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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统又最害怕记者，因为他们总在鸡蛋里挑骨头，随时都有可能将白宫内丑陋的地方暴露出来，使总统威风扫地，甚至会使总统灰溜溜地离开白宫，1972年尼克松挥泪别白宫的始作俑者就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白宫记者是白宫的喇叭，又是白宫的耙粪者。总统对他们有一种又喜欢、又讨厌的复杂心情。
最明显的例子是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1998年初，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一天，克林顿在白宫东厅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记者纷纷举手提问题。克林顿对记者是比较了解的，他清楚哪位记者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想利用记者澄清他的立场，又担心记者提出过于尖锐的问题而露馅。因此，他极力避开CNN驻白宫记者沃尔夫·普利策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塞谬·多纳尔森。
但是，在被他点到的记者站起来之前，大胡子沃尔夫早已在第一排站立了好久，并抢先提了问题。果然，沃尔夫的问题使克林顿哭笑不得。沃尔夫问：“莱温斯基小姐本来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您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请问您自己感觉如何？”克林顿右手支着下巴，无可奈何地连声说：“很好，很好。”在克林顿被迫承认与莱温斯基有染之后，记者更是毫不留情地穷追不舍。直到后来，克林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很认真地请求记者不要在纠缠这些事了，希望新闻媒体将重点转移到国家大事上来，记者们最终还是听了总统的话，第二天的报纸几乎全部报道了美国的社会问题。
美国记者提问题也并非随心所欲，当遇到重大事件，有些问题的提出是有预谋、有策划的。有时，记者之间也会提前商量好，由谁提什么问题。《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克茨回忆说，1997年5月，白宫记者随克林顿访问欧洲。当时美国国内开始炒作保拉·琼斯与克林顿的桃色新闻，琼斯状告克林顿性骚扰。5月27日，最高法院就克林顿请求豁免权一事做出了裁决。7位法官一致同意，克林顿总统应该出庭接受调查。正在法国访问的克林顿和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们心情都很沉重。尽管如此，克林顿表面看来仍然十分从容，在外交场合依然风度翩翩。但这时，克林顿和白宫发言人麦柯里最担心的就是记者会问到琼斯事件。因为毕竟是世界超级大国的总统，在外交场合被问及桃色新闻事件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在访问荷兰时，随行记者像往常一样，组成一个小型的采访小组，其中就有美联社记者荣·福尔尼尔。在国外采访，通讯社记者总是被优先安排提问问题。但是福尔尼尔接到编辑部的命令，在记者招待会上不许提问有关琼斯事件的问题，这是美联社高层的决定。这个采访小组后来商量，决定让合众国际社的一位记者在照相的时间提问这一问题，但是他也没有提问。关键时候，崇尚自由的美国记者也注意维护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新闻看起来客观，但是问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提问，让什么人提问，就已经体现出了新闻的不客观。不同的记者，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背景看到同一个事件，描写同一个人物，就会写出完全不同的、但又是完全客观的新闻。这正如盲人摸象，人的认识永远是有局限的。新闻的客观、公正完全是相对的，美国的新闻体系更是如此。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白宫发言人的多种“无可奉告”
发言人是一项特殊的职业，他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他的工作是向记者提供信息，但有时他的工作又是对记者掩盖信息，甚至要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它是一项扭曲个人的职业。
麦柯里英俊潇洒，智慧幽默，是这类职业人士中的佼佼者。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大事，麦柯里总能保持君子风度，耐心回答问题，从来不发火，既不得罪记者老爷，又不被记者们绕进去，说出不该说的话，麦柯里确实不容易。
允许电视台现场直播白宫新闻厅的每日吹风会就是从麦柯里开始的。在台上，他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总是表现出非凡的耐心细致，任凭你正过来问反过来问，他都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认真回答你的问题。记者们常常拿他没办法，常常是问了半天，却发现什么答案也没有得到。在台下，他和记者们又很随便，和大家打成一片，与记者相处融洽。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一旦你进入新闻这个行业，你们关于准确性的标准比我们站在这里时的要低得多。”
合众国际社常驻白宫的记者海伦·汤玛斯从60年代起就进入白宫当记者，在白宫记者群中德高望重，连总统也要敬她三分。她毫不客气地大声质问麦柯里：“麦克，你怎么这么说？”
“这是真的，我们站在这里说话必须百分之百地，甚至千分之千地正确。”麦柯里依然沉静地说。
是的，如果记者出错，在报上开个小窗口，发个更正就可以，但发言人出错，就可能被炒鱿鱼。站在白宫新闻厅的讲台上，他已经不再是麦柯里。
记者们称他为变形脸、滚刀肉。“无可奉告”是蹩脚发言人常说的话，但是麦柯里的巧妙之处在于，他可以不用这四个字却表达出同样的意思。他从来不拒绝回答问题，因为发言人就是要回答问题。白宫记者从麦柯里新闻吹风会上的发言总结出了他的50多种“无可奉告”的版本。这些熟悉的句子是麦柯里的盾牌，帮他遮挡来自记者们的利剑：
“总统已经回答了所有问题。”
“很清楚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要说了。”
“我没有什么更多要说的。”
“你昨天就玩语义游戏，今天不和你玩了。”
“你在玩语义游戏。”
“这一问题已经被问过，并且已经回答。”
“我刚才已经说过，我这里没有更多信息。”
“同一问题昨天已经问过了。”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与总统商量。”
……
克林顿的桃色丑闻闹得满国风雨的时候，麦柯里像被审讯一样接受记者们的提问，但到最后记者们总是一无所获，一个小时的新闻吹风会常常是以麦柯里“还有什么问题吗？”的问话作为结束。然后他转身离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任副发言人的洛克哈特留在新闻厅，记者们又把他围住，希望从他这里套出点信息。洛克哈特在台下更不敢得罪这些资深记者，但他已经跟麦柯里学会了“无可奉告”的不同说法：“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和我一样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美国的新闻自由从新闻的发布上就已经不自由了，自由永远是相对的。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我的白宫记者证
在华盛顿当记者，需要各种各样的记者证。那些每天都出新闻的关键政府部门，如国务院、国会、国防部、财政部和白宫，都颁发记者证，其中白宫记者证最难申请到。
1997年3月的一天，我刚到华盛顿不久，白宫特工处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申请已经批准，让我去办理手续。
我来到白宫老行政楼的一层办公室，在特工处办公人员的指导下，拍照、填表格。一位面无表情的老太太拿起我的右手，把我的整个手全部按在蓝色的印泥里，五个手指和手掌全都印上了印泥，然后在一张张表格上按指印，按完指印还不算，还要把整个手掌印印上。印完了右手，再印左手。那感觉真像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被迫按手印。
并不是所有驻白宫记者都能够参加白宫的所有活动。有白宫记者证可以进入白宫新闻厅，但不能参加总统在玫瑰园和椭圆型办公室的一些活动。美国人说得好听——新闻自由，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记者都享受这种自由，自由是有标准的。美国对新闻采访的限制比其他国家都要严格。
要参加这些活动还需要白宫印发的特殊记者证“POOLPASS”，或者叫“联合采访证”。一些活动甚至只允许美联社的记者参加。记得有一次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我和摄影记者刘宇到白宫新闻处去索要这种记者证，新闻官却告诉我们去找以色列的新闻官要。我们找到以色列的新闻官，死缠硬磨，刘宇同志像跟屁虫似的，新闻官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但这位新闻官到最后仍然不予理睬。我们最终没能参加玫瑰园的活动。
对于白宫使用特殊记者证的这种做法，美国记者也怨言颇多。一位电视台的技术员自己印制了一种记者证，上面写着：“白宫内完全有效，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参加任何记者会”。这位先生还在白宫新闻厅里以8美元的价格向其他人兜售。乍一看，有的人还信以为真，上面印着白宫的图案，比真的白宫记者证的印刷质量还要好，让人以为真是一张“万能记者证”。刚开始我也被唬住了，但事实上它完全是一个玩笑而已。不过，这张无用的“万能记者证”还挺热销。我后来很想买一个，但已经脱销了。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朋友看我特别喜欢，便“忍痛割爱”把他的送给了我。出入白宫和一些场合，我就带上它唬人。后来，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看见了，对这张特殊证件也同样爱不释手，说什么也让我帮他再整一张，后来我也 “忍痛割爱”，干脆就送给他作为留念。
白宫记者真是生财有道，新闻厅有时供大学生、外国新闻团和一些特殊的团体参观，一些记者经常搞些带有白宫新闻厅字样的小东西在这里兜售，有时是小徽章，有时是证件链。对这种非法活动，白宫官员只是当成“玩家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去管，反正也不会赚什么大钱。
白宫新闻厅是“可以移动的”，总统走到哪里，新闻厅就搬到哪里。每天总统发言人都会在临时新闻厅发布新闻，回答记者提问。临时新闻厅与白宫的新闻厅没有什么两样，各家新闻单位都有自己的电话和电脑，还有闭路电视。不过，出入这样的临时新闻厅单有白宫记者证还不行，还要有随团记者证。1997年3月克林顿和叶利钦在赫尔辛基举行会晤，白宫临时新闻厅设在美国代表团下榻的饭店里。我从美国外交官那里搞到了一张随团记者证，我凭这张证混进了白宫临时新闻厅。
临时新闻厅比华盛顿的白宫新闻厅大多了，条件也比那里好得多，有闭路电视，每个工作桌上都有电话、电源和供发稿用的电脑插口。新闻厅正前方摆放着印有“白宫”标志的发言桌，它代表着美国总统，代表着美国总统的嘴巴。新闻厅左侧是食品区，各种食品和饮料应有尽有。
1点多钟，当时的白宫发言人麦柯里举行了每天例行的新闻吹风会，我提问：两国总统最后发表的声明会涉及哪些内容？麦柯里在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吃惊地看着我，大概在纳闷，我是怎么混进来的。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