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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到处都是桥——初到那天，撞见一位姑娘骑着大马跃上桥面，飞奔而过，马蹄声声，成排的汽车为之惊动踟蹰，那马尾与姑娘的秀发奋然飘扬，转瞬不见了。欧美的大街和桥面岂有单独飞奔的马，而且骑着矫健的女子？这真叫俄罗斯性格——在河流穿过的街区，我对圣彼得堡的想象，落实了。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水巷固然经典，地处寒带的彼得堡水街更为宽阔而大气。若是深冬，起雾，积雪皑皑，《白痴》与《复活》的阴魂便在两岸出没了。
普希金故居与皇宫隔河相望，门前石路，路边石栏，栏下便是阴郁闪烁的河。临街的高高木门下端开一日常出入的便门，穿过拱廊的昏暗，内院明亮，有草坪，有花坛。一尊比真人略小的普希金铜象被丁香花丛围合着，诗人昂头展臂，做出挺身吟诵的姿态——俄罗斯美术馆正门广场那尊高大的普希金铜像，姿势相似，伸展的右臂停满鸽子。这两尊雕像夸张了诗人的激越，不如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的那尊，沉静地站着，右手插在胸际的衣襟里，可怕地像他，带着非洲血统的面容，凝神远望，又如盲者，什么都不在看，好似倾听，现出专注而超然的神色，广场周围的大型商业广告牌，衬得普希金像是一位久未更衣的老人。
虽然知道诗人是皇亲国戚，但步入这典型十八世纪的西欧贵族宅邸，海顿、莫扎特的寓所与之相比，真是下人的居所了——普希金时代，法国革命才刚诋毁皇家文化，而模仿西欧的俄罗斯贵族生活正当成熟——读普希金诗，一股子金贵的少年气，在他家件件贵重的器物间，他是一位王侯。真的王侯，果然怒发一冲，披挂上阵的：昔年读到他纵马参战，只道是理所固然，全不知何为贵族气，此刻逐一瞧着光亮的家具和用件——金钟、羽键琴、银盏细瓷、大理石雕刻、罗西尼乐谱、带锁的皮面书，土耳其弯刀、铜制的马具，锦盒里躺着嵌满象牙雕饰的手枪，枪身玲珑而修长，如闺阁的珍玩——我不禁暗暗惊异这位大老爷居然视富贵如敞蔽，跑到雪地上，与人决斗。
莫名其妙地，普希金诗句曾是中国六十年代文艺青年的口头禅，我们，破衣烂衫，除了满脑子革命口号，同时在乡下彼此抄寄这位“苏联人”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十七岁上，我带着戈宝权编译的民国版《普希金文集》去江西，不久被当地中学下放的老先生借去看，借书的回报，竟是他亲笔翻译的席勒的诗，抄在廉价稿纸上。来回步行五十里，豪雨倾注的一天，我前往公社集镇取回那本书。山间沟壑，洪水齐胸，雨声和波涛如雷鸣般暴响。顶着浊流向前挪，我团拢书包，举过头顶，徒然用掌心遮护着，只为抵挡雨水，存放普希金。河滩候船时雨住天青了，赣南的莹白细沙有如满地湿米，我在嗓子眼默诵这位俄国人的诗，想象那文集快要讨回手边。日后这本戈宝权又借了给谁呢，终于遗失了。我也从一位画友借来，就此不还：那年月没有书店，书店也无书。画友的父亲是新四军老党员，亲历皖南事变与文革整肃，当年的行囊里，藏着普希金。
在普希金旧居徘徊时，我没想起四十年前赣南山雨的那一日。豪华过堂一枚靠墙的小木桌盖着美丽的丝绒，访者穿过这里进入正厅与内室，回到过堂时，丝绒揭开了：那是一具玻璃柜，柜中的衬垫上排列着诗人的遗物：普希金的死亡面膜，眉心微微皱着；一只盒盖掀开的小银盒露出诗人的一缕头发，灰褐色，失尽光泽；一幅小素描画着普希金遗容的侧影，笔划拙朴，画中床头的细蜡烛就搁在小素描旁边，早已脆裂，被仔细接拢，平放着。馆员告诉大家，当年数万人排队进门与普希金作别，诗人的遗体就停在这间房。“高上去，再高上去……”这是普希金弥留之际的呓语，也是我记得戈宝权编译中有限的几句话。他不知道那么多人爱着他，连日等在门外。现在我知道，守候的人群就拥挤在狭窄的河边石路上。
我久已忘了普希金的诗，但迷恋他的小说，手边有一册，是耿济之的译笔：《射击》、《驿站长》、《黑桃皇后》，还有《上尉的女儿》……篇篇妙然，介于男孩的甜梦和恶作剧之间，又如莫扎特，贵不可言。托尔斯泰重读普希金，豁然明白长篇的启首无妨单刀直入，我猜，托尔斯泰恐怕不带痛苦地嫉妒他——高上去，再高上去！普希金逝世那年，托尔斯泰九岁——如今彼得堡旅游广告印着普希金的手稿与钢笔画，随手勾写，笔致灵动，以俄罗斯性格的凝重与迟缓，这逸笔草草实在异数，俄国人却从他而找到了自己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