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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诺尔盖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峰顶时，他们同时也站在了许多人的肩膀上。
麦考依的分析和吉姆·柯林斯的研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指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那些强调共同责任和利益的组织才能长期繁荣发展。如今已经站在公司世界之巅的沃尔玛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其2 46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就好像是29 035英尺高的山峰高不可攀。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其首席执行官的名字呢？因为李·斯科特明白，将沃尔玛推上顶峰的系统不是他发明创造的；恰恰相反，系统选择了他，将他推上权力之巅。
如果麦考依的故事中有什么原则可以汲取的话，那么我们要说原则本身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在发生危机前建立原则，在发生危机时遵循原则。许多人也许知道强生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柏克和他在1982年氰化物中毒危机中毅然将泰诺拉下货架的故事。但是这一决定组织命运的时刻事实上三年前就已到来。当时，柏克率领全体员工积极寻找强生的核心原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然公司，其混乱散漫的文化使公司董事会作出了最愚蠢的决定，完全置商业道德而不顾。
置原则而不顾的最大诱惑经常来自顶峰——不管是股价还是真正的山峰。艾琳·布卢姆是1978年人类第一支攀登8000米山峰的女子登山队队长。但是，她在到达安娜普鲁纳峰前从未制定过明确的决策原则。安娜普鲁纳峰的最大挑战是雪崩。在《安娜普鲁纳峰：女人占有一席之地》这一自传中，布卢姆记录了她对继续攀登的担忧——“我感到有个声音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在出现任何悲剧前放弃努力。”她将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其他人，但是有一名队员立即打断了她：“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我现在想的就是如何征服面前的山峰。”2003年《哈佛商业评论》刊登的一篇题为《为什么坏项目无法中止？》的文章讨论了类似的问题。一些危险的项目在放弃时往往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并被冠上“失败主义”的帽子。一位经理告诉该文的作者：“我们根本不敢想是否应该放弃项目，这简直太难了。”
布卢姆遇到了一个经典的领导困境：登顶需要一种积极向上或向前的乐观主义。美国户外领导学校的手册上有过类似的描述：“领导者总是考虑‘做什么’而不是‘不做什么’。他们是啦啦队长，他们是灯塔。知道他们前进的方向比知道他们如何到达那里更为重要。他们异常坚强，面对阻力、挫折、失望和消极者毫不动摇。”然而统计数字却显示，在出现真正的危险时那些消极者的想法比乐观主义者更加现实，借用英特尔公司的主席安迪·葛洛夫先生的口号就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最终，布卢姆的两位队员不幸从万丈高峰坠落。布卢姆竭力劝阻她们放弃尚未有人攀登过的第二高峰，但是没有成功。最令人惋惜的是，她们是在小组实现目标后不幸遇难的。一天前，两位队员成功登上安娜普鲁纳峰。
这里就引发了最后一点：顶峰不是终点。无论是登山还是经营，统计数字表明，人们在“登顶”后其决策越来越糟，因而风险也越来越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思科系统公司。该公司在创造连续40个季度增长的记录后于2001年首次出现下滑，损失高达4 000亿美元。问题不在于其炫耀的预测系统，而在于管理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假设：他们从未考虑过公司出现增长停滞或倒退的可能。因此，当风雨来临、竞争对手开始出现危机、供应商发出降低供应的警告时，公司仍然显得十分乐观。“我对整个行业和公司的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乐观”，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刚刚宣布自己的雄心就遭到了几乎是灭顶的灾难。
钱伯斯当时正在想什么？也许与珠穆朗玛峰的向导罗布·豪在1996年5月10日下午所想的完全一样。当然，两者面临的风险不同——一个是生死问题，另一个是盈亏问题——但是相同的是，豪也连续成功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一度宣称自己可以将任何客户送到山顶之上。（我们不要忘记，登山事实上也是一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他同样拥有据说可以预防灾难的完美系统，也拥有令人羡慕的运气：年复一年，他的助手回忆说，登顶的日子总是阳光灿烂。
山顶恶劣的天气与经济中的“创造性破坏”相比自然更难控制。但是不断的成功会制造一种错觉，使我们误以为自己才是大自然的主宰。当风暴最终来临时，豪和他的客户为这种错觉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将自己永远留在珠穆朗玛峰，与马洛瑞结伴终身。
1999年，当马洛瑞已经冻僵的尸体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被找到时，人们还怀有些许激动，希望能找到他随身携带的1924年生产的柯达袖珍相机。也许相机中的胶卷可以帮助我们揭开登山历史上的一个大秘密：当马洛瑞遇到不测时他是在向上攀登还是下山途中？
照相机至今没有找到。但是，这一熟悉的品牌名称却使我们想到了另一个谜：为什么像伊斯曼柯达这样的公司在历经数十年的辉煌，并成功到达商业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呢？为此，吉姆·柯林斯冥思苦想了许多年。但是，当我们成功征服埃尔多拉多大峡谷后坐在博尔德咖啡店一起聊天时，柯林斯谈论的却是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现象：二流的企业（或许还有像我一样的二流登山者）如何克服垂直极限。成功跨越“从优秀到卓越”这一鸿沟的企业是那些将成功定义为不断攀登而不是登上某一座山峰的企业。突然，柯林斯看着窗外，指着远处的山脊轮廓说：“看，从优秀到卓越。”
说什么？
是的，我终于看见了。山脊在变成嶙峋峭壁前有很长一段几乎与水平线平行，就好像一家二流公司的股价走势图。从优秀到卓越。柯林斯嘴角露出微笑。他的山峰总是知道答案。
陷入困境：垂直极限并不可怕陷入困境：垂直极限并不可怕
吉姆·柯林斯
1999年，尼克·萨伽离目标仅一步之遥。征服科罗拉多州莱福州立公园内倾斜角度最大、难度系数最高的Crew岩壁，这是他心中多年的梦想。二十多岁的尼克对攀岩的喜爱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现在挑战的是难度系数高达5。14的岩壁。因为只有少量的赞助，他和妻子就依靠面包和一辆卡车支撑着。
就在此时，尼克看到自己的梦想逐渐远去。就在他为第二次尝试而进行休息调整的这一天，他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赞助他生活来源的公司决定中止资助。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尼克只能选择放弃，回家寻找工作。他知道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机会；也许他再也不可能花费一年的时间在莱福州立公园没日没夜地训练，就像马拉松运动员在参加奥运会比赛前一年一样。失掉赞助意味着他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尼克脱下了几个月前戴上的器械装备。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收拾装备，他和妻子在与朋友一一告别后，开着卡车向出口处驶去，一副失败的神情。
但是，车子刚开出一半的路程，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道路的中央，他的手中紧紧抓着一样东西。
“天哪，是赫曼，”尼克说，“他在干什么？”
赫曼今年大约有五十多岁了，他也是一位执着的登山爱好者。他对尼克此次的攀岩计划非常羡慕，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他。当他听说尼克遇到困境后，立刻驱车回到他在阿斯彭的家，并从自己的银行取出了一大笔款。现在，他手中正拿着从银行取出的现金，向尼克招手停车。
“来，把钱拿去，”赫曼一边说着一边将钱塞到尼克的手里，“你必须征服Crew岩壁。”
“不，我不能拿。”尼克有些结巴。
“你必须接受，”赫曼用他浓重的奥地利口音斩钉截铁地说，“你离目标那么近，如果放弃你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了。我现在年纪大了，无法再攀登最高峰，但是你不一样。或许我可以帮助你，你必须接受我的钱。”
尼克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赞助，重新回到了公园。这次努力就好比向奥运会金牌冲击，尼克一鼓作气向岩壁的最高峰冲去。他的感觉非常好，但是就在到达终点前，他突然听到一声令人刺耳的声音——他在移动登山鞋时不慎将最主要的支点踩坏了。
这一情景仿佛电影一般，片中人物在梦中试图抓住某样东西，但是任凭如何用力都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从眼前消失。尼克也是如此，他感到峰顶在渐渐远去，而地球引力将他拉向空中。保险带一下绷直了，尼克知道刚才或许用力过猛。现在，失去了可以踩脚的支点，要完成此次攀岩将更加困难。
“我几乎想放弃，”尼克说，“但是赫曼和我的朋友对我非常信任，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无论有没有支点，他毅然决定坚持原来的计划。此后的数个月他一直在积极准备。就在冬季来临、四周开始下起大雪时，尼克决定作最后一次尝试。气温的骤然下降使他的双手几乎麻木，但是他的信念却更加坚定了。一步一步，他终于登上了顶峰，实现了心中的梦想。
“我从这次攀岩活动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尼克在三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不禁感慨万千，“但是这些体会与登山没有多大关系。我领悟到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只有在他人的帮助下一个人才能达到事业的最高峰。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课。”
于是，攀登Crew岩壁不仅仅是一次探险活动，更是领悟人生的课堂。在尼克看来，最重要的并不是登上岩壁之巅，而是一路上不断挣扎所体会到的东西。“是那段经历而不是成功本身使我更加完善。”
我也是一名攀岩爱好者，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也许我永远不可能像尼克·萨伽一样能征服难度系数高达5。14的岩壁，但是我对人生和事业的态度与我登山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记得在我十来岁的时候，继父替我报名参加攀岩培训。但是我并不领情，哭喊说“我宁愿读书”。然而第一天上完课，我就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生的挚爱。我是在科罗拉多的波尔特长大的，这里有全世界最棒的攀岩中心和攀岩教练。申请大学时，我毫不犹疑地将斯坦福大学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砂岩的建筑和适宜的气候深深吸引了我，我可以长年进行攀墙练习。（攀墙是斯坦福大学登山俱乐部的一项传统，该俱乐部甚至出版了一本校园攀墙指南。）有一天，我正准备翻越哲学大楼那座至今尚未有人尝试过的高墙时，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是荣誉哲学教授约翰·戈西。“柯林斯先生，难道你认为这是解决存在困境的最佳答案吗？”我把这次攀墙活动命名为“康德论证”。
对我而言，攀岩是终极教室，这里能找到人生每个层面的启示，包括经营、管理、领导艺术和科学研究。这种运动通常不给出错的人第二次机会，死亡将终结一切学习。但是我一直很幸运，不仅逃脱了错误的惩罚，而且还学到了对生活和工作都非常有用的启示。这五条经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