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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中日双方军队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激战五个多月，日军投入几十万兵力，会战期间又补充了五、六次兵员，日军中央统帅部在会战后期，已无力再向武汉增援兵力。整个会战，歼灭日军二十多万，使日本陆军大伤元气，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中日战争至此进入相持阶段。
蒋介石也动用了几乎所有的部队，所有参战部队都打得英勇顽强，为武汉会战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与敌倍之。
第三章 初期反攻
一
1938年11月12日。
长沙城里突然冒起一把天火，烧得鬼神为之惊异，引起人民的强烈震怒。
刚从武汉战场撤退到湖南南岳的蒋介石，也被那把天火惊得膛目结舌。
众人所指，皆归于焦土抗战的过失。
焦土抗战，为了民族的生存，不惜以自己的血去换取敌人的血；不借将我每一寸国土，都变成反法西斯侵略的火海；不惜将我国土上一切都毁灭殆尽，也决不向敌人低头屈服。
这种精神在芦沟桥事变后的许多中国军队将士中都有充分体现。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全国抗日将士发出训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又于几天前发出告同胞书，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抗战初起，李宗仁将军发表《焦上抗战论》响亮地喊出焦土抗战的口号。李宗仁说一些人认为，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与工业十分先进、军力十分强大的日本相对抗，中国必败无疑。他说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悲观论者。只要我们树立必胜信心，发扬民族决战精神，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把我国辽阔的疆土都变成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实行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抗战，陷敌于民族战争的泥沼之中，则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认为长江中游平原上的长沙城，已为日军必夺之目标，若敌人夺取该城，将变成进攻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基地。他通过侍从室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指示，若日军进攻长沙，在长沙无法守住之时，将其重要设施烧掉，以免资敌。
张治中将军抗战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当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他便预感到长沙的危机，向全省军民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大家树立两个志向：一是抗战到底，绝不做日寇的顺民；二是要与湖南的土地共存亡，守土保家，绝不做难民。
11月11日。
张治中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纵秘密布置放火烧城的事宜，亲自审阅了酆悌拟订的焚城计划。张治中对酆、徐等人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开市区后就开始行动。”规走：“见市内火起便是放火烧城的信号。还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队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
当时长沙城的情况，已是草木皆兵，一片惊慌。日军逞其余威，从武汉沿江西窜，已占领岳阳。日军飞机对长沙及附近城镇大肆轰炸。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有的说日军已渡过了汩罗河，都快到长沙城了。
长沙专门放火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汽油和高压水笼头等放火器材，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大放其火。特别是那些决心不当亡国奴、家往长沙市的民团士兵，都怀着满腔的民族义愤，积极投身于这种自焚的勇敢行动，唯恐将自家房屋晚烧一步，而落后于他人。
当天深夜，市内天心阁附近失火。
自卫团的丁森等士兵，马上带头把自家房子放火烧起来。
这一下乱子就闹大了。
士兵们都以为是放火信号，狂呼乱叫着“放火了！”便一齐动手放火烧城。各条街巷，高压水龙头喷射出一条条油龙。霎时间，城内火光冲天，风助火势，滔天大火在夜空中狰狞狡笑，烈火烧红了半边天际。
“放火”是放火者在惊慌失措时所为，当然就没想到还要拉警报，更不可能去组织疏散民众。
长沙市民还在睡梦中，无情的“天火”一下便吞没了两千多个无辜市民的生命。
大火烧着了城里的弹药库，这下就更热闹了，轰轰隆隆，如同万炮齐轰，震得二三十里之外的地皮都在打抖。
大火从11日深夜，一直燃到14日才被扑灭。五万多栋房屋变成焦土，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蒋介石在南岳接到张治中的报告，立即赶赴火灾现场。这个一身戎装的统帅，铁青着脸面对余烟未尽，飘散着人肉烧焦的臭味的焦土，深感问题严重。
当张治中哭丧着脸，向他负荆请罪，请求严厉处罚自己时，蒋介石狠狠叹口气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那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
团体的错误，他蒋介石应该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错人。
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蒋介石当即命令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和第74军军长俞济时，将这次火灾的直接责任者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逮捕，并给俞济时密电：“长沙放火罪人酆悌等三人，立即执行枪决……”
蒋介石又请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人调查事件经过。事后，周恩来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联合发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之说明：
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长沙大火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舆论界的强烈谴责。蒋介石于11月16日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侨说明原因，表示歉意。
在陪都重庆主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工作的汪精卫，借机对抗战提出非难和指责，发表了《为什么要错误理解焦土抗战》。说，如果焦土抗战就是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受撤职留任处分。但迫于舆论界和湖南民众的义愤和压力，张治中于12月30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了“辞职”。
二
1938年11月25日。
刚处理完长沙大火那件使人意想不到的麻烦事，蒋介石就赴回南岳衡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由于在大火事件上，蒋介石受到各种非议和指责，因此，心情很不好。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军委会各部和全国的高级将领外，第三、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百余人，也被通知列席大会。周恩来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了会议。
军事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虽然蒋介石把长沙大火归咎干部下，但他心里也大为不安。他端坐在主席位置，强按住心头怒火，阴沉着脸照稿子念开幕词。
他说，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此后到中日战争结束为第二期。在第一时期，我们虽然失掉了许多土地，就一时的进退而言，表面上我们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讲，我们不但没有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与敌周旋，使敌人多次欲与我决战，消灭我军主力，以求速战速决，彻底打败中国的企图，彻底落空和失败。
蒋介石继续歌颂他指挥的第一期抗战的巨大战果。他说，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我们也使日军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据统计，在这期间日军共伤亡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在第一期作战中，我国军队广大官兵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动人事迹。使一贯轻视中华民族和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军，不得不为我国军人的牺牲精神慑服惊讶。也使世界友邦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发出赞叹。
说到此处，蒋介石就想起了像韩复榘那样不听招呼，像长沙大火那样乱捅漏子的高中级将领。因此，忍耐不住心头怒火，丢开讲槁，站起来声嘶力竭地痛斥军队中的种种可耻行为和现象。他说，某些将领指挥无能，各行其事，保守实力，不顾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统帅部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甚至连统帅部也不能抽调某些地方的部队作机动使用；有的高级将领耍小聪明，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用那一套把戏来对付战区司令长官，使之无法指挥作战；还有的部队存在着让阵亡官兵，暴尸疆场，不组织收尸安葬；有的部队出现士兵逃亡；有的部队军纪涣散，土匪习气严重，军行所至，老百姓逃避；还有的谎报军情，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
蒋介石一提这些可耻行为就收不住口。他所指责的那些现象，当然多发生在杀韩复榘之前，但他此时特地提出来，重加鞭鞑，意在警告那些无能和各行其事的将领们，不要步韩复榘之后尘，当韩复榘第二。
当蒋介石在台上痛斥种种可耻行为时，台下的将领们无不为自己以往指挥作战中的失误；感到冷汗直冒。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感到提心吊胆，害怕追究他的责任，便在下面四处放风，把责任往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
第二天，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在会上发言，指责川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8军和第73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
王陵基和第29集团军代总司令，感到大难临头，极为惶恐。
当时，在第一线作战的川军，除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和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外，还有唐式遵第23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杨森第27集团军，以及在山西等战区的李家珏等军。川军将领们对这种不怀好意，想拿川军作典型开刀的做法极为愤慨。
他们认为川军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战问心无愧。川军在全国军队中，武器装备最差，但作战极为勇敢顽强。1937年冬季，川军誓师出川抗战，一路北出秦岭，另一路由重庆沿长江东进。北方当时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数十万川军将士只穿着单衣、草鞋，在茫茫雪地里行军，晚上宿营，打开背上那块四方形的被单，卷曲而躺，不进民房干扰百姓。没有雨衣，没有斗笠，顶风冒雪，行军上千里路，途中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老百姓见了无不为之落泪！
川军将士用川造步枪，川造麻花手榴弹，同日军的坦克、大炮、飞机、军舰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
川军将领们心里不服，这是理所当然的。
晚饭后，蒋介石、何应钦上厕所，见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