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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停地讲，语气里透露着对美国政府的轻蔑。“看看对巴拿马的入侵，对格林纳达的入侵。看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他们说他是个疯子和无赖。但是当萨达姆为他们所利用时不是疯子，也不是无赖。凡是敢于向美国提出挑战的，美国都称之为无赖。美国自己才是一个邪恶的帝国，用民主的遮羞布掩盖其无赖行为。”
她像街头小贩一样，不厌其烦地向游客解说，回答游客的各种提问。她会讲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5种语言，她向游客散发的传单有各种语言的。她说，她每天接待的游客究竟有多少她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很多很多，经常累得她口干舌燥。她手里总是拿着一瓶水，讲一会儿就喝口水。
这时，几位亚洲人来到这里，观看她的标语牌。她用朝鲜语和这些游客打招呼。康塞普赛昂多年来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她现在能够从相貌和衣着等准确判断出游客来自哪里。她从塑料袋里取出朝鲜语的宣传品，分发给大家。有几个女孩子过来和她合影，康塞普赛昂伸出手指，做出V字形，面向镜头：“但愿朝鲜早日统一，但愿朝鲜南北方的亲人早日团聚！”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我想有一个孩子
我问她：“你有没有家？”她指着两个标语牌：“这就是我的家。”“从前是否曾经有过家？你是如何到这里来的？”
她的脸上立即流露出无限惆怅：“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和很多美国人一样，康塞普赛昂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于1964年来到美国寻梦——汽车、花园别墅、孩子，多么诱人的生活。然而她没有想到，她得到的却是一场几乎把她推向地狱的噩梦，噩梦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深处。
“1966年10月29日，我嫁给一个意大利商人。婚后的头两年，我们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U大道380号，在那里有一套很现代化的公寓。婚后我们夫妻关系不是太好，因为丈夫和他姑妈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总是要去那个老太婆家。他姑妈对我一百个看不顺眼，总是寻机责骂，所以我特别讨厌去她家，为此我们经常闹别扭。婚后我们一直没孩子，她常常和丈夫一起责问我原因。一天我气极了，问她想要几个孩子，我为此太苦恼了。我实在讨厌她干涉我们的私生活。她什么都管，如果她反对我们去看电影，我们连电影也看不成。连朋友邀请我们吃饭也要经过她的批准。丈夫是个商人，有商人头脑，满脑子都是为了钱财。他经常劝我要忍耐，因为姑妈已经很老了，有一天她死了我们就可以继承她的遗产。我确实爱着我的丈夫，因此我再三迁就、让步。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经常为此吵吵闹闹，我劝丈夫回自己的家，我会做一手好菜的。但是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
“我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也许有了孩子就没有时间去他姑妈家了。但是我怎么也怀不了孕。医院检查了好几次，大夫说生理上没什么毛病，就是生活太紧张，压力太大。医生建议我待在家里，放松自己。但我喜欢工作，不希望靠丈夫养活。在我的一再劝说下，丈夫同意我们领养一个孩子。我们向设在纽约的儿童救助协会提出了申请，等了一年多仍没有结果。丈夫四处打听、联络朋友。1973年6月15日，我正在西班牙驻联合国代表团上班，丈夫打电话告诉我，他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女婴。”
“第二天，我和丈夫怀着十分急切的心情，匆匆乘飞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抵达的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朋友家，我激动不已，夜不成眠，终于盼到了天亮。朋友领我们去看孩子，生小孩的姑娘没有结婚，怕丢人，所以不愿要小孩，但等我们到了医院，姑娘的父亲决定自己收养孩子。朋友答应再帮我们寻找，可是等了两个星期，仍然没有结果。我开始失望、着急，心想不管怎样，只要有个孩子就行。就这样，又熬了数日，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大夫终于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刚出生两个小时的女婴。我们为孩子起名奥尔加。”
康塞普赛昂万万没有想到，小奥尔加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然而梦魇也从此开始。在以后的几年里，她和丈夫的感情越来越糟糕，丈夫总是百般刁难，使尽各种伎俩，将她几次送进疯人院，使她受尽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最后她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家，被迫离开纽约，来到华盛顿，寻求法律的公正，要求政府保护她的人权。然而无论是律师、法官、议员、部长，还是美国总统，对她的呐喊都不屑一顾，因为她没钱，打不起官司，她是一个无钱无势的普通百姓。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总统先生，救救我吧……
1979年8月，几乎绝望的康塞普赛昂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她在信中说：“我已经多次去过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区的家庭法庭。由于这些法庭缺少公正，法官拒绝接受我的申诉，将我的孩子判给了我丈夫，剥夺了我探望女儿的权利，剥夺了我回家的权利，剥夺了我作为一个母亲、妻子和一名妇女的权利。我寻求司法和政府部门的帮助，帮我讨回我的女儿，讨回我做人的尊严，但我失败了。因为我仍然相信，我们的宪法保护所有美国人都拥有自由、公正和人权，相信您保护弱小和无辜人的名声和品德，因此我呼吁您支持我为自己争取正义、民权和人权而进行的努力……您自己就可以在我们的法庭为我伸张正义。”
然而，康塞普赛昂的信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她又利用卡特去一所教堂参加活动的机会，在教堂门外打出了要求伸张正义的标语，并高呼：“总统先生，请您救救我吧！”然而总统看都没有看她一眼，第一夫人回头看了看，但只说了三个字：“很抱歉！”
警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将康塞普赛昂抓走，一阵拳打脚踢后，又强行将她押入警车，送往疯人院。经过挣扎和医疗检查，她才没有被当成疯子再次被扔进那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交谈中，她谈到小女儿时总是露出十分可怜的表情，总是叹气——那是一种无奈的悲哀。
“我特别喜欢我的女儿，我一天天看着她长大。她漂亮、聪明、可爱。从她开始学话，我就教她三种语言，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她能够对这些语言做出反应。我还教她认字、识数，她会数手指，数动物，会叫妈妈，叫得很好听。我最后见到她是在1975年，当时她才1岁零8个月，现在该是个大姑娘了。”
也许她已经流干了眼泪，我觉得双眼有些模糊，但她看起来却十分平静，只是话语中透露出绵绵的思念之情。我问康塞普赛昂：“你希望你女儿有朝一日来这里看你吗？”她又叹了口气，低下头，不敢正视我：“我不知道，随她去吧。她大概已经把我遗忘了。我不知道她现在究竟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一无所知。”
华盛顿是一个崇尚金钱和权势的城市，尔虞我诈，人情冷漠，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下台后都能体会到华府社会的世态炎凉。一无所有的康塞普赛昂更是尝尽了冷漠和白眼。一次次失望，一次次无人理会的呼喊，一次次人格上的污辱，最后她终于彻底绝望，她终于明白，那些衣冠楚楚、满口人权、人道的政客们，根本不关心她的人权，她曾经找到过她所居住的纽约州议员，但这位议员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人权、正义、自由、平等、博爱只属于富人，对于她，这些美丽的字眼只不过是毫无用处的垃圾。
康塞普赛昂从她个人的悲剧想到发展中国家的苦难，美国研制各种新式武器，指责别国是“无赖”国家，对别国进行制裁，发动战争，又有多少孩子死在美国的铁蹄下？她要抗争，以自己的一生来抗争，失去了女儿，生命对于她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她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动保护所有像她女儿那样的孩子；她要告诉天下人美国政治的肮脏，美国政客们的伪善。
1981年6月1日，她和在困境中结识的朋友威廉·汤玛斯，在白宫大院铁栏杆外的人行道上，树起了巨幅反战标语，上面画着巨大的蘑菇云，从此就开始了抗议示威的生涯。后来，警方将他们从白宫篱笆边赶走，毁掉了他们的标语牌，并禁止他们的标语超过6英尺高。从1983年起，她抗议的地点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南面的人行道上挪到了现在的地方。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比冬天更可怕的是警察
从1981年6月1日到现在的漫长岁月里，她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几乎都在这里度过。她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熟悉拉法耶特公园里所有的松鼠和鸽子，熟悉人行道上铺着的每一块砖，熟悉白宫每天的熄灯时间，熟悉白宫北草坪上割草的花工。从里根到布什，从布什到克林顿，白宫的主人在更换，白宫大院里的花开花落；豪华的车队从白宫的大门进进出出，西装笔挺的客人们来来去去。
唯独她，在这里独自守候，她对战争的憎恨与对和平的向往，像拉法耶特公园里的松柏，经受着冰雪风霜的蹂躏，却四季常青，永不变色。
警方规定，宾夕法尼亚大道只允许抗议示威，不允许野营，如果她躺下睡觉，就算野营，警察就会将她抓走。我用十分怀疑的眼光问她：“你真的从没有躺下睡过吗？”“没有，从来没有。警察在这条道上来回巡逻，如果看见我躺下，就会把我赶走。但我可以坐下、站着、或者走路。”
她每天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斜倚在标语牌前，睡上三四个小时。一年365天，她就这样度过每一个夜晚。
她吃得很简单，主要吃蔬菜、水果和面包，从不吃肉。她的行为感动着千千万万的游客，她靠游客的捐款购买食品，好的时候每天能得到二十几美元的捐款，有时还有好心的人送来水果。
一位自行车商店的好心人送给了她一辆旧自行车，并经常帮她维修。靠这辆自行车，她购买食品，去厕所，去无家可归者服务中心洗澡，去复印中心复印宣传品。她不会轻易离开这里，哪怕离开5分钟，她也会找一位自愿者帮她盯一会儿。
冬天最可怕。1996年冬天，大雪一连下了好几天，华盛顿完全被大雪覆盖，政府被迫关门。拉法耶特公园一片银白，宾夕法尼亚大道平时熙熙攘攘，这时却空无一人，经常在这里巡逻的警察也不见了，只有康塞普赛昂仍然守在她的标语牌旁边。“那时冷极了，尤其是晚上，我觉得可能要被冻死了，我穿上了所有的衣服，裹上了所有的毯子。我不停地扫雪、铲冰，不停地来回踱步。”
她不敢坐下休息，坐下来可能就会被冻死，实在太困的时候稍微坐下来眯一会儿。扫雪、铲冰、踱步，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冬天。
然而，比冬天更可怕的还有警察。为了了解康塞普赛昂的真实情况，我先后数次采访她。每次采访中，她总是向我诉说警察对她的暴行。她已经忘记了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