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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政府看起来所面对的前景和1993年完全不同。1993年，老布什下台，克林顿被选为总统。赖斯告诉《纽约时报》说，当斯坦福大学的校长邀请她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时，她不得不把写一本关于哈萨克斯坦油田的书的计划放下。1993年4月，切夫隆最终同哈萨克斯坦政府达成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组建坦吉斯…切夫隆石油公司。同年5月，赖斯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职务。同年6月，她成为该校的教务长。
在斯坦福大学，赖斯是担任教务长职务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第一位女性，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她不但负责15亿美元的年预算，她还是学术委员会的主席，制定关于聘用、任期、报酬等影响到全校1400名强有力的师资队伍的有关政策。这所大学面临2000万美元的赤字。仅在第一年，赖斯就削减了600万美元的开支，同时因解雇辛西娅·波西亚加（Cecilia Burciaga）引发了骚动。波西亚加是第一个试图一步步走入政坛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主管学生事务的主任助理，最受欢迎的住校研究员，被许多人认为是“斯坦福大学的灵魂”。但是这些对于赖斯没有作用，以经费为由，赖斯拒绝妥协，即便学生绝食示威要求波西亚加复职。
还有更多需要展示的地方。斯坦福大学在当时与其他精英大学不同之处在于种族多样性最差。非洲裔美国学生比例实际上在下降。组成大学的七所学院，都是男性领导。在专职教员中只有11％女性，低于全国的水平。1993年，一个专门的妇女员工委员会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五年后，女性教员发布的一份跟踪报告显示，性别歧视状况没有丝毫改善。他们断言，士气低落，处在“危机”边缘。
“没有人说我们需要降低标准。我们说的是有许多方式能使情况好转。”妇女政策讨论会的成员埃斯泰拉·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教授解释说。严格聘用和任期审查是一种方式，调查对于偏见的指控是另一种方式。大学可以发展革新的课程（或许这是约翰·赖斯“黑人经历”研讨会的更新版本的说法？）最主要的是，改变大学的声誉，“我们需要改善气候，”弗里德曼说。妇女政策讨论会要求斯坦福“显示出道德上的领导地位”，这正是赖斯的父亲所欣赏的。
赖斯的回应是愤怒地对有关数据进行争辩。弗里德曼说：“很难想象，男性管理者能像她那么做。可能一位黑人女性表现出如此敌意更容易些。”
莎朗·霍兰（Sharon Holland）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看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斯坦福大学英语系的时候，霍兰是调入的师资中极少数的几个非洲裔美国人。她是公开的女同性恋，在政治上主张革新。霍兰记得当赖斯邀请她到教务长办公室开会的时候，她满腹狐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我他妈的哪儿招你了。’康多莉萨只是笑什么都没说。”她们在许多年，每年都要在一起几个月。“校园里有一种非常有害的老校友关系网，不过我真的能感觉到她想要防备我。”霍兰说。她现在供职于伊利诺伊大学。
霍兰在一名斯坦福大学的女友自杀后，按照更加严格的新规定，她的教职被拒，在挫折和悲痛中离开。霍兰说，这种所谓的“多样化”局面是难以忍受的。但她不想全都怪在赖斯一个人身上。她说，问题不止在教务长。由于是赖斯做出的决定，她发泄在赖斯身上理由也很简单：“她是个保守派，你还能期望什么呢？如果她对其他人做了同样的事，也有同样的义愤吗？”
霍兰有一点说对了。斯坦福的教职员在得知赖斯的任命后，就应该很清楚能够期待什么。她同胡佛基金会的关系已有十年，她和布什政府的关系也是明摆着的。1992年，赖斯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和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同台演讲。在同性恋、赞助性行动以及生育政策上（赖斯是“温和的支持堕胎合法化者”或者“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福音派”，取决于她谈话对象）她可能和极右翼有分歧，但是她证明乐意去适应她极右翼的主人。
在种族政治方面，赖斯属于“团结”派。她曾经帮助提升单个的非洲裔美国人，特别是女性。基伦·斯金纳和让达伊·弗雷泽（Jendayi Frazier）都是她的学生，也是少数从事国际事务的有地位的非洲裔美国女性中的两位。弗雷泽是非洲事务的专家，在赖斯帮助下受聘于丹佛大学，后来又任教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并由赖斯带入了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赖斯帮助创建了东帕罗阿托（East Palo Alto）的新一代中心。在她父亲的帮助下，她创建了一个计划，为当地服务水平较差的公立学校的学生提供放学后以及夏季的加强课程。在妻子死后（同乳腺癌斗争多年后死于1985年），约翰·赖斯搬到离女儿不远的地方居住，为学校争取操场，组建演讲俱乐部，并为当地学校筹集更多款项。
1992年，共和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让赖斯展示了一番，即使不能赢得黑人选民的支持，至少能离间一小部分人。1988年，布什的竞选宣传矛头直接指向了种族恐慌，他们指责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滥用马萨诸塞州的囚犯放假计划，导致释放了杀人犯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非洲裔美国人霍顿在出狱后又犯了一起强奸和一起暴力袭击案。共和党领导人还让公众知道，曾经有打算让赖斯接替加州州长彼得·威尔逊的参议员资格（尽管事实上州长选择了其他人）。从那时开始，共和党就有意识地让赖斯出现，以传达“种族多样性”的信息。
但是像赖斯那样的种族团结派，并不一定具有政治革新的标志。与之相反，存在一个长期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布克尔·T。华盛顿开始的黑人激进派和黑人保守派的结合。再者，共和党知道，赖斯的角色不是系统地阐述民权纲领，而是支持布什的对外政策。她是这个特殊领域的行内人，多年以来从来没有惹过麻烦。
基伦·斯金纳，曾经编辑过多卷里根书信，同时也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她证实，赖斯可能非常强硬，不情愿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尤其是身居权位之时。在企业界受到贵族般待遇的赖斯根本没有表现她谦虚的一面，她带到斯坦福的只有她在政府时养成的超人般的自信。
“这种感觉就像是说：‘如果在北约内部不需要一场战争，我就能统一德国，那么我无所不能。’”斯金纳说。同样这种态度，她说，赖斯现在“不相信有什么事情她做不到。我不相信她认为美国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
赖斯没有解决因校园偏见引发的争论。在她从斯坦福大学校务长位置上退下来，重新回到胡佛基金会做布什的顾问时，该校面临长达400页的各种指控，包括性别歧视、中断赞助性行动等。一项劳工部调查正在进行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离开斯坦福时扔下了许多受到歧视的女性教职员，而就在几个月后，作为布什总统竞选的一个领袖人物，她还宣传“乔治·W。布什”名字中的“W”是代表女性的。
布什的总统竞选中以在对外政策方面犯了一些引人瞩目的错误为特色。1999年，他告诉《经济学家》杂志说，他想要和“希腊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波士顿WHDH的安迪·希尔（Andy Hill）想挫一下候选人的锐气，请他说出几个外国领导人的名字。希尔问：“你能说出车臣总统的名字吗？”“不，你能吗？”布什反问道。接着，他把巴基斯坦总统佩尔维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叫做“将军”和“这家伙”。布什也说不出印度总理的名字。竞选中另一次出丑，是发现在回答一个关于塔利班组织的问题的时候；布什摇着头，木木地站在那里，直到记者提示他：“在阿富汗压制妇女……？”“‘啊，我想你是说，‘什么班’。对了，阿富汗的塔利班！绝对的。压制。”布什说。“外交政策关键是依靠信赖，”在选举前六天布什还是这样告诉《华盛顿邮报》的。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7）
估计有人如果听说要承担起对候选人外交政策方面的培训，肯定要发疯。但是赖斯不会。她仍然在荣誉的照耀下，在费城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声名显赫。在一个推崇“多元化”的夜晚，赖斯第二次在共和党提名大会的舞台上在聚光灯下开始她的发言。
她谈起了她的父亲（她认识的“第一个”共和党人），还有她的赖斯爷爷（小布什可能会“喜欢”的）以及美国。“在美国，教育和努力工作，确实和你从哪里来无关，但确实关系你往哪里去。”她说。
赖斯想从两个方面阐述这个问题；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从哪里来只有一点儿关系，对于她则有百分之一百的关系。真相是，对于赖斯从哪里来关系到许多问题，不仅仅指伯明翰的那部分，还有其他全部的经历。尽管共和党说赖斯的成功不是预先注定的。她的发展轨迹不是由出生地、血缘或者父辈的前提决定的，而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安吉拉·戴维斯、康尼·赖斯、奇普·贝莱特做出了她们的选择；赖斯选择了国际政治和行使权力。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历史塑造了她，但她离开伯明翰40年后，她儿时影响的轨迹比军人、石油大亨以及两位共和党总统留下的印记都要一致得多。
赖斯运用她自己特有的故事暗示某种种族问题一般性的真理，但是她自己的成功代表她种族的先进性和小布什总统代表了大多数白人美国权贵一样准确。在2000年费城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赖斯说美国的社区以及学校仍然存在着种族分化。按照那年的统计数字，尽管白人仅占受高等教育的就业者的48％，他们却占据了新闻媒体90％以上的最高职位，96％的CEO，85％的大学终身职位。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就业率只有一半儿，而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几乎是白人的两倍。在《民权法案》通过多年以后，还存在法律的方式剥夺一个人的就业和选举权。3/10的非洲裔美国男性将会坐牢，这使雇主们可以合法地拒绝给他们工作，使得一些州（如佛罗里达州）剥夺他们的选举权。
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赖斯进入小布什政府前是切夫隆公司的董事。作为一家在非洲遭到侵犯人权指控的公司，切夫隆公司是在尼日利亚最大的美国公司。石油收入占尼日利亚政府外汇收入的90％。作为政府在石油利润中的份额的交换条件，就是保证该公司的正常运转。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奥贡尼兰（Ogoniland），发生的示威活动导致石油停产，军方占领该地区长达五年。镇压最终杀死了领导奥贡地区的活跃分子，包括作家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
在赖斯担任切夫隆公司董事期间，股东们在董事会寻求改革和腐败的尼日利亚政府的交易之前就拿出了解决方案。1996年的一项解决方案是要求公司向该国政府施加压力“停止迫害尼日利亚的政治激进分子”。第二个方案要求切夫隆公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