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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90年当选为前南斯拉夫联邦波黑共和国总统。1991年10月，伊泽特贝戈维奇宣布波黑独立于南斯拉夫联盟，不久波黑塞族和克族也相继宣布独立，伊泽特贝戈维奇因此被波黑人尊为国父。
1992年初，波黑内战爆发，南斯拉夫支持波黑塞族，克罗地亚支持波黑克族，战火面临蔓延的危险。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向邻国，欧洲面临难民危机，巴尔干“火药桶”也面临爆炸的危险。战争爆发前后，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过。1993年6月，即战争的第二个年头，欧洲人再次把波黑交战三方拢到了同一张谈判桌前。在日内瓦万国宫，波黑三方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谈判异常地艰难，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一直跟踪谈判进展情况，几乎每天都要见到伊泽特贝戈维奇。
采访波黑和谈的记者都把能够专访波黑各方领导人视为一种荣誉。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也不甘落后，我开始瞄准波黑各方领导人。采访卡拉季奇很容易，他很乐意接受采访，我已多次电话采访过他。在联合国新闻厅，我也曾经问过卡拉季奇，可否接受我的专访，他说：“来吧，你随时可以来采访我。”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编辑部，编辑部通知我要注意报道上的平衡，我还必须采访波黑总统。
伊泽特贝戈维奇不善言谈，容易被激怒。每次见记者，卡拉季奇总是沉着冷静地回答记者的提问，但他却总是难以掩饰自己的感情，常常激动不已，一激动就结巴，有时在记者面前一句话都说不出，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无可奉告”，我总感到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公开场合过于情绪化。他不喜欢接受采访，也不喜欢记者。但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专访他。
我多次找到波黑驻日内瓦的临时代办布拉迪奇，向他解释他们的总统接受一个中国记者采访是多么重要，向他说明中国在波黑问题上的立场。无论是在万国宫4号门的大厅里，还是在记者俱乐部的酒吧间，我都不放过游说的机会。渐渐地，我们成了好朋友。他表示一定负责帮我联系采访他们的总统。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8月13日上午10时左右，我再次打电话给总统饭店，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的秘书告诉我说：“你的采访安排在今天上午10时，采访时间1刻钟。快点来吧。”
我一听傻了眼，从我的住处到总统饭店至少需要15分钟，我还要去联合国办公室取录音机，路上就要30分钟的时间。我心里在埋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来不及多想，放下电话，直奔车库。
我打开紧急信号灯，以每小时近百公里的速度，超过一辆又一辆车。大约10时25分，我来到莱蒙湖畔的总统饭店。此时，由于路上急刹车太多，我晕得直想吐，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开过来的，路上几次差点追尾，出了一身冷汗。进了总统饭店，前台小姐见我如此慌张，大概害怕我是来谋杀总统的恐怖分子，说什么也不让我上电梯。无奈我又往537房间拨电话。
“现在都几点了？”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秘书不耐烦地对我说，经再三解释，他才说，“总统在等你，快上来吧。”
上了5层。一位身穿灰色西服的彪形大汉正在迎接我，挂着耳麦，是警卫人员。他把我让进门，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她是总统的翻译。她带我穿过套间门，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威士忌酒的香味，一位男士在一张床上半坐着，房间里显得不太整齐。最后来到伊泽特贝戈维奇的办公房间。他正在房间里站着，分明是在等我，见我们进来，他立刻走上来和我握手寒暄，看来他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67岁的他身穿一件蓝色衬衫，浓浓的眉毛在双鬓处向上挑去，是典型的虎眉。他的眼睛很蓝，透露出一种十分复杂的眼神，深邃又有些单纯。他看上去很随和，也很精神。见我西装革履，他摸了摸自己的衬衫领子，说：“对不起，我没打领带。”
他像老朋友一样把我让到中间的沙发上，自己则在我旁边的一个小沙发上落座。他看着我，十分亲切地说：“很熟了，在记者招待会上经常见到你。”然后他用英文说：“我的英语不好，只能听，讲不好，主要由翻译翻。”那么多记者，我还真没想到他对我还很有印象。
他还一再向我说抱歉，这是宾馆，条件比较差。
采访开始后，我们越谈越深入，从战争的起源，到结束战争的途径；从他对卡拉季奇的印象，到波黑版图的划分等等。
当时伊泽特贝戈维奇一直拒绝参加和谈，我就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向我解释，南斯拉夫会议两主席的计划基本上是想把波黑一分为三，虽然仍然号称要维护波黑的统一，但事实上波黑三方将是独立的。他不想看着波黑被肢解，但是现在克、塞两族都已经达成了协议，看来波黑的分裂在所难免。
他表现出万分的无奈：我们没有什么军队，都是民兵，原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军队，战争就爆发了。塞尔维亚人在插手，军队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原来南斯拉夫军队的武器也都在他们手里，波黑军队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几乎手无寸铁，根本打不过波黑塞族分裂分子。
“所以我想等克林顿先生做出决定，他好像也在犹豫，我们希望克林顿能够轰炸他们。”他无奈地说。
我问他：“看来波黑分裂很难避免，那么要划分版图，您希望能得到多少领土？”
“我希望有34。5％，但是他们只愿意给我们31％，我们不可能接受，波黑将要瓦解，我们不能再在领土上让步。”他说。
我问他战争何时能够结束，他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很难结束仇恨，可能等我们这些人走了之后，才可能会平静下来。”
他说，现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三族杀红了眼。“波黑本来是一个国家的，三个民族相处很融洽。”他说着，指着女翻译说：“她是克罗地亚族，你看，不也当我的翻译吗？”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人物：从来纨绔少伟男（2）
他是一位善良的人，虽然萨拉热窝被波黑塞族的军队围困，虽然双方战斗在继续，杀戮在继续，但他对敌人似乎并没有仇恨。谈起卡拉季奇时，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表达什么憎恨和反感之情，也没指责他为战争罪犯，只是很平淡地说：“他过去是医生，我们原来在议会开会时经常见面，并无太多交往，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
当我请他谈谈他的家庭情况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蓝色的眸子里流露出伤感：“我已半年没与家人团聚了。你知道，萨拉热窝经常停水停电，又十分危险。”
我问他：“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渴望过平常人的生活，不想再参与政治，我也不适合参与政治，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我的小孙女在大街上散步、逛商店。”
是的，他过于僵硬，宁折不弯，坐了那么多年的监狱，却丝毫不改变个人的追求和信仰。他缺少灵活性，甚至缺少智慧，缺少讨人欢喜的外交本领。在日内瓦谈判，他不仅面临来自波黑塞族和克族的压力，而且连主持谈判的人对他也有意见。
我们谈得很投入，开始他用塞语，后来干脆撇开翻译，用英语直接和我交谈，还时而握着我的手，拍拍我的胳膊，像一位老者和我拉家常。原定15分钟的采访持续了近1个小时。这次采访使我对他有了直接和深入的了解，改变了以往我对他的看法：他并不像我原来认为的那么不善言谈和难以接近。他朴实、宽厚、诚恳、谦虚、温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这次采访回来，我马上发了英文消息。路透社的菲利普和我聊天时听说了此事，要求我向他提供有关内容，我把我发出的稿件交给他。他很羡慕地对我说，希望我允许他在他的稿件中使用我采访到的内容。我答应了他，但要求他一定保证是援引新华社的报道。果然，路透社当天发的消息中说到：“伊泽特贝戈维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他希望得到波黑34。5％的领土……”
伊泽特贝戈维奇等待着，他一直拒绝接受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的和平计划，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美国总统克林顿下决心为萨拉热窝解围。然而，当时刚刚就任总统的克林顿在外交上还有些缩手缩脚，对国际事务并不熟悉，决定不对波黑冲突进行武力干预。伊泽特贝戈维奇和他的助手们失望地离开了日内瓦。8月20日，持续了两个月的波黑和谈在日内瓦休会。波黑冲突3方将回国讨论一揽子波黑和平计划。这一和平计划包括前不久3方在日内瓦达成的波黑共和国宪法协议、在萨拉热窝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两主席20日提出的波黑未来版图划分方案。
根据和平计划，未来波黑将成为由3个立宪共和国组成的联盟，联盟将继续是联合国的一员；穆、克、塞3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波黑实行非军事化。未来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共和国拥有的领土约占波黑全部领土的31％；塞尔维亚人口为主的共和国拥有的领土约占52％；克罗地亚人口为主的共和国拥有的领土约占17％。计划还允许穆族共和国在南部拥有一个亚得里亚海的入海口，在北部拥有一个萨瓦河的入河口。
伊泽特贝戈维奇通过他的发言人说：“波黑政府代表团对这一计划十分不满”。因为塞族通过武力夺得的土地并没有归还，塞族对萨拉热窝的封锁也没有解除，和平计划将交由议会讨论。
当时参加谈判的还有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图季曼表示支持和平计划，并呼吁伊泽特贝戈维奇也支持这一计划。米洛舍维奇在离开万国宫时再次风度翩翩地来到围在门口的记者前面，他目光深沉，眉头紧锁，用流利的英语对大家说：和平计划是“可靠而公正的”，任何一方若拒绝它，就必须“担负起更大的战争责任”。显然，图季曼和米洛舍维奇都很有风度地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了伊泽特贝戈维奇的身上。
图季曼已经于1999年12月去世。2001年4月，米洛舍维奇被捕入狱，并遭到海牙国际法庭的审判，至今此案没有了结，2006年3月米洛舍维奇死于狱中，死因不明。无论是被西方人指控为战犯的米洛舍维奇，还是被波黑人称为“国父”的伊泽特贝戈维奇，无论是铁托时期的“红小鬼”图季曼，还是心理医生出身、后来被迫从政的卡拉季奇，他们当年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伊泽特贝戈维奇当时接受采访时的话，依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都是政治斗争的受害者。
如今，他们这一代人正在成为历史，波黑和平应该能够持久了吧？爱好和平的人们更是盼望巴尔干将永远不再是“火药桶”。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后记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记者是历史的见证人。做记者十多年来，我走过近40个国家，这些文字如实地记录着我经历过的人和事，上至总统，下至乞丐；有国家元首参加的国际会议，也有平民百姓的抗议活动，平常又不平常，是现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