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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想起了井冈山第一次见面。1927年10月在步云山巅，毛泽东远远地望见，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有一位纤弱的年轻姑娘，站在袁文才的身边迎接革命军的到来。他正诧异之时，袁文才告诉他：“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从此，毛泽东记住了这个名字和这个清秀漂亮的女子，他们之间也就有了更多的交往。后来，贺子珍帮助毛泽东搜集材料，使他写出了很有价值的《永新调查》。
时间的流逝和不断的接触，把两颗年轻而火热的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井冈山的一间小茅屋里，没有什么仪式，只有几样冒着热气的小菜，桌边围坐着几个朋友，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结合了。
从此贺子珍成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两只铁皮公文箱成了贺子珍的战斗武器。这种工作，在贺子珍看来并不是那么随她的心意，她想做的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每天抄抄写写离她的理想太远太远。她的思想曾多次波动，但总是禁不住毛泽东心平气和的开导和劝解，她只好安下心来做她并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还要做得很好。一个人能够委曲求全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除非有一种力量掌控着他。在贺子珍，这种力量就是爱情，是她对毛泽东忘我的爱。
十七块弹片的印记（2）
长征及其之前的一段时间，是中国革命艰难历程中一个艰苦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转折的关键时期。回想先前失意之时，他的身边有贺子珍，这个坚强执着、体贴温柔的女子，为他生育儿女，给他带来天伦之乐，站在他身后给他精神支持与寄托。她为他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不知多少罪，在他的事业有所转机的时候，她却伤成了这样，怎能不令他动容，催他落泪！
当毛泽东听说干部休养连提出寄放贺子珍的提议后，坚决不同意：“把她留在老百姓那里，肯定只有死，抬着走，还可能活。”
毛泽东对弟弟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把子珍抬到目的地。把我的担架派过来，给她用。”
什么是爱？贺子珍忘我，毛泽东忘情，是在危难的时期的体贴关怀，是危险时刻的一声令下。可以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的一声令下挽救了贺子珍的性命！
这在当时昏迷不清的贺子珍全然不知，等到她醒来，已是几天以后了。剧烈的疼痛仍使她常常昏死过去，但她从来都没呻吟过一声。有时警卫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她说：“贺大姐，疼的厉害你就喊两声吧，会减轻一点痛苦。”但她一直坚忍着，直到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直到又一次昏死过去。
贺子珍就是这样的性格。即使后来生活当中的不幸接踵而至，她也从没有向哪一个人，向哪个部门申诉过，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煎熬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铁窗三难
谢小梅的丈夫罗明是在娄山关战役中被炸伤的。因为“罗明路线”的问题，长征伊始，罗明被分配在后勤司令部政治部当宣传联络员，负责收容掉队的伤员和病号。遵义会议后，被派往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担任部长，胡耀邦在他的手下当秘书。娄山关战役，三军团担任先锋。当敌机呼啸着飞过来时，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罗明和胡耀邦立即组织伤病员隐蔽。只听“轰隆”一声，罗明顿时倒在血泊之中，一颗炸弹击中了他的右臂大动脉。他身边的胡耀邦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伤。于是罗明不得不来到干部休养连，开始和妻子谢小梅朝夕相处。
谢小梅生完孩子十几天就随部队上路了。这个出生在福建龙岩县一个店员家庭的女子，虽然17岁就在革命家庭的熏陶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她毕竟比不过农村妇女身体强壮，尤其不擅走山路、长路。行军刚开始时，谢小梅走在路上总是踉踉跄跄，脸色也黄黄的，让人一见顿生怜悯之情。傅连医生碰到她，便担心地对她说：“小梅，不要掉队啊！一定要跟上队伍。掉队很危险，你千万注意呀！”
谢小梅时刻牢记着这句话“千万不要掉队！”一路上没有马匹，她自己背着行李和干粮袋，实在走不动时，她就拉着领导和首长的马尾巴，也决不掉队。慢慢地，她的双脚和她弱不禁风的身体硬是被磨练出来。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调整过来，在行军的同时，她还担负起看护伤病员、收容掉队同志的工作。一到宿营地，她便和李坚真等到老乡家里筹粮，回来后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分给战士们。
罗明的到来，谢小梅又多了一份义务，照顾自己的丈夫。一路上，她就一直想着能和丈夫并肩行军作战，但她没有想到的是丈夫以这种形式来到她的身边。从此，小梅的背上又多了丈夫的一个背包，但她的脸上却多了几分笑容，她不愿让罗明感到她的辛苦和劳累，更不愿给罗明本已伤痛的身体，再增加上心灵的负担。这就是善良纯朴、任劳任怨的中国妇女典型的形象。
红军渡过北盘江后，陈云代表中央找罗明谈话，希望他和妻子留在贵阳，把贵阳的农民运动搞起来。离开大部队留在当地是非常危险的，他们都清楚。一路上，他们不断听到消息说，江西苏区在红军大部队离开后，留下的人是怎样遭受敌人的围剿，多少志士尸骸遍野，忠骨难收。
谢小梅曾一度不解，她问丈夫：“为什么不让我们随部队北上抗日？”
“这是组织的决定，工作需要。”罗明的回答简单而不置可否。
谢小梅无语。她是一名红军战士，战士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不论有多艰辛、有多危险，组织上决定下来的事情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和罗明、谢小梅夫妇一起留在贵阳的还有一个叫朱祺的人，曾是中央苏区总工会委员长。他们的分工是：朱祺搞工人运动，罗明和谢小梅搞农民运动。部队出发前给他们留下了一笔钱和一枚金戒指作为活动经费。钱由朱祺保管，金戒指藏在谢小梅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红军走后不久，由于他们的闽粤口音太重，即使乔装打扮，也难骗过戒备森严的敌人，三人全部被抓了起来，并被投入监牢。第二天提审时，朱祺就用他所保管的活动经费打通关系，独自逃跑了，并很快叛变了革命。谢小梅身上的金戒指被敌人搜去后，因他们假称生意人的身份未被识破，夫妻俩也被放行走出监牢。
身无分文的罗明、谢小梅夫妇几经周折来到贵阳，他们找了一家小客栈，向店主谎称做生意时钱被人骗走。好心的店主不仅收留他们借住，还介绍谢小梅到保长家里帮佣，挣口饭吃。后来，保长看他夫妇俩穷得可怜，又介绍罗明到公安局当起了清道夫，每天在大街上扫马路。但由于罗明体弱多病，累得吐了血，失去了工作，谢小梅不得不一人承担起养家的重任。
后来，罗明写信给上海的亲戚，寄来五十元钱，还被保长扣掉了三十块，但不管怎样，他们终于有了钱。于是，俩人决定扮做小商贩去贵阳市郊搞农民运动。但就在俩人出城时，又因怀疑罗明是打入公安局的共产党而被敌人扣留。罗明受到了严刑拷打，加重了他的病情。
由于敌人证据不足，罗明又至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几天以后，两个人再次逃出敌人的大牢。
在贵阳举步维艰、寸步难行的现状，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其它出路。夫妇俩斟酌再三，最后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当他们几经辗转，从贵州经广西、广州、香港来到上海时，不幸被罗明的堂弟出卖。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堂弟为了得到一笔供他吸食鸦片的钱，把罗明夫妇骗进了国民党的监牢。
这第三次被抓，和以往不同，这次朱祺已经叛变了革命，被派来指认罗明和谢小梅夫妇，并诱导他们叛党投敌。但敌人的算盘打错了，谢小梅指着朱祺的鼻子大骂他出卖革命。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好把罗明和谢小梅作为政治犯，押送到南京监狱。在监狱里，虽然遭受到非人的折磨，但谢小梅一直没有暴露身份。罗明由于病重，在上海大埔同乡的帮助下，被保外就医，谢小梅也一同被释放。
三次坐牢，几经坎坷，谢小梅并没因此而放弃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
穿过彝族地区
渡过北盘江，红军进入了云南境内。云南的土地更是景色宜人，五月的田野已是一片金黄。山坡上，农民们种植着成片成片的罂粟花，姹紫嫣红，异常鲜艳。
因为蒋介石早把滇军调往贵州，他根本就没想到毛泽东会进军云南，因此这里的兵力相对空虚，红军一路行军比较顺利。云南还是个物产丰富的地区，地主土豪家家都有榨菜、火腿等食品。打土豪没收的东西补充了部队的给养，也改善了战士们的生活。女人们还把没收来的鸦片，索性分给这些种植它们的农民。在云南，鸦片可以代替银元使用。
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周恩来带领战士们截获了三大卡车原本是送给国民党将军薛岳的地图、火腿和医药用品。地图很快被送到毛泽东那里，成了他指挥作战的重要参考。红军借敌人还没清醒过来的时机，抓紧时间，仅用六条渡船，就将全部人马渡过了金沙江。长征开始以来，除了于都河以外，这也许是红军最顺利的一次渡江了。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一路北上，直奔四川。一进川，地形的变化有了明显的改观，道路两旁又出现了陡峭的大山。川军刘文辉的苛捐杂税，使得沿途百姓的生活穷困潦倒。老百姓听说红军是打土豪劣绅的队伍就积极响应红军的号召，给红军带路的、参加红军的络绎不绝。
尽管这样，红军还是在进攻会理时受挫，攻城不下。后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到大渡河安顺场渡口。
这又是一路的急行军，直跑得女人们筋疲力尽。可一旦到了宿营地，她们的脚步还不能停下来，她们必须利用休息时间去打土豪劣绅，为的是解决粮食问题。
彝族小姑娘的秘密
红军刚到彝族区时，确实遇到了许多麻烦。在当地，汉人叫彝族人“倮倮”，认为他们是蛮夷，很鄙视他们。彝族人常常下山到汉人的村子里抢夺食物、牲畜等等，汉人如果抓到彝族人也会对他们施以刑罚。渐渐地，汉人和彝族人形成了势不两立的怨仇。
司令部还没进入彝族区，康克清就开始向司令部的人员讲解党的民族政策，要大家尊重彝族的生活习惯。同时，红军以朱德的名义发出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布告》，要求红军战士对待彝族同胞，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但彝族群众还是不了解红军，与红军为敌。他们在路途中拦截红军，向战士们射箭、投掷石块，抢走背包和行李。康克清曾听前面巡视的人回来讲了一件事情：
走在红军队伍最前面的工兵连一进入彝族区，一批彝人便从山上的岩石后蜂拥而出，把工兵连的战士们团团围住，嘴里“呜呵”“呜呵”乱叫。战士严格遵守司令部颁布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明真相的彝人缴了战士们的武器、抢走背包不说，还把他们的衣服从上到下全部扒了下来，以至后面上来的同志见了，和他们开起了玩笑：“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