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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刊物放在一起，严重影响了销售。
“是不是我们刊物不好看，我挺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拍马屁的语气自己听了都肉麻。
“哦才穀要看哝个杂志。”他干脆坐下来，屁股对着我。
“老于啊，我们老板给你带了点见面礼。”我的发行总监黄晓洁一边帮我打圆场，一边示意我把我们刚买的一条中华烟递过去。
“是是是，”我赶紧接过来说，“我们交个朋友吧。”
老于把烟一把拿过去，瞪着眼睛跟我喊：“个作啥？！！个作啥？！！哦要吃哝个香烟咯？！”然后随手把烟扔到淮海路中间。小洁和我都吓坏了，我已经有点气急败坏地想动手揍这个不讲理的老头子，还是小洁使劲给我眼色，要我忍住。
“你别这样，老于，我们是来和你谈工作的。”小洁劝他。
“个么哝讲事体题，做啥拿香烟来啦？！”老于头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没什么，于先生，你不要误会，我们头次来。总是客气一下，没别的意思。”我缓了口气，决定再试一把。“烟就算了。我妈妈刚刚写了一本书，我让她签了字，给你带来了。”也许，他买我妈的账。
老于把书接过来，翻了一下，扔到一边。“哦给哝讲，呒没用咯，哦有事体，哦跑了噢。”然后转身就消失在一个小弄堂里面。
我和小洁傻呵呵地愣在那里，摊位上的小报童捂着嘴笑话我们的无能。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在考虑要不要去抢救淮海路中间已经被车压扁了的那条中华烟。
我跟我妈妈要她的书时候她问我：“这个于先生是谁啊？”
“是上海的一个摊贩，我得求他好好帮我卖ILook。”
“我为什么要给他书呢？”我妈还是不解地问，“这有用吗？”
“有用，有用，你不懂。”
事过两三年之后，东航出版社的叶荣臻跟我妈说：“听说你女儿曾经在上海被一个摊贩轰出去了？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我妈问他。
“这个老于头大家都认识，他到处和别人讲，章含之的女儿拿着她妈妈签名的书来求他，也被他骂跑了。”
我妈妈随后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只好承认。
“那我的书就给扔那儿啦？”
“嗯。”我一直没敢告诉我妈，怕她生气。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没用吧？”她哈哈大笑，“你就丢脸吧。”
我从钢琴、红地毯、黄瓜三明治里得到的优越感就这样转送给上海的老于头了。
工作第3节 朱伟：洪晃是个随心所欲的人
洪晃是个随心所欲的人。1998年她慷慨地留给我一本青春期在纽约的影集，让我给《纽约空降红小兵》配图，然后就好像整整消失了半年。再见面时突然一个电话过来，说是吃涮羊肉，涮羊肉时候说，她正在帮着做《I Look世界都市》的销售，让帮着在编辑方面出出主意。那时候她还没当出版人，但她说她是一个一上飞机就狂买杂志的人，做一本时尚杂志，告诉别人穿什么衣服是一件特好玩的事。我理解，她是要通过做杂志来过一把瘾，因为从骨子里，写文章也好，做杂志也好，她都希望能证明点什么。证明过了，好比一件穿过的衣服，也就不会再当回事。
刚开始做发行，她说：“我打一个‘夏利’跑到地铁说，我把书送来了，你们帮我搬一搬。这怎么可能？谁求谁啊？我就老老实实把六箱书搬下去，搬得吭哧吭哧的，一点都不好玩。然后去了一个二渠道的发行会，把我给吓死了。一个黑黑的楼道，每个发行商一个小屋子。我从来不知道中国的发行渠道如此分散，根本不可能像国外那样为出版商提供系统的服务。惟一的可能就是邮局，但是这种单位只会压书，不会发书，他们的专长是利用政府政策给予的垄断，提供最少的服务，收取最高的费用。”洪晃显然对中国发行市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然后她去做广告，她说她把一大帮广告代理召集起来，扣在那里就自己一个人说这杂志怎么怎么好，容不得别人说话，“谁说这杂志不好我跟他急”。
又过三个月，她和点点拉了一个《I Look世界都市》的编辑请我吃饭，让我帮着介绍一些文章写得好的写手，这时她已经全面接管了这本杂志。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最蠢的是完全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合适的出版人。那时我施展自己身手的欲望特别强，我觉得中国的编辑没一个懂经营的，而中国的经营者又没一个懂文化的，所以最棒的出版人非我莫属。”在当时的她眼里，做杂志是一件特容易的事。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天真地说：“我拉最牛逼的作家都给我写稿子，最牛的作家我都能网在一起，这杂志的质量肯定就会不一样。”
再过一段，风风火火又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成立了一个公司，杂志、网站一起做，让我到她公司看看。去了一看，感觉果然不错：在写字楼里搭起了纽约那种艺术SOHO里的钢结构房梁，红黑两种颜色，写字楼里虽显得暗、压抑，但充满艺术气息。也不知她从哪里找来一堆文革时的革命版画，都用镜框给挂起来。我想，这可真是典型的洪晃审美趣味。我感兴趣的是，她怎样靠这样的趣味做她的时尚杂志呢？
工作第4节 我不时尚行吗（1）
“我想求您帮个忙。”1998年的时候我跟朱伟刚认识，打电话非常客气。当时我很巴结他，因为我特别想在他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我写的小破文章。我写东西和我说话一样，非得有观众，如果没有人登载，我绝对不写，那不是跟面壁一样吗。
“嗯，说吧。”朱伟说。
“帮我找个编辑吧。”
“干什么的？”朱伟问。
“干什么的？编东西的，编辑还能干什么。”由于我当时对刊物不同编辑的不同分工比较不清楚，而下意识地又觉得朱伟这种文人看不起我和我办的刊物，我的语气里充满了防守攻击的腔调。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是编辑文字，还是要出题目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就要那种两个都行的吧。”
“编什么栏目的？”朱伟问。
我还是觉得他的问题里充满了对我的鄙视。“什么栏目都能编，要有头脑的，聪明的。”我回答道。
“好吧，我给你想想。”朱伟干巴巴地说，“就这样，还有事吗？”我总觉得该和大编辑寒暄几句，拉拉近乎，假装我也是同行，但是让他憋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好告辞：“那……我等你电话吧。谢谢啦。”
过了几天，朱伟果然推荐了人，编辑部面试之后发现此人只能花不到一半的时间工作，另外的时间要自己打坐、养神、拜佛。我气疯了，我觉得就是朱伟拿架子，看不起我和I Look，不推荐好的编辑给我。我想和他打架，我觉得他不够朋友。我想他这样戴眼镜的上海文人肯定特别怕非常粗野的北方女人，所以拿起电话就喊：“X他大爷的，你丫怎么拿我开涮，那他妈编辑能他妈干活吗？！”
谁知道这个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上海人居然立刻操着没丢干净的上海口音反击道：“X你大爷，你他妈不知道你要办什么样的杂志，我他妈怎么给你推荐？”
在犯了很多错误之后——大概是2001年的夏天，我终于一头雾水地找朱伟和几个朋友帮我重新找I Look的定位。在我也记不得多少次集体培训和谈话之后，我慢慢悟出来我还是应该把I Look做成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consumer magazine），而不是我自己的观点的讲台。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不少错误，比如：I Look曾经做过一圈户外广告，口号是“给有头脑的女人的杂志”，是我的馊主意。这种口号真是打击了一大片，把读者都吓跑了。实际上，爱美的女人永远比有头脑的要多，因为即使有些爱美的女人不爱动脑子，所有动脑子的女人还是要 美的。我没算清楚。何况女人要看严肃的文章有《三联》、《财经》，要看文学有《小说》、《收获》、《万象》，她们选择时尚类刊物就是为了服饰美容，为了生活方式，为了轻松。再仔细想想，我自己也一样。住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咖啡桌上都摆的是New Yorker；而马桶边上全是《人物》。
必须承认，不修边幅的女人是不可能当女性刊物主编的。我基本上不修边幅，而这事全赖我妈，因为她没把我生得漂亮点。我向来认为，我的性格和聪明是我最大的长处，而我的长相是我最大的短处。从我懂事以来，无数的人带着遗憾的口气对比我们母女的长相，以致使我坚信，我的长相是没救的。
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因为公事要赶回北京，买不到上海到北京的飞机票，求我妈妈帮忙。她找了上海民航的一个局长，曾经是周总理专机的飞行员。上飞机那天我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白T衫，在上海机场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捧着一本侦探小说。突然，局长的秘书走到我跟前，叫我赶快站起来，局长来看我来了。我慌忙起身，正在弹裤子上的灰尘的时候，局长已经离我鼻子只有三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儿啊？”局长问，好像很吃惊。
“啊，我就是，谢谢您……”
局长没等我表达完殷勤的感谢，就打断道：“怎么一点不像你的母亲啊……”他有点自说自话，一边说一边摇头。“你母亲好漂亮的哎，你怎么……不像。”然后他很失望地挥挥手说：“好啦，好啦，你等飞机吧。”说罢，转身就走了。
更要命的是，我12岁出国之前是个大胖子，体重比现在还重。那时候老演北朝鲜的电影，有一个叫《摘苹果的时候》的电影，剧情我已经忘光了，就记得当中有一个男的找对象，他的妈妈非要他娶一个胖媳妇，拿着照片劝他说：“她能挣六百工分呐。”我当时最怕学校放映这个电影，因为我的外号就是“六百工分”。我还非常害怕上体育课，四百米我要跑四分钟，跳山羊我永远跳不过去，骑在上面。我老撒谎请假，不上体育课，老师直纳闷，说这个孩子怎么一个月来四次月经。
等我从美国回来，妈妈被隔离审查了，我周末只好和爸爸、美女后妈一起过。我后妈叫朱一景，漂亮得跟妖精似的，曾经是电影《五朵金花》里面的一朵。本来我就不漂亮，她就干脆雪上加霜，经常提醒我说：“你长得真不好，现在出身又成问题，赶快嫁人吧，只要是北京户口就行了，阿姨是为你好。”我不爱记仇，但是跟这个朱一景我是一辈子记仇。
谢天谢地这个女人后来离开了我父亲，在纽约瞎混，还是想拍电影。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凯歌、吴天明去一个住在纽约的台湾导演家玩，人家谈到朱一景想上他的戏，我大概一口气骂了她半个钟头，吓得这个导演没敢用她。这可能是我和陈凯歌结婚最得意的事情，狠狠地泄了一回私愤。
我的思想适合给丑女人情结的人办一本刊物，但是主流实在没戏。现在想想都脸红，知道自己错了，知道我这个丑小鸭大概下意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