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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自重”六字。这几个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一句套话罢了，对于鲁迅。却是重重地一击。“愿你安心自重”，即是说鲁迅做了不能“安心自重”的事情。“自重”的潜台词是说鲁迅“不检点”，而“安心”的潜台词就更严厉了，可理解为鲁迅“不道德”。
鲁迅当日的日记道： “昙。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问之，不至。下午雨。”鲁迅似乎也不明白周作人被生了奇怪的病的日本老婆迷惑的程度如何，想与之沟通一下，周作人竟不理睬。
萧文邦《鲁迅新传》第七章“蔷薇之梦的破灭”对此信解释说：
这封信应该是分析兄弟反目唯一的也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信的内容告诉我们，周作人是晚鲁迅三天，即七月十七日，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容不外乎是鲁迅调戏了羽太信子有关的谣言。这里所说“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为什么不想责难呢？因为“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众所周知，基督教义是不允许男女私通的，否则就会受到全体教徒的谴责和咒骂。这在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写得最清楚，克利斯朵夫到瑞士由于和医生的妻子阿娜私通，被人发现后，受到全城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谴责和辱骂，使得阿娜抬不起头而企图以自杀来清洗她“污秽”的一生。
这种对基督教的理解恰恰与周作人的意思相反了，倒与伊斯兰教相同了。基督徒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宽容。基督曾经对气势汹汹正欲用石头打死淫妇的人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过的，就可以用石头打她。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于用石头打她。基督巧妙地保护了淫妇。这才是周作人的本意：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担受得起”的事，我也担受得起，虽然我并非基督徒。写信时他还算“大度”，并不想责难鲁迅。然而，一年以后，周作人却忘记自己说过的话，竟做出以香炉代石头欲打死鲁迅的举动，他毕竟不是基督徒。
信中接着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后院子，是指羽太信子的房间，当时八道湾的房子正房分三进九间，第一进座南朝北的是鲁迅的卧室，第二进座北朝南的三间是鲁迅的母亲和朱安的卧室，第三进座北朝南的三间中的最西一间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卧室，中间一间是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卧室，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曾在那东间住过，爱罗先坷寄住鲁迅的家时，也住在这间东屋。周作人要鲁迅“自重”，不要到“后院子”来了，就是不要再到后院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卧室来了。这很明显和鲁迅与羽太信子之间的私情有关。因此从这封信的内容分析，兄弟间的反目，完全和鲁迅与羽太信子调情有关，而不可能是其它的原因。
7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周作人日记则说： “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鲁迅缩写，这是当年的文化精英们倡导废中国字代之以拉丁字母的妙处。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2）
此事平静以后，事隔十个月，鲁迅大约以为周作人的情绪稳定了，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去取自己的书籍和器物，却不料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当天鲁迅在日记中记道： “六月十一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訾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在此处，有一段惊险的插曲，就是前文说的周作人以香炉代石头打人一事，周作人抄起一个一尺高的狮形香炉，向鲁迅头部打去，多亏被人半路接住，才没有击中。（许广平： 《鲁迅回忆录？五》）民主自由的斗士应该懂得，即使是警察对待犯人，这样做也是不可以的。此一击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已充分暴露出周作人所学所知的时髦理论皆似是而非之论。时人砸烂孔家店，周作人有大功焉，扫荡“修身齐家”的旧观念也是身体力行。周作人并写文章骂鲁迅是“破脚骨”。面对周作人的行为，鲁研家只能表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鬼使神差”、“惊恐地问道： 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云云，为什么不是理所当然？周作人读外国书，写时髦书，然而一到实际行动时就如此鄙陋不堪，当年有人赞他“内蕴不露，接物谦和，予哑然失笑其皮相也。”（《周作人日记》壬寅二月初二）周作人颇有自知之明，他本质上其实是偏激的人，他歌颂秦始皇还不算，又称颂汉奸秦桧，不赞成文天祥、史可法。这种人最终做了汉奸，也是水到渠成之事，正不必问“怎么了？”周作人今日极被世俗文化精英们看好，人们于此也略可看出今日中国世俗精英文化的病根之所在，不把此病根拔除，谈中国文化的重建或其他什么什么的，都是水中捞月。
羽太信子当着徐耀辰和张凤举罗织了鲁迅“罪状”，很多“秽语”，这些“罪状”和“秽语”大概无非是骂鲁迅如何调戏她。
可惜的是，徐耀辰和张凤举生前都对此事避而不谈，没有留下这些“罪状”和“秽语”的内容，所以也无从断定。但是，徐耀辰和张凤举虽然没有留下文字的回忆，但曾把这些“罪状”和“秽语”的主要内容曾透露给了他们的朋友郁达夫，现在的所有的关于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以及所谓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的一段隐情的回忆文章，只有郁达夫的《回忆鲁迅》道出了一点真情：
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对我说： “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郁达夫的这段回忆，是揭示得最客观、最完整的兄弟反目的原因，当时类似这样的谣传，似乎已不止郁达夫知道，传播这些谣传的，除了小报外，连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也在散布，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中央日报》副刊上曾发表过署名冀野（即卢冀野）的一篇《茶座琐语》，其中就谈到“有一位北方的小姐说： 鲁迅与乃弟作人尝阋于墙，不相见者已数年，此中原因大约是‘为太太之故’。”
但只要有头脑的人认真作一分析，这事很快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但由于郁达夫的这篇回忆文章，发表于一九四○年抗战的战乱时期，很少有人注目，所以这个秘密，一直无人来捅破它。以致造成周作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故弄玄虚的对鲁迅的诬陷和攻击，他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那个事件（按： 表面上是指兄弟失和，其言外之意是诬陷鲁迅与羽太信子有私情）我一向没有公开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
这里周作人故弄玄虚的说他用剪刀剪掉了七月十七日项下的“大约十个左右”的字，他不用毛笔涂抹，而用剪刀剪掉，可见其彻底性，他的目的是要告诉读者，这记载鲁迅丑行的十个字，已被我用剪刀剪掉，以说明，对鲁迅的丑闻，是不愿公布于众的，为了说明“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不用墨涂而是用剪刀剪。可谓是大有“兄弟之情”。其实这十个左右被周作人剪去的字，充其量是说“鲁迅无礼企图调戏内子”而已。被周作人这样一玄虚，似乎鲁迅真是和羽太信子调情了。
其实，此事既非周作人亲眼目睹，也非周作人亲手抓住了奸夫淫妇，周作人给鲁迅的信，说得很清楚“过去的事情”，“我昨日才知道”，所以所谓鲁迅和羽太信子私通和调情的事，周作人不是目睹，而是耳闻得到的，这个耳闻，不是得自羽太信子本人，就是得之佣人的密告，但从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鱼肉鲁迅，诬陷鲁迅，血啧鲁迅这点上，出于羽太信子本人的枕头风，完全是可能的。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3）
因此很多回忆这件事的人，都说鲁迅和周作人的反目，是出于羽太信子的挑拨，这是不错的，因此郁达夫也说： “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许寿裳也认为：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许寿裳这里所说的“诬蔑委屈”，并不是虚设的形容词，而是用春秋笔法作了极其精炼的概括。
早在一九○说年鲁迅回家完婚，婚后与二弟周作人一起去日本，在与三弟建人告别时，两位兄长再三和建人说： 要三弟留在家里，好好侍奉母亲。兄弟三人亲密无间，“将来永不分家，有钱大家用，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如果这是周作人所说的“蔷薇的梦”，那末，打破这个梦境的，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昏虫周作人。
对于此事，周作人的态度是“不辩解”。他说：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萧文邦的《鲁迅新传》第八章对这一事件再做历史性的回顾：
鲁迅是否与羽太信子调情，答案是难以成立的。这只能是出于羽太信子的诬陷，因为羽太信子明白，只有这种诬陷是最能奏效的，也是最能神速地使他们兄弟间造成分裂，而达到逐出鲁迅的目的。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前后的一些情况。……
……羽太信子（一八八八～一九六二），当时正二十一岁妙龄，虽然长得并不漂亮，圆圆的脸蛋，细细的凤眼，看上去很有些像唐人仕女图中那种唐人仕女的古典美。
她原籍在日本本国越后，后迁东京，家就住在西片町附近，家中有一位年迈的祖母（一八五○？～一九一三）、父亲和母亲，父亲羽大石之助（一八七○？～一九四一）。她是长女，下有一个弟弟叫羽太重久（一八九三～一九八○），两个妹妹，二妹芳子（一八九七～一九六四），后来成为周建人的妻子，三妹福子（一九○○～一九一八），正在念书。全家六、七口人，家庭负担很重，羽太信子只受过小学义务教育，很早就出来做下女，她每天为住在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的住客送饭菜，很快就结识了鲁迅和周作人。大约不到半年，她和周作人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并准备在日本同居结婚。……
……鲁迅离开日本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