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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随想曲
音乐流动的时候，静止的美国乡村画面就渐渐升起了炊烟。拉威尔的灵魂在一九三七年晚雨的空气中湿漉漉地复活。
“可憎的二十世纪。”老妇人垂头坐在硬木藤椅里，她翻动画册的手指哆哆嗦嗦的，她的咕哝声同窗外的风景一样陈旧不堪。
“一九三七年，会死去一个追求音乐技术完美的人，可惜的二十世纪。”
老式电唱机将《西班牙狂想曲》的旋律送到老妇人心底，使她心底的湖水涟漪点点，而她膝上的画册已经走完了春夏秋冬。
她诅咒二十世纪的时候，她的女仆正挎着菜篮子尘垢满面地把二十世纪末的消息带给她：
“云字楼的玫瑰油糕涨价了。晒到院子中的米原想将虫子晒走，没成想米也连带着没了。”
“二十世纪的奸商和窃贼。”老妇人咕哝了一声，盯着画面上的一间房子。她在想，这房子的主人是牙医还是牧师？
“信箱里有两封信。”女仆麻利地将玫瑰油糕放在蓝瓷盘中，然后用舌头舔了舔沾上了油渍的手指，将两封信送到老妇人面前。
“又不是一九三七年的信，”老妇人叹口长气说：“我不急着看。”
老妇人认定白房子里住着牧师。因为白房子门前的雪地上脚印纷乱，必定是许多人需要这地方才频繁地来。而牙医的门前应该只有牙医自己的脚印，这样小的镇子牙医会巡遍患者的。
“一九三七年年底，我从扬州逃往汾阳的路上，一个扛着镐头的农民碰掉了我的一颗门牙，我没有想到那年法国会死一个大音乐家。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岁月，是黑暗的岁月，同时也是音乐的岁月。”
老妇人正在写一部回忆录，她写完这段话后心绪又纷乱如麻。她的一生充满了毁灭和幸福，恐惧与悲伤，她经历过战争、瘟疫、饥荒，有过情人、仇人，她的手指触摸过如膏的胭脂、闪光的银器和亮丽的丝绸，也触摸过荒草、尸骸、糟糠和犁铧。
她无法把那些沉重的杂乱无章的记忆理出头绪。她的回忆录断断续续的，开始像是结束，时间顺序上也处处越轨。她刚动笔本意想叙述自己的出生和家庭背景，结果一落笔便是：
“我确切觉得生命开始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而这生命的结束也是在同一年，这年的年底我对着遍地尸骨哭泣生命的结束。那时候汾阳刚下过一场雪，少见的一场雪把我要描述的场景全部虚化了。我只记得那场雪中汾阳像个巨大的银锭。我走在这虚假的危险的银锭上冥想音乐时，却突然发现它在枪炮声中訇然碎裂，裂痕漫出血腥气。就在这种时刻，我诞生了。”
整整一个春天她都在重复地描述相似的感觉。风微妙地转热，她在白天时总把深蓝色的金丝绒窗帘拉上，以避免灼人的阳光投入房间。
“阳光使我不敢回忆。”老妇人总是告诫女仆，“日落时才能拉开窗帘。”
女仆很忠诚，老妇人说什么，她都言听计从。除了买菜、洗衣、做饭、打扫房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打发在摆纸牌上。逢到月底女仆清理各项费用而将余下的钱交给老妇人时，她都说：
“买纸牌去吧。”
平素，老妇人也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接待一些来访者。领导、远房亲戚、她的崇拜者，大都是三两句话就打发了人家。她没有谈话的欲望。有时，女仆从街角的报摊买一份小报回来给她，说那上面有她的新闻。她只说一句“我的事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胡说些什么”，小报也就进了纸篓。
帮助她陷入回忆的，除了晦暗的天色和安静的氛围外，还有音乐和画册。音乐使往事有了重新行走的能力，而画册则使她的想象力无穷无尽。面对着一个个未名的小镇，面对着那么多陌生的房屋，可以想象世间发生的一切都在那发生了。
“我出生在这间白房子里，父亲是个牧师，母亲是意大利人。”老妇人对着白房子说，“我们小镇位于科罗拉多峡谷边缘，山上总是积雪皑皑。我有两个哥哥先后参军，一个战死，一个负伤归来成了和平年代的酒鬼。我们的房前有花园、停车场和通向山间的大路。我们的邻居——那幢又矮又圆的红房子里住着面包师一家人，他们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喜欢像公鸡一样站在高处引吭高歌，他后来死于车祸。”
老妇人时而被温馨的生活场景所打动，时而又为不可避免的人的悲剧结局而痛心疾首。她的故事总是忧伤悲观，无论她怎样为自己变换姓氏、国籍、种族，都无法把未来展示给世界。一切都在过程中，事物永远都是不求永生、但求速死的。
回忆录就是把一朵玫瑰揉皱了，让人看凋零的花瓣。
“我父亲是扬州人，母亲是北方人。父亲是个文弱书生，他看到我母亲生我的情景竟然眩晕过去。事后他有一诗来诅咒人诞生所不该承受的苦难。当他使我那生育能力极强的北方母亲怀他的第三个孩子时，他竟然在痛饮一夜清茶之后免除俗念，脱下长袍，遁入深山披上袈裟。那时候我还小，我记得母亲守着油灯哭了三天三夜，眼睛哭得很突出，却又仿佛是没有了，后来她就嫁给马戏团一个翻跟头的小丑了。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只过了两个月，小丑又恋上一个更年轻的寡妇，把她给抛弃了。那天她没有哭，只是守着油灯低低地说：要是能找到你父亲，我就撕下他的袍子。我知道她还恋着父亲。”
老妇人喝了口茶。茶也是帮助她回忆的手段之一。茶叶在开水中舒展开碧绿的肢体，把体内的清香气散发出来的那一瞬间，老妇人头脑中重现的旧事就真切起来。
“战争给这世界留下了废墟和凯旋门，也留下了苦难的回忆的阴影。我的外公外婆是西班牙人，他们死于一九三六年的内战。我母亲从此之后把嗓音练得比面包师的儿子还要洪亮十倍。那个腼腆的小伙子死于车祸后，我母亲仍然披头散发地站在有雪的山峰上对着空旷的世界高唱富有巴斯克风格的歌曲。她的歌声由于毫无修饰而格外打动人心。当她溘然长逝，小镇的教堂为她的灵魂做天堂的指引时，我明白战争的阴影彻底从她身上消失了。”
一种虚设的生活使老妇人的心情阴郁起来。她翻过这一页，她听到一个甜润的女中音说“天堂里的又一天”，接着她听到了天堂的声音。她的眼前展现出初春的景象，积雪开始消融，天色已不那么灰白。河岸的鹅卵石随着积雪的融化而裸露出来，开始时是灰褐色，而等到天真正蓝起来，阳光真正热辣辣起来的时候，鹅卵石就变成金黄色，那沙滩也成了金色的沙滩。而河岸曾被霜雪包裹的枝条已不那么坚硬了，它柔软了，泛红了。过了不久，枝头吐出绿芽，河水将山顶的倒木冲下来，倒木被带到漩涡处就横七竖八地停在那里，这时节岸边绿草茵茵，许多奶牛垂头站在草地上。
“我母亲在汾阳呆了一年就有些精神失常。她常常夜深时走到门外轻唤我的两个弟弟的乳名。他们两个都参了军，至于去了什么队伍连上帝也不知道。他们最终音讯杳无，多年以后我在一座小城的火车站中转换车时，一个矮小、面容清瘦的瘸腿要饭男人朝我伸出肮脏的手时，我的心底一阵震颤，他竟那么像我的弟弟！可他又那么不该是我的弟弟！我望着车站里庸庸碌碌表情木然的旅人，递给他一些零钱。他接过钱，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就一瘸一拐地奔厕所门旁一个较长的烟蒂去了。一九三七年年底，当我站在汾阳被白雪覆盖的街头的时候，母亲轻轻哀求我，你舅舅既然不在汾阳了，我们不如回东北。我说我讨厌东北。母亲便垂下头说，那还是回扬州吧。”
敌军进攻扬州之时，有一部分兵力由凹子街经万福桥而至仙女庙镇。二道桥乡民为避免骚扰，预备鸡鸭猪羊，集队迎于桥口，然仍未逃脱敌军用机枪扫射的命运。道旁河畔，尸骸遍野，哀鸿悲鸣。扬州市民，在睡梦中陡遭杀害。书局被焚，古刹天宁寺内枪声阵阵。
老妇人在晚年读到上述资料时仍然泪眼婆婆。黄昏并没有改变颜色，只是由于岁月的流逝，黄昏更浓重一些罢了。她面对着黄昏，觉得眼泪也是多余的了。这时她忆起童年时父亲教她唱的净土诗：
珊瑚枝挂弱犀牛，
苦海扬波难尽头。
咬碎一团空界月，
与君把手入层楼。
她的回忆停顿下来。
她唤女仆将窗帘拉开，外面肯定是夜色了。她在月光的朗照下谛听北海道民歌，她被围困在微雪和清风制造的忧郁温馨的气氛中。
“一个拥有这么美丽歌谣的民族，为什么还要征战呢？”
她自言自语着，音乐声中有女仆走来走去的脚步声，脚步声像落叶一样朝音乐深处滑去。她听见女仆吩咐她洗澡了，她咕哝着“二十世纪的繁文缛节”，就关掉了电唱机。世界空虚起来，她的一天结束了。
曙光弥漫天际的时候，一个邮局的轮廓出现在她面前。邮局门前堆着积雪，旁边停着几辆银灰色的轻型轿车。已经是傍晚时分，山脚下铁路旁的红色信号灯显得又湿润又美丽。邮局是旧房子，那里最早是车站。新车站诞生后，邮件可以从火车线上南来北往，邮递马车也就被邮局取代了。这房子举架很高，不过两层，看上去却有四层楼那么高。邮局是朴素的，除了圣诞节可以从它的屋檐下找到几盏彩灯，它平素是不加修饰的。与它相邻的是朗姆勃咖啡馆，它的门脸很醒目，用黑色橡胶皮做成的船形屋顶，人一站在这门口，就想到航海归来要上岸休息了，而从门里出来则仿佛预言着又一次远行历险的开始。有时候小镇的人从邮局出来，会不由自主地踅进咖啡馆坐上一刻。
“我母亲的歌声从这个小镇消失之后，有许多人忽然很想坐咖啡馆来怀念她的歌声。朗姆勃咖啡馆是永远少不了音乐的，老式电唱机在放录音时总是伴着嗞嗞的声响，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沉浸在音乐的气氛中。有一个黑人歌手最喜欢来这里唱《西西里情歌》，他一唱这首歌，很多穷人就放下咖啡杯流泪。那个老态龙钟的马车夫逢人就讲我母亲年轻的金发有多么迷人，而另外的人则说我母亲天然的鬈发就是上帝赐予这人间最华丽的音符。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来到邮局发了一封通往国外的信，信的目的地是法国。信被那个满脸雀斑的值班员小姐加盖上邮戳的时候，我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走出邮局，我看见了冬日里少见的猩红色的晚霞，它使山顶的滑雪道看上去玲戏剔透，我站在冷空气里哭泣不已。后来我来到咖啡馆，大家都将目光移到我身上。我听着音乐，看着桌中央一只细瓷高颈小花瓶里插着的一枝鲜艳欲滴的玫瑰花，我像是看见了母亲的棺木入土时我把第一枝红玫瑰朝棺盖抛去的情景。玫瑰的美丽在于它既能附属生，也能附属死，它总是走在生死两个极端里，而绝不在中间徘徊，世上再没有如此凄艳迷人的花朵了。那个神色忧郁的黑人歌手唱完歌后坐在我的对面，后来建筑师的面色苍白的儿子也坐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