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Earth Treks中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我在贷款文件、租赁契据和合同文本上签字。如果出现现金短缺，我就没有收入。如果不能按时归还贷款，我的房子就归银行所有。同样，如果有回报，我就获得最大的一部分。
这就是管理的基本常识。然而登山队友式的伙伴关系以极其细微而又非常重要的方式带来了变化。如果我先领攀带着大家登上第一块岩脊，然后你再领攀带着大家登上下一块岩脊。这种平衡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森严的等级之上，而是建立在相互的依赖之上。高危险的登山活动也使得这种关系更为密切。在登山过程中结成伙伴关系时，我们就会看到对方在与自我怀疑角力，与重力的牵引以及在极端环境中冒险所必然带来的不适和残酷奋争。当一个弱点暴露出来后，我们也看到了个人战胜弱点的那一份美丽。我们见证了超越极限、超越预期的时刻。我们共同分享了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感受到的震撼和恢宏。在整个行程中，我们对彼此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经营Earth Treks时，我也尝试着这样做。当其他许多企业的所有者强调领导力时，我却强调合作。为了树立这种合作意识，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新人的雇用，因为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企业的文化积淀。我们花数小时的时间确定价值观。在员工培训会和季度末的汇报会上，我们十分关注每一位员工还能为客户做些什么、如何才能使客户的体验尽善尽美这样的问题。
诸如此类的交流和早期所犯的一些招聘错误使我们完善了招聘和培训流程。现在，由一个招聘小组来面试每一位候选人。至少经过三轮面试后，才能雇用一名全职员工。我们想要确保加入团队的每一位员工都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愿意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攀岩经济学”决定了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人选。与以前相比，几乎每一个加入Earth Treks的经理的收入都有大幅度下降。而他们之所以还决定加入到我们中间，是因为他们希望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对登山的热爱之上，是因为他们满怀信心，认为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成长，重新获得曾经享有的薪资水平。
不论是从开诚布公的管理模式，还是到分享利润的方案，我们对于合作的重视渗透到企业运作和决策的方方面面。全部利润的20％在所有全职和兼职员工中进行分配。发奖金仅仅是我们庆祝成功的众多方法之一。就像登山中的合作关系一样，企业中的合作关系也很难维持。高强度可以使人精疲力竭。我们不得不解雇那些不成功和没有热情的员工。在漫长、艰苦的攀登过程中，一个糟糕的登山伙伴可以比一次闪电或一次雪崩更快地让你丧命。但是不论在高峰还是在商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取得了成功。
登山与创业：来自死亡区的教育勇气
丹、奥斯丁和我不得不沿着一条我们所不知道的路线从圣福灵峰顶下山。我们所经过的地带也许比南面或东面更容易发生雪崩。我们背着包，穿越位于21 000英尺高度的宽广雪原。当山体突然变得陡峭时，我们就沿着300英尺高的厚厚冰壁绕绳下降。在这之下，山坡上出现一个1 000英尺的陡峭悬崖。我们开始进行第六次绕绳下降。当我绕绳下降时，丹和奥斯丁正在下面等着我。我们把一圈细细的尼龙绳网绕在一块巨大、结冰的岩石上，并把绕绳下降用的绳子系在尼龙绳网上。
正当我绕绳下降时，绳子从岩石上脱落下来，我开始下坠。
在空中下坠的8秒多钟内，我只关注一件事：生存。我不但不恐惧，反而非常地镇静。我完全控制着自己的思路：寻找解决方案。首先，大脑向我确认：我在下坠。然后头脑中自动浮现出雪山的图像。我已经向下跌了几百英尺，正向55度的斜坡冲去。在积雪覆盖的斜坡下几千英尺处，表面破碎的冰崖好像一幅张开的扇面，布满了裂缝。当我的身体还位于雪坡之上时，我就思考着如何停止下坠。我需要把带着连指手套的手插入雪中，同时尽量把腿叉开，以防止翻滚跌倒。
但我向下坠时，丹开始大声叫喊，奥斯丁扑过去抓住脱落绳子的末端。奥斯丁没有告诉我们，在此次攀登之前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我们之中的一个人会丧命。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变成了事实。当我扭曲的身体向下坠时，我和奥斯丁之间的绳子绷紧，他被绳子拽得站立不稳。最终绳子从他手中脱落，他，连同他的雪镐一同失去控制，滚下山去。
在他身下几百英尺处，我正被强大的重力吸引着向山坡坠去。由于绳子突然紧绷了一下，于是我下坠的轨迹发生了改变。在下坠450英尺后，我重重地摔在覆有积雪的斜坡上，并且弹了起来。由于我身体的剧烈冲击，斜坡上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雪崩。坠落物不断打在我的身上，好似要把我推下山坡。
坠落物埋至我的膝盖，但我还活着。虽然我知道此时此刻过度的自信要比坠落山下还危险，但我还是感到一阵安全感在全身涌动。这种荒唐的错觉告诉我，同伴们会把我从这里活着救出去。现实中，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单独或一起为生存而奋斗。地形和当前的状况太令人绝望了。
我想哭泣，不是那种轻微的抽泣，而是由于内心恐惧所引发的嚎啕痛哭。我想要发泄，想要屈服于自怜和绝望，但是我不想接受死亡。经过艰苦持久的奋斗让自己活下来之后，我不愿意轻易放弃。我拿起雪镐，把夹子取掉，向身边的积雪挥去。这一简单行动让我重又找回一些控制，再次确定了求生的意愿。当我挥动雪镐刨雪时，像婴孩一样号啕大哭的需要消失了，至少暂时消失了。（这种哭泣的需要不断涌上心头。刚开始时，仅间隔几秒钟，几个小时后，我可以挺过一分钟，几天后，坚持的时间又延长到几个小时。）
虽然仍处在19 000英尺的高山上，但至少我们还未受到大的损伤。我的鼻子上仅有一小处划痕，右脚上的冰爪松了，一堆雪崩后的坠落物堆到我的胸部。不过谢天谢地，虽然我从500英尺的高空摔下来，骨头却没有断裂，韧带也没有扭伤。
奥斯丁调整好自己，然后向我所处的位置爬下来。我们无须说话。当丹向我们所处的位置爬下来时，他把绳子收在一起。现在轮到他控制局势了。他成了我们的领导。
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沿着曲折的路线在山体表面攀登，想找到一个平坦、安全的岩脊宿营。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岩脊时，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合作精神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为我们煮雪水。那天深夜，我们三人蜷缩在小小的“雪巢”中，距离岩脊边沿只有一步之遥。经过连续40个小时不间断的技术攀登后，我们都精疲力竭了。清晨时分，悬于我们头上的冰坨突然崩塌，使得悬崖表面成吨的冰块从12个小时前我们绕绳下降处顷刻而下。当成吨的冰块撞击在曾经托住我的积雪上，又引发了一次雪崩。几秒钟之内，雪沫在帐篷周围堆积起来，达到1英尺，把我们从山上坠下来的任何痕迹和向安全的岩脊攀登的每一个脚印都覆盖住了。
此后，我们花了几个小时从岩脊上爬下来，选择好走的地带步行回到大本营，还时不时地抬头仰望山上。身处最困难的境地时，有三种基本的本能反应供我们选择：战斗（直面问题，试图解决它），逃跑（回避问题），不作为（仅仅忽略问题，但要承受更为严重的后果）。我们选择了战斗，这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
我们在圣福灵上的攀登过程也正是我们为生存而战的奋斗过程。不论是肆虐的暴风雪、吹到山下的锅，还是从500英尺的高空跌落下来，一切都那么不尽如人意。其中任何一次事件都可能使我们丧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情况好似失去控制，当身上的压力常人难以承受时，我感到自己更为强大，更有能力。我能够更为勇敢地面对每一次挑战。我会想：“既然我攀登圣福灵时都活了下来，那么我们一定会经受住这次考验。”
在圣福灵，勇气激励着我们这个团队。只要我们中的一个人愿意拼搏，我们就在向安全迈进。这种现象在企业中也不断得到验证。决定建立第二家攀岩馆时，我们把Earth Treks 团队的成员召集在一起，列出这一决定的风险和回报。就在几年前，我还在一家该死的仓库里经营企业，而现在，我们计划贷款96万美元建立一家价值150万美元的攀岩馆。我们决定试一把，拿出大量的血汗钱，并且千方百计地融通资金来填充债务，建立一家最好的攀岩馆。就像在攀登圣福灵时采用阿尔卑斯式登山方法一样，我们在修建攀岩馆时也采取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办法。攀登圣福灵时，我们几个人背着相当简单的装备向未知领域进发。而在修建攀岩馆时，员工们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其中有些人每周工作7天，经常连续工作14到48个小时。我们向供应商阐述我们的梦想，说服他们给我们优惠条件并且打折出售他们的产品。
尽管我们非常执著，可还是遇到了障碍。律师告诉了我们一个坏消息：我们必须把攀岩馆所在地的区域类别从制造类改为休闲类。巴尔的摩的地方法规要求每1 000平方英尺的面积需要10个停车位。很明显，我们没有满足这一要求。现在，我们只有不到40个停车位，而我们总共需要160个。
负责区域规划的那位律师摇着头说，“这个项目永远永远都不会被区域规划委员会批准。”
律师那么容易就承认失败了，这令我很吃惊。我说，“我们必须获得批准。我已经把大楼的房顶掀了下来，而且在这块地上已经投了36万美元。我们只能成功。”
我逼得他快要崩溃了。虽然他声称，“我在这个县有长达30年的区域规划方面的经验，从来没见过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我还是迫使他想出来一个疯狂的计划。这个解决方案是：距离Earth Treks前门500英尺的一个土地所有者必须将一百多个停车位出租给我们15年。可问题在于，大楼周围的停车场已经拥挤不堪了，因此每一个停车空位就好似金条一样宝贵，被大楼之中的租户争相抢夺。我能不能说服这个土地所有者放弃对租户的承诺，把他资产中最珍贵的120个停车位出租给我？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我应用在巴尔的摩商界搏击时所获得的激情、远景、毅力和合作精神。如果我没有勇气去发扬这些精神，没有勇气去找寻解决方案，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我记得曾给一个EMBA班（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作过讲座，并且结识了当时的一个学员。他在巴尔的摩掌管着10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面积。他的公司就拥有我们附近的一座大楼。我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共进午餐，席间我讲述了一两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然后我们就获得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合同。两天之后，我把签过字的合同文本送到负责区域规划的律师那里，此前他一直坚持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合同。在此后举行的区域规划会议上，委员只提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