以后，我翻看了电话本，以Y开头的姓有几页纸，但没有以Z开头的名字。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努力回忆着，有关她的情况我还知道些什么。她有一只印着她姓名首个字母的小提箱，她还拿了一束花。
花！她不可能是早上买的花，因为花店要9点才开门，而我们乘的火车是8点50分开。对了，火车站的西边有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花店。要看得见这花店，她一定是从西边进站的。
在西边停的有哪些公共汽车呢？我查询着，一共有3路，都通向市郊。
我还能想起些什么来呢？书摊，她在那里买了一本杂志。是什么杂志呢？我不知道，但我确实记得她挑选杂志的那个书架。我走到那个书架前看了看，上面摆放着各种杂志：《建筑业者专刊》《高保真画刊》《教师月刊》……她会不会是个教师呢？这不可能――她乘车那天不是周末。还有《电子学评论》《护士杂志》……难道她是位护士？
我突然记起来，在火车上她说从早上4点起一口水也没有喝。早上4点，说明她刚下夜班。
我又看了看公共汽车的路线表，其中有一路车经过一家医院――皇家医院。
我来到这家医院，站在门口的车道上，观察着该在哪里询问。我看到一间房上写着“问询处”正想往那里走去，突然一辆救护车飞快地驶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让开，我只觉得被车的侧面刮了一下，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我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你在医院。”一位护士告诉我。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的护士？”我问她。
“我就是，”她说“我名叫泽娜。耶茨。有什么事吗？”
“你不可能是，”我说。“任何一家医院有不可能有两个姓名首个字母都是Z。Y的人。”
我在那里想了好几个小时，思考着如何才能找到我要找的人。后来我与这个名叫泽娜。耶茨的护士说起那件事，她解开了这个迷。“我把自己的小提箱借给了另外一位护士，她的名字叫瓦莱里娅。沃森。”
我想见的她最后终于出现了。她坐在我床边，嘴角带着一丝愉快的神情。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她问道。
“运气，”我微笑着说，“就是一点小运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04
有一种爱我们还不认识
流沙
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她每天上的是夜班，回家途中，要经过一段荒凉的路，因为这段路没有路灯，她心里总是惴惴的。
但随着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都是平平安安的，她就放下心来。夏天来了，女人所住的小区里治安不太好，女人又开始惴惴不安。她的丈夫提出，每天接她下班。女人没有答应，因为丈夫白天工作很辛苦。
一个下雨的晚上，灾难降临到女人的身上。一个歹徒，在那段荒凉的路上把女人挟持了，不仅抢走了她身上的财物，而且还强暴了她。悲愤欲绝的女人，选择了报警。
但这起案件迟迟未破。女人的丈夫一直同情妻子，而且深深自责自己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
日子仍然波澜不惊地过下去。但一个细节，在家庭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女人在遭到歹徒强暴时，央求歹徒戴上安全套，说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那个安全套竟然是女人包里装着的。
丈夫对妻子的做法，根本无法理解。但是女人说，在包里放一个安全套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当生命遇到威胁时，不一定非要以命相搏。丈夫对妻子的解释感到屈辱，他认为妻子是肮脏的，他们开始了漫长的冷战。一年后，他们离异了，成了陌路。
这是发生在滨海城市里的一个真实故事，女人的做法，许多人都说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这种说法，让人感觉手脚冰凉。在一些道德家的眼里，女人的尊严是可以不必考虑生命的，女人在遇到性侵犯时，只有当一位烈女，才会有尊严。但是，她们的生命权利呢？
我也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