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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地打探消息，仨一撮俩一团，议论纷纷，有的说会场可能有炸弹，有人说不明身份的人半夜潜入会议中心。会议中心大楼外装修尚未完工，有的地方还有脚手架，楼的一面承重墙和水泥柱的钢筋水泥裸露，看起来真有点像被炸弹炸过一样。
马路中间不少人围着一位警察，其中有几个扛摄像机的，我也挤了进去，问她是怎么回事。这位发言人说，早晨警方交接班时安全上出了漏洞，从凌晨4点半开始，警方开始重新对会场进行安全检查。“是不是有炸弹威胁，是不是有人闯进去？”我问。她摇摇头：“我只能告诉你出现了安全漏洞。”
一直到10点半，警方才在完成安全检查后放人进入会场，每人都要经过安检，会议中心门外排起的长队一眼看不到头。会议组织者第一天就给大家来了个下马威，不少人在抱怨美国警察的愚笨。
没想到第二天情况更糟。
大会发言人说，参加会议开幕式的记者需要拿票，各国记者有2000多人，而入场票只有120张，谁去得早给谁。我和另外两个文字记者可以在新闻中心看电视实况转播，摄影记者王岩要拍照必须到现场，他天不亮就赶去排队。吃早饭时，王岩气喘吁吁地赶来说，等开始发票时，他们才宣布，摄影记者可以随便进，不需要票，白费功夫。他还说，他是走着回来的，我们的车停到车库后警方不让开出来，出租汽车集体罢工，示威者占领了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包围了会议中心。
我们在旅馆门口等了半个小时，街头几乎没有什么车辆，更看不见出租车，最后在旅馆的帮助下，我们总算乘上了去市中心的车。司机绕了一条又一条街，终于在一个街口停下，所有通往会议中心的路口都已经被示威者占领，我们只有下车步行。第6大道路口，示威者手拉手，组成“人链”，禁止任何参加会议的人通行。我们走过去，向这些人解释，我们是记者，需要报道这次活动，结果那些人只是连连说“抱歉”，说什么也不肯放行。“人链”外，示威者们与参加会议的人们混在一起，有的在散发传单，有的在高呼口号，有的在发表演讲，也有的在怪叫、狂喊，一个个都像吃了兴奋剂。“人链”后面，身穿防弹衣、头戴防毒面具的警察手持大棒，站成整齐的一队，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几个抹着大花脸、破衣褴褛、怪里怪气的人在中间的空地上表演踩高跷和舞蹈。
我早已和同事走散，独自徘徊在人群中，无心欣赏这妖里妖气的表演，而是试图伺机寻找突破口，闯过包围圈。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示威者们手拉手，异常警惕，有一个漏网的，他们就会过去把这人拽回来。一位好心的中年妇女领我到了一个小胡同口，告诉我，从这里可以走到派克街，通过派克街口一家商店的地下商场可以走到会议中心附近。我谢了她，可是等我在雨中来到派克街，只见这边的街口也已经封死，所有商店的门全被示威者把守。
一群身材高大的人身穿黑衣，面蒙黑布，只露出两只眼睛，样子神秘可怖，他们横冲直撞地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用藏在袖子里的金属罐，对着旁边的商店玻璃喷射，只听一阵“刺啦”的声音，一眨眼玻璃上留下一个大黑圆圈和一个大写的“A”。黑衣蒙面人一路扫荡过去，商店墙壁和玻璃全都变成了大花脸。
不远处听到两声“嘭嘭”响声，立刻有人大喊：是催泪弹。一股呛鼻的浓烈气味顿时扑面而来，旁边一位小姐让我用风衣捂住脸。我连忙跑开，来到了另一个街口，索性加入示威人群，拿出录音机采访，继续寻找突破封锁线的时机。采访中，我发现有些人根本不了解世贸组织是干什么的，有的甚至完全是为了凑热闹。
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拽住我，坚持要我加入他们的队伍，嘴里不停地说：“你看多热闹，多精彩，他们的会议开不成了。”我站到他身边，他松开与旁边一个人紧握的手，我趁势越过了“人链”，然后回头说：“我去采访里面的警察。”谁知这小子警惕性还挺高，连忙和另外几个人挡住了我的去路，把我拥了回来。我真的急了，愤怒地说：“你们美国人不是讲新闻自由吗？为什么不让我采访警察？为什么不让我去发稿？你们要自由，为什么要剥夺我的自由？”他只是满脸堆笑，连声说：“抱歉，抱歉！”这时我真想充分享受一下我的“自由”——狠狠揍他一顿！
我沿着会议中心邻近的一座大楼工地周围的铁丝网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生怕被示威者发现后揪回去，心想或许这里能有一个缺口。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高军和王宇航从远处也跟了过来。我们慢悠悠地从一个缺口走进了大楼工地，这里没有人把守，大概示威者认为这里是长江天堑一样不可逾越。天空里飘着雨，我们三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乱七八糟的工地上，一会儿踩着木板、钢筋，一会又踩着沙子、石子和泥泞，最后绕到与会议中心只有一街之隔的地方，然而两道铁丝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们找到一个堆放着一些木板的地方，决定从这里翻越铁丝网。铁丝网的另一面是柏油马路，没有蹬脚的地方，恰在这时有两位小伙子走过来，我们连忙求救。他们抱住高军的双腿，高军第一个越过了铁丝网。我将风衣和背包递过去，高军和王宇航抱着我的腿，这样我也越过了铁丝网。我的手掌被扎破了，高军的裤子挂了个洞。会议中心门口一位记者用摄像机将这一经过全录了下来，我们的样子一定很狼狈。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这样的民主与自由我们欣赏不了
来到新闻中心已是中午时分。新闻中心的电视在转播两个不同的现场，一个是示威现场，警察全部戴上了防毒面具，街头浓烟滚滚，警方使用了催泪弹，一些示威者抱头鼠窜，一个蒙面人拾起一支浓烟滚滚的催泪弹，朝警察扔去。稀稀落落的几位记者围着电视看，大家都屏住呼吸，气氛紧张。另一台电视在转播部长会议开幕式现场，静悄悄的，开幕式无限期推迟，电视画面是一张空空的主席台和世贸组织会标。
几乎每个记者都是历尽艰难才来到会议中心的。我和我的同事刘江、陈如为以及王岩相互交流了进入会场的故事，他们为进入会场都费尽了口舌和心机。在新闻大厅，我还见到了大卫·伍兹，他是我在日内瓦认识的好友，曾是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的发言人，现在自己主办一个小刊物，也作为记者报道这次会议。我问他是如何进来的，一贯老实巴交的他摇摇头，差一点流出泪来：“别提了，我在雨中走了好几个小时，又冷又饿，直到现在才越过了封锁线。这哪是开会，简直是打仗。”
我们还算幸运，在新闻厅看着电视里的转播不免心惊肉跳。一位西服革履的人在进入封锁线时被几个示威者拦住，示威者勒住他的脖子，对他进行拳打脚踢，一些代表还挨了催泪弹，一名哥伦比亚的会议代表被打伤，一名《西雅图邮报》的记者被警方误认为是歹徒遭逮捕。
原定上午在派拉蒙剧院召开的开幕式只好取消，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当天发表声明，指出部长们是代表各国政府来开会的，是各国人民选举出来的合法官员，希望示威者们保持克制，不要以暴力手段阻止他们开会。
街上的情况持续恶化，市中心的橱窗被砸，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除催泪弹外，警察还使用了橡皮子弹。当晚，西雅图市长歇尔宣布在市中心实行宵禁，限制普通人购买防毒面具，限制在会议中心周围举行抗议活动，州长骆家辉决定动用国民卫队，国防部还出动部分陆军和空军特种部队，以镇压西雅图的示威活动，驱散抗议者。
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举行记者招待会。我问他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是否受到影响。他说，他和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早晨在警察的帮助下步行找到一个商店的地下通道，总算进入会场，但是会场里的人稀稀拉拉，会议还是没有开成。中国代表团30日的一些活动被迫取消，石部长约见的外国官员来不了，他自己也出不了旅馆。石广生后来在记者招待会时介绍，示威者封锁会场事件成为各国部长们宴会上的笑谈，大家对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总算有了亲身体会，少部分示威者倒是充分享有了“自由与民主”，但来自130多个国家的部长和官员们却被剥夺了民主与自由，会议无法正常进行，活动被迫取消，这样的民主与自由大家都觉得实在欣赏不了。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混乱不堪的会场和记者们的抗议
会场外一团糟，会议中心内也是混乱不堪。会场入口处十几个安检人员，除电子安检门、X光安检仪外，每人还都配备了手持电子安检棒，过了安检门，警方还要用安检棒在来者身上磨来磨去，随行物品过了X光不算，还要经过人工检查。仪器和人还不够，最后还要过狗这一关。便携电脑、摄像机和照相机等设备要被警犬嗅一遍。没办法，美国人在世界上树敌太多，时刻要防备“恐怖主义”。这烦琐的安检程序为记者出入造成很大不便，门口经常排起长蛇阵。
参加会议的高级官员、记者以及工作人员数千人。然而，大会组委会却没有准备任何餐饮，新闻中心没有准备一点开水和任何饮料，记者们渴了只好到女厕所旁边的一个水龙头去喝凉水。在一层、四层和六层有几个卖快餐食品的小卖店，从早到晚那里都排着长蛇阵，等待购买饮料、小点心或者比萨饼。记者们叫苦不迭，痛骂美国人抠门，为富不仁，连一瓶饮料也不为大家准备。
非政府组织的各种材料摆满了新闻中心的桌子，绿色和平组织的人抬来两箱小纪念品，记者们争先恐后去取，打开火柴盒大小的包装一看——是一个绿色避孕套，有效期2002年1月，说明书上号召大家保护环境，不能光做“贸易”。
新闻中心有几个用塑料板隔开的吹风室，供各代表团使用。吹风室没有房顶，里面装的高音喇叭声音响亮，整个大厅都可以听见，有时两个新闻吹风室或三个吹风室同时使用，那就只有看谁的声音高了。一次我参加日本团的一个吹风会，同时美国国会代表团在另一个吹风室里举行吹风会，东方人含蓄，声音低沉，而美国人的嗓门特高，结果美国议员的声音压倒了日本发言人的声音，日本人的吹风会什么也听不清，只好草草收场。
非政府组织的活跃分子们极力拉拢记者去参加他们的记者招待会，结果几乎没有一个对这些人的活动感兴趣，到会议结束的那一天，“热带雨林小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急了，干脆在会议中心门口打出大幅标语，并高呼口号，结果被几名彪形大汉当场按倒在地，带上手铐，押走了。
会议组委会提供的电脑也不够使用，那么多记者参加报道，结果新闻中心只有30台电脑，许多小报记者将衣服放在电脑前的椅子上，占座位。
大会全会在6层的一个能容纳千人的会议厅举行，这里随便进出。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在主席台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