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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在当下的社会背景来看，这首先隐含了一种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在我看来是完全有理由的不满；同时，它似乎意味着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具备更强的人文底蕴且不论它是什么或者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了更多的人文底蕴，那么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取得更大成就，或更快发展。我们屡屡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前辈学者有何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甚至是“学贯中西”，而今天的学生或研究者是何等的缺少最基本的文化素养；我们需要培养大师，出路就是增强对（中国的）人文知识的了解，增加他们的人文底蕴。这一判断或教育思路，如果是针对人文学科的现状或人才培养，我尽管仍然有在此无法展开论述的怀疑，但由于我了解的情况和学识有限，同时也不愿得罪太多的人，因此保持沉默；但是如果是针对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或人才培养，我认为这种貌似合理的分析基本是错误的。
为了分析的便利，我在这一节的分析中暂且假定，所谓的“人文底蕴”就是指文史哲（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的素养。尽管这一假定注定会受到批评，认为太狭窄，但是我也只能一步步展开，因此从这里展开至少是有一点道理的。
我首先承认，社会科学研究确实需要一些起码的文史哲知识。因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孔子）；“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忘记历史，必蹈覆辙”（桑塔雅那）；没一点哲学，一个人终生都会是偏见的囚徒”（罗素）。哲学问题》，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但是，有这些知识既不是社会科学发展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取得成就的充分条件，甚至未必是必备条件。
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学人，近代许多前辈大学者确实都有很强的文史哲功底。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这些有成就的学者是否都伴随着相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更强的文史哲功底，而是，他们的成就是否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文史哲功底呢？在前一个命题中，文史哲功底只是一个“副现象”，主要是他们的生活时代带给他们的，是他们无法拒绝的；而在后一个命题中，文史哲功底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只要回想一下，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显然并不是同辈人当中文史哲功底最强的，有许多人甚至是当时的文化反叛者；常常被一些“老学究”斥之浅薄，指责他们没有读几本书就“数典忘祖”。而完全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传统了解不够，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制度变迁中才做出了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当中最出色的，往往都接受了西方现代的学术训练，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如果金岳霖没有留学，仅凭着他的文史功底，不可能开掘出现代的逻辑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冯友兰如果不是到了美国，既不可能撰写出《中国哲学简史》，也不可能撰写出今天我们见到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专研西洋文学并留学欧洲，钱钟书能否撰写出《管锥编》和《七缀集》就很值得怀疑。如果更客观的评价，因此可能有些大逆不道，即使那些我们今天仰之弥高甚至称之为泰斗的，既受过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同时也有很强的中国人文底蕴的前辈学者，如果放在世界文明和知识发展史中，放在社会科学的传统中，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对于学术的贡献并不如同我们夸奖得那么高。而当今的一些学者不仅就知识的前沿程度，而且就知识的贡献而言，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前辈学者。例如，今天中国经济学家对当今经济学的学术贡献可能要超过我们尊敬的陈岱老当年对经济学的学术贡献，尽管可能在经济学人才培养或其他方面仍然不如陈岱老。
问题因此变成了为什么我们会感到“今不如昔”呢？我想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中国的知识格局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一些阶段很类似，都曾比较重视所谓的人文在中国，主流是文史哲；在西方，主流则先是神学、历史以及无所不包的“哲学”等。进入现代之后，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各国都出现了知识格局的转变。例如，在西方，首先是神学衰落了，如今甚至传统的、以形而上为特征的哲学也衰落了。在今天，“著名哲学家”简直是一种矛盾的修辞，因为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维特根斯坦，无论是罗蒂还是奎因，大多只是在哲学圈子里才为人知晓。当然，也有某些哲学家为公众知晓，但往往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学术贡献，而是因为他的非学术的社会活动或个人生活方式，例如罗素的和平主义和反越战，例如萨特作为作家和左派社会活动家，例如福柯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和同性恋者。参看RichardA。Posner；PublicIntellectuals；AStudyofDeclin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1。在现代中国同样发生了并仍然继续着这样的变迁。社会的变化使社会需求的知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作为文化研究或古代思想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诸如“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研究已经不再具有传统的那种争夺意识形态正统的意义了，因为经学已经不是我们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了。我们称其为“学术”之争（其实，严格说来，那就是当时的“主义”之争），而出现了新的“主义”之争。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研究本身也发生了变化，经典文本不再在史学中占据惟我独尊的地位了，因为历史不再是正统的根据，其实，在我看来，传统的史学是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只要想一想两位司马氏的著作《史记》和《资治通鉴》就可以了。只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往往不为今天的大部分史学学者关注了，就如同今天学者考察甲骨文时不大关注这些文字产生的年代里使用这些文字所关心的那些问题一样。但这个判断应当有所限定，应当说传统史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有一些今天被保留下来了，但是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甚至是“人文精神”，例如古人的历史观。而是成了对于“历史真实”或“历史变迁”的追究；甲骨文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发生，考古学在这个时代才能发生。历史学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
尽管社会对知识的需求转型了，但是社会对知识的评价标准一定会有一个滞差，因为社会发展总是有一个滞差，社会对于知识的界定和接受也总有一个滞差。当知识转型迅速和急剧时，更是如此。由于路径依赖、信息费用的因素和“吾从众”的社会心理，任何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学术的评价往往沿用的是相对保守的标准人们不是以知识创新作为评价学术的标准，而还是可能用诸如博学、文采以及与传统热点问题的关系距离作为评价标准，哪怕这时的学术前沿已经改变，学术评价标准已经改变。社会和学术界的评价标准有这种错位或滞差很正常，并且也有正当理由。因为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在新知识还没有带来可见的明显利益之际，人们没有理由赶时髦、追风、当学术追星族；持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不仅对于学者个人是理性的（“专用知识”或“沉淀成本”），甚至，实用主义地看，对社会稳定发展和保持知识断裂中的外观连续性也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社会科学一定不如前辈的学问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许这种“今不如昔”的怀旧心态恰恰反映了我们的学术文化传统正在发生改变。
而且，在这种改变时期，往往会只是因为转型而造就一些“著名”学者，尽管就学术而言，并非顶尖学者。想一想，当年轰轰烈烈的围绕《孔子改制考》的争论究竟有多少学术意义或贡献？如果从学术上看，胡适的贡献有多大？最多是开风气之先而已。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所谓方法论，仅仅是一个命题而已，并没有多少方法论的分析和阐述，哪怕你不用细致辨析，也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他的所谓“实用主义”，其实就是引入了一个新词而已，远不如皮尔士、杜威、詹姆斯的分析论证细致，也不如他们深刻。但是社会变革毕竟创造了这样一批著名学者，由于人们并不深究“著名”的来源，也由于学术的社会资本与符号资本会转移有关的分析，可参看，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特别是在“学而优则仕”的没有专业化的社会传统中，人们往往会夸大那些“著名”学者的学术贡献。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今天“著名学者”少了反倒可能是社会科学的一件幸事，这意味着学者较少通过社会活动甚至政治活动获取学术名声了。
还必须注意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普及和下移的社会。如果与数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的知识垄断相比，当代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高学历、高学位的人多了，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中有学术创造能力的人一定多了，尽管看起来好像是有学术创造能力的人更多了。社会生物学的某些研究隐含的结论之一是，人的智力、创造力与基因是相关的。如果这一结论成立并真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有创造力的人在一个社会中的比例是大致稳定的。因此，现代社会的文化下移和普及只是开发了更多的人的潜在创造力，提供了更多展示这种创造力的机会，而不会创造这种创造力。我在上大学之前甚至上大学之后的一段时期曾痴迷于文学写作，当时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如今的许多大学文史哲教授还不如以前的作为中学教师的何其芳，有“今不如昔”之感慨。如今，我才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旧中国大学里人才荟萃，而恰恰意味着当时高等院校很少，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很少。如今教育机会多了，博士多了，教授也多了，像我这样只有中等学术资质的人也可能成为教授了。事实上，我们只要想一想20多年前，北大每个系都只有几位教授，而如今哪个院系没有十几、二十名甚至数十名教授？！因此我们仅仅从教授或博士的名称来看，似乎我们今天的教授或博士不如从前了。
此外，在先前的社会中，由于人才比较少，社会关注集中，人们也更容易记住。人一多，即使他们同先前的精英人物同样杰出，但由于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则，人们也很容易感到现代社会平庸，没有拔尖的人物。因此，没有拔尖的优秀人物，也许恰恰是优秀人物多了，而不是少了。我们今天这一代人都记得新中国有“三钱”，记得华罗庚，但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人数很少，我们今天能记住哪位航天科学家呢？哪位核物理学家呢？可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技术显然是前进了，而不是落后了。我们已经不大可能刻骨铭心地记住任何人了。这是一个不再刻骨铭心的时代。
萨缪尔·约翰逊曾说过，作家生前以他最差的作品来评价，死后则以他最好的作品来评价。转引自，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