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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通观整尊人像的比例尺度，可以看到唯有双手大得出奇，显然是做了故意的夸张放大，双手以及手中的器物都应当是被突出和有意渲染的部分。可以推测，已经遗失的手中器物一定是一件“重器”。但究竟双手所执何物，费人猜思。一般认为此像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
在一号祭祀坑还出土了一根精致的金杖，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系用纯金箔包卷而成，重463克。金箔表面雕刻有长达46厘米的精美纹饰图案，平雕的人面、鸟、鱼等图案，十分精细。对于整个图案的内涵，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认为是鱼凫氏的遗存，有认为描述的是鱼凫族败亡的故事，还有认为鱼、鸟即鳖灵与杜宇的象征等。关于金杖的性质，也有各种推测，有认为是权杖，是由最高统治者执掌的王权和神权的象征，还有认为是巫祝之类使用的法器，是祭杖或魔杖。普遍认为金杖就是权杖。金杖上的图案内涵，既有族属意识的象征含义，也有对当时蜀人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的综合反映。其画面内容显然与当时古蜀王国盛行的太阳神话和渔猎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多样。最具代表性的是斧形玉器和戈形玉器。三星堆遗址所出的玉器主要是用于礼仪和宗教祭祀活动之中，这一点具体形象地表现在祭山图和执璋人像上面。
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边璋的器身上，两面线刻有两幅“祭山图”，每幅分上下两组，每组图最下面一层为两座神山，山腰两侧各插一璋。此璋为牙璋，它被单独放置于祭祀场所的神山之上，具有鲜明的祭祀性质。三星堆遗址采集的一件跪祭小铜人像，双手捧着一只“牙璋”，器形与“祭山图”上的璋大体相同。这两件图像说明三星堆时期的玉璋是可以放在山上或握在手中进行祭祀活动的。
三星堆古城内外有许多制作玉石器并遗存下来大量半成品的遗址，表明三星堆玉器主要是在当地制作的，玉料来源以本地附近的山区为主，也有一些来自远方的玉料，已经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玉器加工业。三星堆遗址的不同地点都出土有玉器半成品和玉料，表明三星堆古城自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玉石制作地。根据玉器的质地和玉料的状态分析，这些玉器原料主要来自距三星堆遗址不远的西部山区。根据三星堆玉石器的数量、品种、使用范围、加工技术、原料产地等情况综合分析，三星堆古城的玉加工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还有大量的海贝，共包括四种类别。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最早的货币也是海贝，其使用单位为“朋”。三星堆遗址出土海贝“数以千计”，其种类则基本包容了商代中原各地以及春秋至西汉云南各地的用贝品种。三星堆虽处内陆盆地，但在商代，与中原有东北商道相通，与云南有西南商道相连，因而三星堆海贝极有可能是通过这两条商道引入海贝的。引入地区包括台湾、海南岛、南沙群岛在内的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客商带来了作为商品与货币的海贝，并影响促成了三星堆古蜀人也用海贝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即货币。
三星堆人的祭祀文化
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两个祭祀坑的相继发掘，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湮没达数千年之久的古蜀王国的真实面目，展现了远在4000年以前的三星堆人的雄伟神圣的祭祀文化。
1。神树崇拜
对“树”的崇拜，在三星堆时期表现得极为生动而具体。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目前在祭祀坑中发现的6株青铜神树，神树形态基本相似，又各有特色。总体上均呈现为下端有云山状基座、主干挺拔直达树巅、9条树枝分成3层弯曲下垂，树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以及璧瑗等神器祭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殊的社会意义。
最高的一株约4米，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三星堆神树群体造型之优美、内涵之丰富、体态之硕大、时代之久远，大大超过各地发现的表现树崇拜的文物，表明在三星堆时期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中，它可能处于连接人与神、天与地的中心环节，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古蜀的神树崇拜和太阳崇拜观念。
2。太阳及鸟类崇拜
三星堆文化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轮形铜器是象征着太阳的太阳轮。英国学者罗森认为，轮形器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者是用于某种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而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所以三星堆人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哪去了呢？日本学者布川宽先生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内容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则，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乃夫通过观察青铜神树的枝叶与鸟，联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为璋的器物。并认为璋的功能与背负太阳的鸟之间有一个隐秘的关系。
这件璋的顶部雕出了一只鸟，其形态好像是栖息在璋的洼刃上。林巳乃夫认为，在三星堆，作为太阳之神的鸟相互交替，每天有一只绕天巡行，而璋则是它们停歇的树木。观察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捧璋而跪的姿态，恐怕就是呼吁光明与火的太阳神让自己在此栖息，并祈愿太阳神的赐福。
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青铜兽面具，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5厘米，长度达16。5厘米，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有学者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纵目面具实际上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的关系
古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从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到杜宇、鳖灵，都显示出比较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特别是古蜀的起源和古蜀三代的历史，更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李白在《蜀道难》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四万八千岁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夸张，但也透露了古蜀历史的邈茫和久远。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物证，直观地展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表明传说中的古蜀王朝是并非子虚乌有，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乃至更早的时代确实存在着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
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前，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它以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为代表，已被发现的古城共6座。当鱼凫村古城崛起以后，三星堆古城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中，三星堆遗址的始建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城垣面积达350万平方米以上。那时，有一支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和具有较高玉石器加工工艺的外来人群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被三星堆人所接受并形成了某种联盟。
三星堆古国在这个新加盟的族群的协助下，最终毁灭了鱼凫村古国，成为了整个成都平原的惟一的中心。
但目前发现的三星堆文化古城究竟是古蜀哪个时代的都城？祭祀坑是究竟哪个古蜀王的遗存？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简略和模糊，目前依然是个谜。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关于“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可知古蜀鱼凫时代已进入农耕，到杜宇教民务农的时代，蜀地农业已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已相当繁荣发达，成都平原这时已经出现了城市文明的曙光。所以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早商时期蜀都城墙，很可能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所筑。三星堆遗址和两个祭祀坑中的器物也透露出与鱼凫氏有关的历史文化信息。
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来看，三星堆古城很可能营建于鱼凫时代，并成为杜宇时代的重要城邑，后来由于政权变更和都邑的迁徙而被开明时代所废弃。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反映出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