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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另有一位德文先生，上课时，对学生说，“你们学校（他是由一高出身）标榜自由，其实，哪里有自由呢？那两位先生应否离职，事已过去，不必再谈。而你们驱逐校长，不过受了毕业生的煽动。毕业生牵着你们鼻子走，你们那有自由。”下课之后，我们一班学生都认其言不错。
三高的学校风潮是很安静，没有罢课，没有标语，也没有什么口号，一切同平时一样。而风潮发生的原因，多数学生又莫名其妙。那两位教员讲学实在有点问题，何以不许校长解聘。解聘之时，校内学生本来没有反应，何以三高毕业生出来反对，而三高在校学生亦附和起来。所听到的是校长破坏“自由学风”，而解聘教授法不甚高明的教员，又与“自由学风”有何关系。这几种问题，我至今还不了解。然而校长宣布离职那一幕，即校长与学生代表互相对泣，互相称罪那一幕，我却深深地受了感动。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7节 京都帝大
三高毕业之后，我住惯了西京，即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系。此时早已由吉田町搬到帝大后面的白川旅社。旅社有木造房屋十余座，每座四间，楼上二间，楼下二间。住在那里的，日本学生居多。最初中国学生似只有我同杜国兴两人，其后，中国学生渐渐加多。
“法学部”分为法律、政治、经济三系。法律系学生最多，经济系次之，政治系最少，全班不过二十余人，中国学生似只有我一人。政治系的课程大部分是法律系的，而与法律系学生合班；小部分是经济系的，而与经济系学生合班。政治系特有的课程不过数种，即政治学、国法学（有似于比较宪法）、政治思想史。讲述政治学的先生是佐藤丑次郎。佐藤先生上课只有一个月，即赴欧洲考察，然其区别总统制与内阁制，极有条理，而且明晰。他讲书与其他先生不同，其他先生都是他念一句，我们学生笔记一句；佐藤先生则轻松地讲述，中间又夹杂以许多诙谐之语，全班学生一二百人（大约各系学生选修政治学一课者不少）无不哄堂大笑。
大学讲书采用笔记之法，各教授皆有著作，然分量太多，我们只能买之，供为参考之用。全体学生无不上堂听讲。固然他讲一句，我们写一句，然皆摘取书中之要点。而且笔记之时，耳听、手写、目视，已经记得一大半了，以后考试，也觉容易。
此时法律系同学有一位江西人陈锡符（即陈天鸥）。凡上法律课时，我都是与他坐在一起。因为遇到不能笔记之时，彼此可互相参阅。陈同学先我一年考入一高预科，中间休学一年，所以我入京大政治系之时，他也入京大法律系。在许多朋友之中，此君最见聪明。口才佳，文笔佳，有一次国内学生来日参观，到了西京之时，我们开会欢迎，公推陈天鸥同学报告日本学生情况。此时马列主义极其流行，东京各大学学生常常分为两派。而在早稻田大学，两派斗争至于用武。陈同学说明学潮，听来，令人忘倦。我教他福州小调，他不会说福州话，唱起来，不但不错，而且好极。
大学恐怕学生忘记了外国文，所以每学年都有外国文一课，课本不是小说、杂文等文学之书，而是各学系的课程。我记得，政治系第一学年是以Oppenheimer的“国际公法”为课本的，学生对此课程，不甚重视。因为学校已有国际公法一课了，此不过令学生看看英文，考试之时，亦不过印刷了书中一段文字，令学生译为日文。陈天鸥同学告我：“我们留学日本，只知英文，在学术上不能与欧美留学生竞争，必须知道德文或法文。”我平生最能接受别人好的意见。陈君之言不错，我又选修德文，课本是Anton Menger的Neue Staatslehre。后来我与陈君同译是书，遇到不易了解之处，即请教先生。书译成了，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知何故，出版之时，只用我一人姓名，我将稿费一半交与陈君，而对于该书译者没有陈锡符之姓名，于心甚觉不安。但后来再想一下，此书译得不好，没有他的姓名，还可以保全他的名誉。
要学外国文，我认为翻译是最好方法，因为看书可以忽略过去，而译书则非每字、每句皆懂不可。所以大学毕业之时，我的德文似比英文好些。抗战八年，一切书籍均丢在南京，而政校的图书馆又无德文参考书。我的德文已经忘记了一半。来到台湾之后，发觉台大法学院有不少德文写的名著，我即决心再学。借出Jellinek的Allgemeine Staatslehre，向书店购买了《独和字典》，每早决定翻译一页，过了三个月之后，渐渐恢复过去的德文程度。所著《政治学》一书第一章多引用Jellinek之言，原因实在于此。
政治系课程不多，我有时间去看别的书籍。关于法律书，因为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等等是与法律系共同必修。我对此不感兴趣，除了上课，笔记讲义，并参考各教授之著作，以补充讲义不够详细之外，不再看别的参考书。我所看的以经济学方面及社会学方面之书籍为多。因为看过了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所以我以后著作，总喜欢说到某一现象之经济环境。关于社会学，我所注意的是动态的社会学，即社会发展之情状。这两类书籍对我很有影响。至于政治学一课，老实说，在大学时，反不甚注意。回国以后，虽在各大学讲授政治学，亦未曾看过“政治学”参考书，所看的乃是各种问题之专门著作，而尤以德人所著的“国家学”居多。阅者若已读过我的《政治学》，就可知道。其实，德国的国家学乃有似于政治学，又有似于比较宪法。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8节 大学的自由空气
在日本各大学，尤其帝国大学，是采取教授治校之制。教授由国家任命，一经任命，除自己辞职之外，绝不中途罢免。大学的讲学是极自由的。宪法一课，有的教授主张主权在民，另一位教授无妨主张天皇至上。经济学一课，我还记得，河上肇主张马克思主义，而田岛锦治则采用正统派学说。学生选课完全自由。其实，听讲的学生，双方人数相差不远，均有二三百人之多。讲堂是半圆形的，学生座位由低而高，约有十余排，每排可坐二十人左右。因为半圆形，而且自低而高，所以不问你坐在那里，都可看见黑板之字。而教授发音亦听得清楚。盖建筑讲堂，最重要的是传音，音不会散，也不会回音，这是讲堂与其他房屋不同之点。
校长由教授会选举，每三年一任，但往往连选连任。校长大约选择年龄已高，在学术上又有名望之人为之。当我在京大时，校长是荒木，他是医学院教授。校长与学生毫无关系，学校没有集会，连毕业典礼、校庆纪念也不举行，因此，我们看见校长的机会差不多没有。
各学部部长（即各学院院长）亦由各该学部教授选举。身负重名之人往往不愿就部长之职，因之部长或由年轻的人担任，甚至以副教授（日本称之为助教）担任。他与学生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在京大之时，法学部部长是谁，乃不知道。
校长与部长是以发展学术为其最高任务，一般事务另有一个事务所，直接附属于文部省（教育部），校长只负监督之责。而究之实际，学校事务不多，校长未必实行监督，因之校长的职务很见轻松。这与吾国大学现象大不相同。
吾国各大学都有不少职员与工友，奇怪得很，我在京大三年，很少看到工友，固然讲堂等是由工友扫除。工友大约于下午下课后或上午上课前，早已扫除干净了。
说到职员，法学部学生有一千余人，而职员只有一名，另有一位小孩帮忙，我们选课，向他报告；我们有挂号函件，向他领取；我们考试之成绩如何，向他打听；甚至大学出版的法学论丛及经济论丛，也由他发给。事务不可谓不多，而他一人管理，竟能不慌不忙。日本学校皆尽量减少人事费，增加物件费，以充实各种设备。
管理全校事务的机构，名称什么，我已忘记。平时很难看见他们，与今日台湾各大学，五步一主任，十步一股长之情况，大不相同。每年缴纳学费，才看到他们。第一次我往缴费，觉得奇怪，人数无多，除主管一人是男性之外，其余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
学校的自由空气是很浓厚的。学生有各种组织，学生的思想也极复杂，有的主张社会主义，甚至主张马列主义；有的赞成国家主义，甚至赞成军国主义，学校皆不干涉，听他们自由发展。总之，在民国十一二年之间，亦即日本大正十一二年之间，日本思想界是多姿的。到了后来，法西斯主义得势，日本军人就由军界进入政界，再由政界进入学界。凡主张自由主义的教授多被政府放逐。在京大，有行政法教授佐佐木之离校，有刑法教授陇川（我在西大时，他教我们刑法，其思想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当时他还是副教授）之免职，有经济学教授河上肇之被捕下狱，这都在我离开日本后发生。日本称之为“京大七（？）教授事件”。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9节 “心中”与切腹
所谓“心中”即情死之意，情死何以叫做“心中”，我们实在莫名其妙。日本报纸之上常常登载“心中”之事。日本人以为男女爱情到了升华之境，不能结婚，就要“心中”。他们常常讥笑中国没有“心中”，因为中国人太过理性，尤其受了宋代理学的影响，以男女之事微不足道。以贾宝玉与林黛玉那样的情爱，宝玉竟与宝钗结婚，结婚虽在精神恍惚之时，而结婚之后，有一段时间，两人恩爱还是很好。民间虽有梁祝故事之传说，然而他们两人不算“心中”，梁是因情而死，祝则因梁之死，以身殉情。苟令梁山伯能够“珍重年轻有用身，放下婚姻谈友爱”，祝英台不会做出“就是那十八层地狱，我也要跟从”的事。
关于梁祝故事，我幼时未曾听过。最初能够知道梁祝姓名的，是在重庆时代。一天我同长儿公强由南温泉坐船回小温泉，船至半途。吾儿忽然喊道：“爸爸，快看，快看那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以为是他的同学，回顾山之前后，没有人影，就说：“那里有人。”他指着树上，又喊道，“看吧，看吧。”树上栖有两只鸟，大约是一雄一雌，羽毛红黄斑斑，极其艳丽，鸟比鸽子还小，其中一只，尾巴极长，有二尺左右，色泽亦极美艳。此鸟我未曾看过，不但台湾没有，恐怕除了四川之外，各省也没有。我才晓得所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指这两个鸟。何以同一种类的鸟，名称不同，而名称又与人名相似。我未加穷究。过了数天，与朋友同坐船中，又看见了梁祝，朋友告我梁祝故事。由今想来，在江左一带是谓梁祝化蝶，而在重庆一带则谓梁祝化鸟。不问化蝶化鸟，各省民间普遍的有这传说，则无疑问。
话又说到别处去了。日人崇奉佛教，“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这载在哪一种佛经，我不知道。但《宋书·卷五十二·褚叔度传》及《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均有斯言。日人何以不反对自杀，且认“心中”为一个值得钦佩的事呢？
此时，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有一位教授，姓名为厨川白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