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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胡爱平、乔聪启译，2002年；布莱斯特等［编著］：《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张千帆等译，2002年；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2003年。和罗马法翻译系列，优士丁尼：《买卖契约》，刘家安译，2001年；斯奇巴尼［选编］：《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费安玲译，2001年；斯奇巴尼［选编］：《物与物权》，范怀俊译，2000年；斯奇巴尼［选编］：《契约之债与准契约之债》，丁玫译，1998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推出的由许章润、舒国氵莹主编的《西方法哲学文库》（已出3种）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2001年；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2002年；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2002年。以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起推出的《世界法学名著译丛》（已出两种）。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2001年；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林燕平校，2001年。此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推出的《比较法学丛书》中也有数种翻译著作。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潘华仿、高鸿钧、贺卫方译，2002年；格罗斯菲尔德：《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孙世彦、姚建宗译，2002年。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丛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但仍然有许多独立的然而是重要的翻译。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德肖微茨：《最好的辩护》，唐交东译，法律出版社，1994年；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萨维尼：《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李双元、张茂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波斯纳：《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彭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克罗曼：《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周战超、石新中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其中有些单独的一本著作，就其规模而言则至少相当一套丛书，例如新近由法律出版社推出的、由许明月主持编译的《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字数达到了480万字，皮特·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3卷），许明月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在所有译丛中，其规模仅次于已出版的《外国法律文库》。
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法学著作的翻译基本上集中在过去10年，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法学对外全面开放的10年。这种状况首先与1992年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关。但同时也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学成为显学，市场对法学著作需求激增，中国社会稳定，人们的经济消费能力增加有关，也与前10年的法学教育培养了一批新译者等诸多社会条件有关。因此，只要中国社会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就可望法学翻译在至少下一个10年里继续有较大发展。
尽管有这许多翻译，但一个简单的回顾会显示，我们仍然缺失一些重要的翻译。例如，仅就美国法学家而言，就缺少了霍姆斯的《普通法》以及他的其他重要著作；又比如，朗·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是国内学者经常引用的，也公认是一部重要著作，但是至今没有翻译过来。至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学者，错失的则可能更多。好在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长期以来重视罗马法原作和研究著作的翻译，并且在米健的推动下，正开始系统翻译当代德国法学著作。《公法译丛》也明显关注了法国公法著作的翻译。还有许多学者更关注并且已经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法典。因此，我们可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好更多的法学著作的翻译。
最后，也许必须强调的是，其他学界的翻译者也翻译了一些对法学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几乎已经成为法学学者常引的著作，例如哲学界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等，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万民法》，张晓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及《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1999年；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年。尼采的众多著作，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著作，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系列译著，例如科斯、贝克尔、德姆塞茨、巴泽尔、诺思、威廉姆森的著作对当代中国法学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陈昕［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陈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1997年；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张群群、黄涛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社会学界的福柯、例如，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第2版，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布迪厄例如，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以及人类学家吉尔兹例如，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ND043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的著作都对法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当代的法学界已经开始了同其他学界的知识交叉和交流。
第二部分 法学著作的翻译第12节 问题之一：译什么？
尽管成就很大，但是我认为还有许多问题必须研究，而不能限于讨论从先前的翻译理论中演绎出来的问题；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和变化了的社会条件，提出中国法学翻译（其实也可能是许多学科的翻译）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提出新的翻译理论。下面几节将分别讨论一些初步呈现的问题，并在最后一节中提出一种新的翻译理论。
先前提出的翻译理论之实践前提是经典的翻译，并且涉及的往往是一些文学或哲学的经典。陈德鸿、张南峰［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翻译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现有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尽管对法学翻译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法学翻译的一些特点。首先的一个问题是翻译什么。
从前面回顾的历史来看，法学著作翻译的总体格局大致经历了一种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系列翻译的过程。尽管1980年代的译者对翻译什么也是有选择的，但是由于当时可能接触的西方法学文献很有限，译者基本上是在其有限的选项中进行理性选择，因此，个体的理性选择带来的总体格局却是零散的。进入199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翻译的目的性、系统性日益增加。这已经表明，随着对外开放，中国法学翻译者的选项增加了，一种翻译的新秩序和新格局正在形成。沿着对外开放的路向前进，因此是法学翻译完善和提升的一个根本出路和基本的制度环境。
但是，选项的增加也可能增加译者选择的难度，因为选择需要信息，信息是需要支付费用的。因此，作为译者来说，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注意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已经形成的选书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民主”的形式，即由众多学者推荐书单，甚至是逐步扩展的；《外国法律文库》和《美国法律文库》都采取了这种方式。另一种可以称之为“集权”的方式，由主持人依据自己的主题提出一份书单；《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宪政译丛》、《丹宁系列》和《波斯纳文丛》都采取了这种形式，并且似乎这种形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公法名著译丛》和《当代德国法学名著》则介于两种形式之间。
“民主”方式的好处是书籍类型、数量、语种都比较多，涵盖面较广。例如《外国法律文库》中包含了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日文的著作，涉及到几乎所有的法学部门，《美国法律文库》尽管集中翻译的是美国法学著作，但著作的类型也很不相同，有学术专著也有教科书。但是民主方式也有一系列弱点。主要弱点是，由于没有最后的责任人，因此入选的著作水平往往不一、教科书、法典以及学术著作混杂、翻译出版周期偏长、审校不够严格甚至很差、针对性不足等。例如《外国法律文库》11年来只出版了25种，《美国法律文库》近3年来则出版了约10种。又比如，《外国法律文库》中至少有一些翻译著作问题很多，受到了许多学者和读者的批评，有的甚至很难阅读，例如《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法律的概念》；《美国法律文库》中的《普通法传统》的某些章节也受到一些读者的指责。
“集权”方式的好处是有相对集中的主题，基本都是学术著作，学术水准相对较高，出版周期比较短，由于有主编或副主编负责并且主编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对翻译的审核比较严格，翻译的术语、人名一般说来比较统一。上面提到的三套译丛都是在两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尽管翻译质量也有不少问题，但就总体而言社会反映还不错，有的甚至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但是，集权方式也有一些问题。例如《名著译丛》由于是由日方资助出版的，因此其中就夹杂了两本日本学者的著作，尽管也有一定的学术水准，但比其他几本显然偏低。《丹宁系列》也同样良莠不齐，有两本可以说很没有学术价值。
又比如《宪政译丛》为了突出宪政问题，《译丛》编选者似乎考虑了很多因素，例如分别考察了宪政与民主、分权、政治、宗教、法律、正义、自由、外交、自然法等的关系，但是这种联系似乎更多，有的甚至是仅仅体现在书名上，或某个单一的维度上，而不是在行文中。例如《宪政与分权》一书，实际上更准确地应当说，讨论的是宪政中的分权问题，而不是宪政与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