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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意味着企业在初期必须关注第一目标市场,尔后不断扩大业务范围,进入相关市场。
1994年,Siebel Systems公司开始提供销售人员自动化软件(SFA)。对SFA软件的高度重视缩短了销售周期,简化了执行要求。1998年,Siebel的销售额增至4。1亿美元,并且赢得了SFA软件的市场,击败了Clarify、Vantive、Aurum和Scopus等众多竞争对手。1999年,Siebel把市场的定义扩展到客户关系管理(CRM),并且开始销售企业销售和营销应用软件。软件产品和市场定义的扩展使Siebel销售额翻了两番,到2002年已经高达16亿美元。
管理层必须运用其判断力,决定在什么时候、多大程度上扩展其业务范围。对于登山者来说,顶峰的位置和到达下一个高峰的路线通常是非常明确的,可是企业家们就缺少这样明确的目标。扩展业务范围也许可以帮助你获得有利的位置,但是扩张太快使你面临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风险。驾驭这一矛盾既需要宽广的视角,又必须深入了解所在领域。一个人未必非要爬到10 000米的高峰才会发现这个道理。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就从阅读希腊文学作品中获得了很多真知灼见。不论启迪的来源在哪里,所有的领导者都需要改变场景,以获得顶峰的美景。
我们从峰顶返回高海拔营地,尽管筋疲力尽,可是异常地兴奋。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我们正吃着晚饭,然后准备休息。此时,夏日的阳光依然照耀着地平线。此后由于暴风雪天气,我们不得不在帐篷中呆了两天。但是已经登顶的满足感打消了我们这两天的焦虑。终于,在登山的第22天,我们离开了高海拔营地,横越马尔德劳冰川,朝着奇境湖的方向下山。
攀登:从硅谷到麦金利的顶峰使巅峰经历持续下去
巅峰时刻:使巅峰经历持续下去
布莱恩·欧克尼克大声说道:“剩下的路程就像是在公园中悠闲散步一样。”一段时间之后,巨大的断裂声打断了我们短暂的庆祝活动。一块悬挂在先锋山脊顶部的冰坨掉了下来,几千磅重的冰坨沿山坡滚了下去,引发了一场雪崩,把几分钟前我们上山时所留的脚印全部掩埋了。
在过去的3天里,我们从裸露的卡斯登山脊下山,横跨马尔德劳冰川。由于遇到了冰瀑,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挪动位置,因此下山的进度相当缓慢。厄灵·斯托姆是该地区一位早期的探险家,他说:“这些冰瀑的裂缝大到可以放进一整列火车。”今天已经到了探险的第26天。早晨3点钟时,我们拆除了营地,希望在天气状况尚稳定时,能够通过冰瀑的下部。即使在那时,变化无常的气候状况仍不时地迫使我们撤退到先锋山脊的斜坡上。虽然在那里可以站得更稳,可是也更容易受到悬挂在岩石裂缝上的冰坨的伤害。我们时不时地观察来自于两方面的危险:一是位于我们右边的锯齿状冰川所带来的危险,二是位于我们左边头顶上的山脊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希望自己能找到另一条路线,不必走过随时都有冰坨掉落的危险地区。现在,雪山杀了个回马枪,虽然走火了,但是所引发的雪崩向我们预示:此时可不是在花园中悠闲的漫步。在到达奇境湖之前,我们还必须通过绵延5英里的冰川和漂有浮冰、水位上涨的麦金利河。如果麦金利山想要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将会面临重重的险阻。
成功登顶仅仅是胜利了一半。下山与登山同样险恶。事实上,下山的死亡率更高,特别是当资源耗尽,退出的办法又不起作用时更是如此。克里斯·鲍宁顿非常担忧,因为在向从未攀登过的珠穆朗玛峰东北坡最后冲击前,登山队还没有建立撤退的路线。由于担心在攀登过程中出现失控,克里斯艰难地作出了放弃登顶的决定。可是一半左右的登山队员决定在没有克里斯的情况下继续攀登。一周后,乔·塔斯克和彼得·伯德曼离开了高海拔营地,从此再也没能返回。
无论在高山还是在商界,长期的成功和生存取决于持久的目标、集中的精力、不竭的动力和源源不断的行动。1994年的商业畅销书《基业常青》刺激了人们的神经,这主要有两个根本原因:我们都想在勤奋努力工作之后获得一些值得炫耀的东西,同时也知道持久的成功并不像在公园漫步那样简单。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新经济时代,资金流动非常容易,不断有公司成立,在这一狂热中,《基业常青》一书中所提及的教训经常被人们所忽略。首次公开发行(IPO)这一手段被许多公司认为是终极目标,能给公司的创建者和早期的投资者带来更多的现金,而不是帮助公司获得必要的资金,最终发展成为一家具有市场领先地位、常青树式的大型公司。像上述这样的公司在不断上涨的市场中无足轻重,然而一旦遭遇市场波动,就会摇摆不定甚至最终倒闭。在1996年上市的技术类公司里,不到半数的公司在5年之后依然独立存在,只有不到20%的企业增值。早期的数据也预示,从1997年到2000年进行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存活率将会更低。
那些想成为常青树的公司,通常从一开始就拥有良好的结构。虽然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也会发生改变,可是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特征却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大的变化。能使登山者登顶的技能也正是帮助他们下山的技能。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企业成立之初所建立的基础——其远景、文化和组织流程——同样也是维系企业生存的基础。
嘉信理财似乎并不是常青树公司的有力竞争者。197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对某些证券交易放松管制,进行为期13个月的试行期。这一规定出台之后,查尔斯·施瓦布创建了这家公司。当时大多数公司借此提高佣金费用,而施瓦布却采取降价竞争的策略。在一个由资金雄厚的大型公司垄断的低收益行业中,施瓦布获得成功的希望看起来非常渺茫。可是,他把注意力放在零售投资者身上,这也使得公司在精简业务的同时,能够向客户提供优异的服务。施瓦布最初的目标也被证明是相当英明的。他作出承诺,要以合理的价格向个人投资者提供有用的、符合职业道德的服务。不论是最初作为一家低价的证券公司,还是后来作为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金融顾问,这一承诺都促进了公司的发展壮大。嘉信理财所作出的优质服务、低成本的承诺,也使它在1979年最先采用计算机系统技术,在1996年最先采用网上交易。顶住了证券业的激烈竞争,回避了银行业的整合,同时引领了网上交易的潮流,嘉信理财不畏艰难,已经从一家不入流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家主流的行业领袖。
跨过麦金利河,我们停下来眺望雄伟的Denali山脉。在过去的28天中,我们一直生活在麦金利山的阴影中,学到了将使我们更加强大的经验。现在,剩下的路程就真的好似在公园中的闲庭信步。当我们不时转变方向,走完最后几英里到达奇境湖时,关于工作的想法又回到脑海里。在结束了麦金利山的攀登之旅,即将重新踏上工作岗位时,我们已经脱胎换骨,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学会了如何在追求目标和灵活应对各种变化,培养创新意识和注重行为准则,坚持不懈和小心谨慎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在为下一次探险作准备时,我们发现这些标准在我们的心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正像每一个登山者知道的那样,即使从高山中走出,可是在心底里,高山从未真正离开过我们。
关键时刻的战略:在珠穆朗玛峰和K2峰上的生死抉择在Vertical的十年
罗德里格·乔丹
在探险的王国中没有可见的尽头,也没有可以预见到的尽头。
——英国登山家乔治·雷·马洛瑞
1996年8月13日早晨9点30分,4名智利人组成的登山队在我的指导下登上了K2峰之顶。K2峰是世界第二高峰,也是最令人生畏的山峰。登山队员们称它为“狂暴之峰”是有充分理由的:在登上这座海拔28 253英尺山峰的人群中,每7人中就有1人在下山途中不幸遇难,其死亡概率比攀登珠穆朗玛峰高出整整5倍。
K2峰就矗立在这样的死亡地带中,这一地带平均海拔超过8 000米。这一高度对人类的血肉之躯可是个考验,在脱水和缺氧的折磨下,人体机能开始恶化。人在这样的高度,停留时间超长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脑水肿和肺水肿,直至死亡。我的登山队已经是精疲力竭了——他们已经连续攀登了整整16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还将要继续穿越最危险的地带,其压力似乎让人措手不及。同时,天气变化莫测,在山顶多呆一分钟会产生的危险显而易见。但在8 000米以上的高度,大脑开始缺氧,每一个最简单的动作都需要巨大的脑力驱动。在氧气稀薄的状态中,决定命运的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我的登山队却选择用一杯智利酒来庆祝登顶成功。
在距离K2峰9 840英尺的大本营,我已经在电台前呆了10个小时了,我为他们举杯庆祝的消息感到心神不宁。我知道,其实整个探险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下山至三号营地——还在等待着他们。下午两点,登山队刚离开山顶不久,我就收到他们可怕的求救电话。“米奎尔不行了,”米奎尔的登山搭档克里斯坦告诉我,“他坐在地上怎么也不肯动一步了。”
据克里斯坦说,米奎尔在距离一个装备储存处还有650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那个储存处有他们在上山的路上储存的燃料、水壶和一个用来融化流食的炉子。如果能到达那里,米奎尔生存下来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只要半升水就能使他恢复足够的体力,支撑几个小时,下山到达相对安全的三号营地。那是他惟一的机会。仅仅在几分钟之前,在他们目前滞留的地点向上90英尺的时候,米奎尔扔掉了一个还有半瓶氧气的氧气罐——另一个能帮他在这一高度的地区生还的东西——因为他说这太笨重。空气稀薄造成他大脑处于混沌状态。
能够帮助他的方式屈指可数。其他两名登山队员仍然在山上,但是我与他们失去了电波联系,而且克里斯坦也看不到他们,估计他们也在下山的途中。尽管克里斯坦自己也几乎体力透支,但他仍然想帮助米奎尔,他需要我指导他应该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但我清楚,米奎尔最终必须依靠自己的意志走下山。不过,如果我能让克里斯坦或者其他登山队员帮助米奎尔,那么他恢复意志自救的几率将极大增加。登山队在面对整个登顶过程最严峻的挑战时,我也面临着职业生涯中最严酷的考验:我领导的团队是否能经受住这一意外的挑战?
在Vertical的十年
16年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当我还在智利天主教大学攻读工程学位时,就开始从事登山运动了。毕业后,我决定同时从事两项事业:工业工程管理和极限登山运动。当我成为一名研究生时,我在这两条事业的轨道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获得了剑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还参加了北威尔士户外运动国家学院的登山运动课程。
返回智利后,我三次参加过攀登珠穆朗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