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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大汶口镇政府投资13万元，兴建了一处1300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博物馆，展示出土文物和原始部落风貌；1998年，镇政府又投资60万元建起大汶口陶艺研究中心，生产的仿古陶器畅销全国。该旅游区每年接待游客3万人次，年均利税12万元，促进了大汶口文化和当地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的保护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安市政府出台了《泰安市大汶口镇总体规划》，将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区分为遗址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三部分。其中重点保护区以保护单位标志碑为基点，总面积约达83万平方米，在重点保护区不准进行其他工程建设及深挖。一般保护区从重点保护区的外缘线外扩170米，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不得拆除、改建或迁移地上文物。如因建设特殊需要，必须按法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建设控制地带从一般保护区的外缘线各外扩100米的范围内，在这一范围内不准修建两层以上的建筑物，不准深挖2米以下。建筑物或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目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保护已经日趋法制化、完善化。
大汶口人追求的“时尚美”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习俗。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很大比例的人骨没有门齿或侧门齿。考古学家据此推测，大汶口人是在成年后拔除门齿，并非死后才被拔掉。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没有门牙是一件很丑的事情，而大汶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由他们带动的这种风俗甚至持续了很长时间。在《高僧传》中都曾记载北朝时有一个叫“习凿齿”的人，与名僧道安有过“普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的精彩应对，可见“凿齿”之风多么盛行。
除了拔牙，大汶口墓葬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很多人骨都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自然也是墓主人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有意压迫头部的结果，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由此也能想像大汶口人以“扁脑袋”为美的奇异风尚。
“中国考古第一案”——龙山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首次发掘地为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此后在黄河中下游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000多处，发掘60多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随后的发掘工作陆续展开，迄今为止仅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发现和发掘几千处。
距今历史：4100…5000年
考古地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确认，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有力的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龙山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它继承大汶口文化因素发展起来，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是继承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市）有一处被村民称为“城子崖”的地方，后来经考古学家考证，这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即龙山文化遗址。随后，我国对于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大规模展开，迄今为止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已达上千座，而龙山镇的“城子崖”因其独特而大放异彩。
考古发现过程
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位于章丘市龙山镇境内，是一处高出平地3…5米的长方形台地，因其外形像城垣，故当地村民称之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要追溯到考古学刚刚引入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
1928年4月4日，年仅28岁的吴金鼎准备去汉文化平陵古城去进行考古调查，那时他还是北京清华学校人类学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平陵在山东章丘龙山东北，早在春秋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城邑。到汉代，因长安附近也有个平陵，所以这里就改名叫“东平陵”，是济南王国的都城。
吴金鼎到达平陵后，登上一个高埠东眺，一个小城状台城进入了他的视野，一问才知道“城子崖”，当地人俗称“鸭鹅城”。这个城子崖让吴金鼎莫名的激动起来，立刻奔到城子崖下。
城子崖西面的断崖上，火烧的痕迹十分明显，仔细一瞧，还有陶井、贝壳和动物的骨头。吴金鼎随手挖了几下，竟挖出两枚骨锥，而且制作特别粗糙，一个想法涌上了吴金鼎的脑海：它们是远古遗物。经过认真的勘察，吴金鼎又发现了大量的陶片、贝壳、兽骨，却不见有金属、瓷器碎片，于是吴金鼎断定这是一处远古文化遗址。
同年7月31日，吴金鼎再次到城子崖，这次他从三四米深的地下挖掘出一只完整的石斧。紧接着他又先后两次来到龙山，并在遗址深处挖掘出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漆黑发亮的陶片。
吴金鼎很快就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他的老师李济先生。李济素有“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美誉，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当时正在主持河南殷墟的发掘工作，但殷墟发掘因故暂停，便计划到临淄的齐国故城开展工作。他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到城子崖进行了考察，当那些陶片、贝壳、兽骨跃入他的视野后，他立刻决定要在这里开展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随后，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建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并于1930年11月对城子崖进行了首次挖掘。就这样，城子崖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卜骨，出土的陶器以黑陶居多。城子崖的黑陶质地细致，有的厚度仅1…2毫米，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关注。
1931年，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料，在考古学家梁思永的主持下，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挖掘，这次发掘正式确认城子崖为一处以黑陶器为特点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留。
从两次挖掘情况来看，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很厚，一般为四米左右，最厚可达六米以上。从文化层可分两层，上层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少量铜器，其中陶器以灰陶为主，所以专家把上层称为“灰陶文化期”。下层厚三米左右，是早期居民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因这一层出土的黑陶居多，便称为“黑陶文化层”。
下层挖掘出土了大批的黑陶器皿，大都制作精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壳、声如磬”的蛋壳黑陶，更是稀世珍品，这种黑陶新文化距今约4600年左右，与我国西部发现的彩陶文化迥然不同，由此，城子崖遗址便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块圣地。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后由中国学者发现、发掘的第一个史前时代遗址，发掘中首次运用了考古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城子崖的独立发掘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
城子崖遗址由于发现在龙山镇，故被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在以后的数十年里成为了山东地区史前研究的一个重点，而龙山文化这个名称，后来更是成为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原始文化的代名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了龙山文化，也揭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即龙山时代。这一重大发现为探索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线索，也指出了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偏见。
吴金鼎发现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后不久，考古学家又在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发现了多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日照两城镇，被称为“一级龙山文化遗址”和“中心聚落即都城”。日照两城遗址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家王献唐于1934年发现的，1936由梁思永等主持发掘，共发掘了五十多座墓葬，随葬品特别丰富。后来经中美联合调查组仔细考察证实，日照两城遗址中心区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全部面积约在200万平方米之内，其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对于了解龙山文化的总体概貌，确立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参考价值。
解放以后，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对于龙山文化的研究也在逐步积累的基础上不断的深入。自1984年以来，寿光边线王，章丘城子崖，临淄田旺，邹平丁公，阳谷景阳岗、王庄、皇姑冢，茌平教场铺、大尉、尚庄，东阿王集及日照丹士村都发现了龙山文化古城。目前，龙山文化遗址的总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多座，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就有60多处，龙山城的陆续发现，以及文字和铜器的出土，更是将龙山文化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龙山城址的大小从数万平方米到35平方米不等，一般周围都有城墙、城濠围绕，有些城内还发现有夯土台基。邹平西公古城内还出土了具有辞章性的陶文。在这些龙山城内也发现了大批的墓葬，从墓葬出土的陪葬品来看，这时绝大多数居民已沦为穷人。潍坊呈子发掘的87座龙山文化墓葬中，没有和很少随葬品的墓多达71座，占总数的74％，其中身无一物的竟有54座。而富人墓中不仅有众多精美的陶器，还有代表财产的猪下颌骨和玉、骨装饰品。这时的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国家，社会步入了文明时代。
虽然龙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1000多座，但各地龙山文化的面貌、来源并不相同，一般区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陶寺类型等几大类。其中山东龙山文化作为龙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以造型精美、漆黑透亮的黑陶和蛋壳陶著称，成为龙山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支。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确认，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有力的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
龙山人生活复原图
龙山人分布在今山东全境、河南大部、陕西南部与山西西南一带。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续，龙山人相较仰韶人来说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龙山人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定居时期，稳定的定居生活构成了龙山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的前提。龙山人农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农具种类和比例的变化上。生产工具中，石、骨、蚌类的农具特别多，而且种类也十分丰富多样，特别是石镰和石刀的出现，形态大小都和现在当地人使用的铁制工具十分相似，正是这样先进的生产工具使龙山人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化。酿酒也是龙山人掌握的一项新技术，并且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储酒饮酒器具，丰富了龙山人的精神生活。
龙山人的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同时渔猎活动也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定比重。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和鱼类骨骼以及渔猎工具，尤其是位于鲁东南沿海地区的龙山遗址，渔猎类遗存特别丰富，说明龙山人会依据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