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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她大惑不解。
“检查结果出来，你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来人说完就匆忙地走了。
黄长姣后悔不迭，恨自己不该早结婚。但作为一名党员，她只能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决定。
留下的女人
与贺子珍交往甚密的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周月林一家也住在云石山上。她满以为自己一定能随队出发，况且，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说过他们夫妇俩是在名单内的。她做好了走的一切准备，行李收拾好了，刚刚1岁多的儿子沙洲是不能随军带走的，她虽不舍，但这是纪律，忍痛寄养在一位农村妇女干部家里。
中共中央对留守人员有个决定：留守的同志，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因陈毅负伤，行走不便，中央决定再留下一人，具体负责政府工作。到底留谁，中央把权力交给了项英。
于是，项英点名要周月林的丈夫梁柏台留下，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项英找梁柏台谈工作。见到周月林，还不时地做她的工作：“现在需要你，你就留在这里做妇女工作。”“不，我还是想跟主力红军一起走。”这位革命早期就担任领导职务的妇女，心里非常清楚，红军主力一走，瑞金及整个中央苏区的命运难以预料。这里不会有多少妇女工作好做，况且她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哪里还肯留下？
周月林为此去找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已先行前往于都，没有碰到。她就问贺子珍，贺子珍无奈地摇摇头。
周月林不死心，就又去到中央机关寻机请求。气候转凉，军情紧迫，形势日益恶化，转移在仓促布置。中央领导一天到晚开会，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无暇顾及其他。
周月林找了几次，会场戒备森严，无法找到领导人。来来往往，却偏偏遇到一连串生离死别的场景，给本就沉重的红都增添了许多阴郁的色彩。
郭香玉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因为她曾缠过脚，行动不便，被命令留下。相亲相爱、感情甚笃的夫妻离别，总是伴有女人的泪水和男人的叹息。没有人愿意设想，二人自此一别会是怎样的结局。
唐义贞与陆定一，范乐春与林伯渠……
一幕幕生离死别，就像这十月里的秋风，搅得周月林六神无主。好脾气的梁柏台便劝她：“这种时候，领导都不能幸免，算了，留下就留下吧。”
这一留，使她的一生遭受了更多的磨难，没能参加长征也成了她终生的憾事。
踏上漫漫征途的女人
经过了中央的反复筛选、斟酌，最后确定的名额共有33人，其中包括李坚真提供的名单中体检合格的17位妇女干部：
中央党校学员邓六金
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
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
下肖区副书记贺怡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
长胜县宣传部长彭儒
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
中央局妇女部干事钟月林
粤赣省委妇女干事刘彩香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
中央局妇女部干事危秀英
国家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
彭杨红军学校的组织科长蔡纫湘
中央党校干部谢小梅
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危拱之
还有一位记不清名字的兴国人
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女干部共10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
中央机关总支书记邓颖超
红一军团宣传员贺子珍
中央苏区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
少共中央局干事萧月华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
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
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
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刘英
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
还有总政决定的6名女干部：
红军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康克清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红军大学教官邱一涵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
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
红九军团干部杨厚珍
女红军曾玉虽不在名单之列，但她从长征开始就追随部队，和红军一起走完了全过程，后被列入长征一方面军“三十女杰”之中。
许多苏维埃女干部，因为丈夫被留在苏区继续工作，便随夫留了下来。
曾在随队转移名单上的贺怡，因为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便也留在瑞金开展保卫苏区的游击战争。贺怡这一留下，让她吃尽了苦头，并失去了相亲相爱的丈夫。
队伍出发两天后，彭儒由于过河时着了凉，打起摆子高烧不退，董必武看到后，劝她留下和她的丈夫陈正人一起在苏区继续战斗。就这样，彭儒被老表们用担架又抬回了宁都。
据李坚真回忆，那位不记得姓名的兴国人，随部队转移到湘南后，组织上派她护送伤员到江西游击区，之后没了音讯，没能走完长征全过程，所以很少被人提及。
由此看来，跟随红一方面军走上长征路的女红军实为32人，平日我们常说的“三十女杰”仅为概数。
再见！红都！
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陆续撤离战场，开赴于都集结。有如破天的惊雷，一时间，“我们会去哪里？”成了人们见面后的相互招呼。中央事先没有流露任何风声，尽管大家都在猜测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将何去何从，但对红军转移的概念还是摸不透，更没想到命令发布得如此突然。
命令是从梅坑发出来的。李德依然掌握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他的指挥，部队采取“甬道式”转移。由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和由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分别担任左右前锋；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和由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从两翼掩护；由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因作后卫压阵；中间是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还有3000多副挑子的机器和文件。难怪有人把红军的这次转移称作：整个国家走上征途、搬家式的大迁徙、共和国被驮上马背……凡此种种。
中央机关又按战斗序列编为两个纵队。军委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纵队，它是总指挥部，代号“红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党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李德、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都在这个纵队。康克清和李建华也被编在了第一纵队，一个任纵队司令部的指导员，一个作机要员。中央局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机关，以及工会、青年团、卫生部门等编为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和邓发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和政委。它是一支极为庞杂而笨重的部队，集中了队伍中所有的老弱病伤者，还有凡能搬运的全部家当。蔡畅、刘群先、刘英、金维映、陈慧清、李坚真、甘棠、蔡纫湘等身体相对较好的女人，分配在二纵队司令部担任宣传、巡视、民运等工作；危秀英、邓六金、刘彩香、王泉媛、吴富莲、李桂英、钟月林、谢飞等身强力壮的女人分在了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挑夫的思想工作；多数伤病和怀孕的女人，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没有分配具体的工作。
再见！红都！
10月10日，是一个晴好的日子。天上没有半丝云朵，偶尔有鸟儿盘旋在高空，不时发出一两声响亮的鸣叫。风已没有了以往的温润，悄无声息地搅动着干燥的空气，让人感觉红都瑞金更加喧闹。中央纵队定于这一天开拔。
在各个路口、街道，在院落的墙里墙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话语中透着激励，言谈中流露惋惜。走的人没想到要把这座红色的城市仔细地看过，留下的人还没来得及清点革命的战果，有谁会把这看作是与红都瑞金最后的告别？
独一无二的队伍
女红军们把所有的离愁别绪都暂时抛在了脑后，她们来到马道口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一过中午，她们就陆续来到了这里，从她们的脸上不难看出那种如愿以偿的喜悦。她们穿着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军装还没发下来，但她们确实从这一天起已正式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她们的行装很少，因为中央有纪律，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人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一种标志性的物品。
和女人们一同集合准备出发的，还有毛泽东的老师57岁的徐特立、中央政府秘书长54岁的谢觉哉、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48岁的董必武。因为他们的年纪较大，中央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徐老的马是一匹黑马良驹，在集合的队伍里很是威武。那是当徐特立向被留下的瞿秋白辞行之时，重病的瞿秋白换给他的，并嘱咐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一路上要好生照顾徐老。
来到这里的女人并不完全熟识，她们有的只是听说过名字，还没见过面；有的仅见过一两次面，还不能一字不落地叫出名字；还有的干脆既没听说过姓名，互相也没见过面。但今天，突围转移这一沉重的词汇把她们汇聚到了一起，还将并肩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女人们目送着一队队红军战士，着装整齐地从他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旁边走过。苏区根据地的人民和开拔的战士们所得到的信息基本差不多，他们以为红军只不过是去稍远的地方打一场大仗，开辟更大的根据地。他们还像往常一样，道路两旁陆续站满了听到消息后从四面赶来的群众，为他们的亲属和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红军干部战士送行。儿童团员们不时地把草鞋、毛巾和一些干粮塞进红军的背包；大妈们拉着丈夫或是儿子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嘴里还不停地嘱咐着：
“路上要小心！”
“要听负责同志的指挥！”
“打完仗要早点回来噢！”
……
傍晚，太阳慢慢地移向了西山，被阳光浸染的云霞铺满了半边天空，黄的田野、绿的树林像是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紫纱。
这时，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政委邓发大步流星地赶来，眼看着这支性别不一、年龄不整的奇特的队伍，不禁笑了：“我们这支队伍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干什么行当的都有，有音乐家、表演家、文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真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哇！”这一席话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接下来，他高声说道：“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大家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