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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枪械的法律通过。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赫尔曼·康恩曾经说过：“枪支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崇尚暴力成为美国的一种文化传统，从西部枪战片，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暴力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旋律，这种思维甚至扩展到美国政治，“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就是美国暴力文化的体现，今天美国的外交政策也离不开武力的支持，在外交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美国就会诉诸武力。
许多反对禁枪的美国人认为，私人拥有枪支导致暴力犯罪的逻辑是荒唐的。瑞士全民皆兵，家家都拥有枪支，但瑞士社会治安要比美国好得多，暴力犯罪率很低。一位反对禁枪的美国朋友对我说，一个人要想杀人，他有多种手段，他可以用斧头，用菜刀，用石块，用毒药，甚至拳头，不一定非要用手枪。如果说由于疏忽而造成悲剧而禁枪，那就更不符合逻辑了，人们在生活任何方面的疏忽都会造成悲剧，疏忽每年造成许多车祸，那么是不是也该禁止汽车？
但是，这种逻辑显然是在抬杠。斧头和拳头是无法比拟的，手枪比手多了枪，手枪杀人，要比拳头杀人方便多了，手枪可以很容易地误伤与自己根本不接触的人，包括自己的亲人，但拳头却不可能。
造成暴力犯罪多、枪患不止的深层原因是，美国文化中腐朽的一面和过分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美国朋友这样总结美国文化三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暴力、色情和脏话。本来，这些都是人类劣根性的一面，然而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在这方面却十分擅长，这些文艺作品经常把小偷、杀人犯描写成英雄，枪战和赤裸裸的性镜头成为美国电影电视不可缺少的画面。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警告说，今天，美国少年在初中毕业时已经通过媒体看到8000多起谋杀场面、10万多场暴力情景，到高中毕业时，这些数字将成倍增长。在这种没落文化的熏陶下，孩子们一旦遇到特殊问题，就很容易铤而走险。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手记：没有硝烟的战斗（3）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个特殊的电子邮件。邮件来自网上的一个美国用户，标题是“你想复仇吗？”，内容概括如下：这是一本教你如何复仇的书，你可以选择各种手段袭击你不喜欢的人。这本书将教会你制作炸弹、教会你如何偷出投币电话箱中的钱、如何抢劫银行而又不被抓住等等，这本书就差介绍如何制造核武器的内容了。邮件最后写了一个邮箱地址，说只要向这个地址汇款7。5美元就可以很快得到这本书。
看完邮件，我不寒而栗。这份邮件是如何知道我的邮件地址的，我不知道，但我猜想收到这一邮件的肯定不会就我一个。如果真的哪个疯子得到了这本书，如果这本书果真内容属实，可以想像新的悲剧将会上演。但愿这个邪恶的邮件不要到了魔鬼的手里。
在波黑第二战场采访
在美国的高压下，波黑冲突早在1999年就已经平息了。当时的风云人物米洛舍维奇在被沦为阶下囚数年之后，2006年3月11日已死于海牙狱中。记得我在日内瓦采访波黑和谈时，澳大利亚著名的自由撰稿人约翰·麦克多纳德对我说：“还是毛主席说得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走着瞧，波黑问题早晚得由美国人出面，美国的导弹说了算。”我当时就很佩服这位经常学习毛选的洋人，后来的局势证明他的分析很准确。
1992年4月，波黑武装冲突爆发后，日内瓦这座寂静的瑞士小城很快就成为波黑交战三方的“第二战场”。从1992年秋到1993年冬，波黑和谈一直断断续续地在这里举行，这里留下了前南各方风云人物们的足迹。作为新华社常驻日内瓦的一名记者，我亲历了期间所有的波黑和谈，参加过数百次记者招待会和吹风会，至今想来，历历在目。虽然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那些马拉松式的谈判和一个又一个和平协议、声明都成了美国的炮灰，但我永远忘不了我在那里熬过的日日夜夜，永远忘不了那些“洋战友”，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等待戈多
采访波黑和谈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等待，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次谈判按时开始过，也没有一次按时结束过。记者们往往从早晨等到中午，再等到下午、深夜，乃至第二天凌晨。
1993年元旦刚过，波黑和谈便在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日内瓦万国宫拉开序幕，包括南联盟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在内的所有前南各方领导人都来到了日内瓦，这次和谈格外引人注目。
一大早，各路记者云集在万国宫4号门的大厅内。一排“大炮”在铁栏杆后整齐支好，对准了门口。直到中午1时，联合国发言人埃克哈德慢悠悠地走到麦克风前宣布：“米洛舍维奇总统半个小时前已经从15号门进入谈判会场，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等了整整一上午的记者们长吁短叹，哭笑不得。
午饭后，疲惫不堪的电视台记者们个个愁眉苦脸，有的将棉衣铺在地板上席地而卧，大厅周围的简易沙发上早已坐满了人。文字记者还可暂时离开一会儿，总有补救的办法，摄影、摄像记者片刻也不敢离开，去趟厕所都提心吊胆，生怕错过了重要镜头。德新社的一个记者将这种等待称为“等待戈多”（《等待戈多》是荒诞派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成名作，获得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戈多”，英语God谐音，寓意人生所企盼、期待之物），并慨叹人生就是等待，记者等新闻，乞丐等面包，波黑人等和平。
6点半左右，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和他的随从人员从楼梯上缓缓走下来，看起来样子很疲惫。记者们喊破了天，希望他吹风。伊氏向记者们挥着手，用英语重复他经常说的话“无可奉告”，然后拧着脖子出了门。
晚上10时，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在一帮人的簇拥下出现在楼梯口。他身穿黑呢大衣，系着白花蓝底的领带，脸上略带倦意。卡拉季奇一米八的个头，身材魁梧，花白的头发向后拢去，显示出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同时看上去又风度翩翩。
那天是他与其主要对手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首次举行直接谈判，卡拉季奇说：“在和他谈判时，我没有感到憎恨，我只感到我们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我感到我们像猫，他们（波黑穆族和克族）像狗，猫狗不能同笼，同笼就要打架，我们必须分开。”卡拉季奇风趣形象的比喻和他干净、干脆的语气，引得记者们大笑不止。
又有记者问：“联合国战犯法庭说要以战争罪审判你，你对此有何评论？”他瞪了那位记者一眼，但并没有被激怒，而是面无表情地说：“应该审判的是德国，德国首先承认了波黑，德国是这场战争的元凶。”
卡拉季奇走了，记者们还要等米洛舍维奇、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等人。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等那么长的时间，直到午夜，我才吃上晚饭。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手记：没有硝烟的战斗（4）
寻找卡拉季奇
波黑和谈都是秘密谈判，个别时候允许电视台和摄影记者进去，谈判地点是公开的，多在万国宫内，而且联合国新闻部还提前在等待地点4号门或6号门装上麦克风和扩音喇叭，参加和谈的代表有什么新闻要宣布就走到麦克风前，记者只要在扩音喇叭周围“守株待兔”。但也有一次例外，谈判地点秘而不宣，记者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是1993年6月的一天，由于万斯和欧文提出的万斯…欧文计划划分的波黑版图没有满足波黑塞族的要求，塞族拒绝了这一计划，谈判各方有可能重新就万斯…欧文协议进行谈判，前南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之一的万斯辞职回国，由瑞典前外交国务秘书斯托尔滕贝格接替他的位置。波黑有关各方领导人再次来到日内瓦，重开和谈。一大早，万国宫4号门和6号门都聚集了不少记者，大家都在互相打听谈判的地点。
这次谈判相当重要，新闻媒介纷纷传言万斯…欧文计划已经破产，欧文和斯托尔滕贝格正酝酿新的和平方案，这标志着波黑和平进程出现了转折。如果新的方案出现，那将是一大新闻。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谈判地点，不能在万国宫“等待戈多”。我决定先找到卡拉季奇下榻的饭店，只要知道他的去向，就能找到谈判地点。
上午10点，我打通了卡拉季奇的新闻联络官、我的好友斯威托的电话。他说谈判还没开始，地点也没敲定，并强调即使定了他也不知道，这次决定避开好事的记者，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谈。他告诉我卡拉季奇住在一个别墅里，不在旅馆住了，还给了我卡拉季奇别墅的电话。电话又打到卡拉季奇的别墅，仍然一无所获，惟一线索是卡拉季奇根本没住在那里，下榻在里奇曼饭店。
上午11时，我终于打通了卡拉季奇在里奇曼饭店的电话。一位女士说：“对不起，卡拉季奇先生刚刚走开。”“您能告诉我他去了哪里吗？”“他只说去见欧文先生，没说去什么地方。我是他太太，您有什么事，请留言好了。”卡拉季奇夫人十分客气，声音有点沙哑。
我知道留言也没用，于是道了谢。这时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跑步声，我抄起本子、笔和录音机，一个箭步冲出去：只见一位扛着摄像机的人正朝停车场那边奔跑。我顿时兴奋起来，他肯定是去谈判地点。
我紧紧跟在那辆标致车后面，出了日内瓦城，来到一个名叫冉多的小村子。村子很小，大约只有十几户人家。果然，这儿就是谈判地点，我们赶到时，CNN记者以及另外两个技术人员已经到了院子的门口。
记者越来越多，BBC以及法国电视一台等电视台都在冬青树墙上搭起了梯子。文字记者都聚集在上了大锁的铁门外，不少人拿着移动电话和饮料，警察牵着狼狗站在门里。
已是下午两点，太阳火辣辣的，从早晨到这会儿我连口水都没喝，肚子里咕里咕噜地直叫。我正犹豫是去买点吃的还是继续等下去时，卡拉季奇从院子里的一栋房子里出来了，坐进奔驰轿车。汽车开到门口时被记者们团团围住，无论记者怎样死皮赖脸地纠缠，车窗就是不开，最后警察拨开人群，汽车奔驰而去。
从冉多回来，我再次拨通了卡拉季奇房间的电话，又是他夫人接的电话，她一边咳嗽，一边告诉我卡拉季奇就在房里，正在吃饭，让我稍等。大约过了5分钟，卡拉季奇说话了，嘴里好像还吃着东西。他说，各方同意修改万斯…欧文计划，克族和塞族将提出联合倡议，将波黑变成一个由3个共和国组成的松散的“邦联”或者“联邦”。根据电话采访，我连忙发了英文快讯。当天晚上8时，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在克罗地亚驻日内瓦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类似内容。我的消息早了5个小时，而且还是独家的。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采访波黑和谈的记者们（1）
在日内瓦，我感觉我和西方记者的地位是等同的。我们拥有同样的竞争条件。语言不如他们，但这不是大障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