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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等黄瓜快干透了，就收藏起来以备长时间食用，且不会坏，味道咸中略带点酸，挺耐吃的。一听到我提起她这“绝活”，母亲自然是马上去张罗了。
几天后，我骑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才从北方交通大学宿舍楼的那位老乡处取回了母亲托捎来的小袋子。当又花了同样的时间回到住处时，我累得一下子躺到了床上，心里不禁责怪自己，何苦为了让母亲高兴说要黄瓜干呢？又埋怨母亲何必为了这么一小包黄瓜干，让我跑那么远？我累得已无力去拆那个精心包扎的小袋子，便沉沉地睡去。
等我醒来时，天色已晚，我的肚子也饿得直叫唤。我想起母亲的黄瓜干，忙拆开，只见小纸盒的最上层躺着一张小纸片，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一行字：
“阿菁，黄瓜干上白色的东西不是发霉的，那是盐，你放心吃吧。”
我的手竟在那一瞬间定住了，我仔细端详着这20多个字，每个字都蕴涵着母亲的细心和周到。从前我一直以为母亲不爱我，因为小的时候我是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的。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就没有抱过我，所以我一直感到我和母亲之间隔着一段无法消除的距离。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时，母亲也帮了不少忙，但我们始终无法走入对方心中。很多时候，我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令人羡慕的母女之情。
可是此时，当我看到她写的“阿菁”时，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30多年来，人们已习惯把我的“菁”写成“青”，也念成“青”，连我自己都差点忘了最初父亲给我起的名了，以至于儿子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妈妈，你自己的名字都念错了。”
可我的母亲，一个初中还没读完，一个我认为对我漠不关心的人，却这么准确、清晰地写下了我的名字，你能怀疑这样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和关心吗？
我感觉眼角有些湿，我不想去擦拭自己的眼泪，任由它们从脸上滚落，以便尽情享受着那种凉凉的快意……
初到北京谁又没有孩子呢
谁又没有孩子呢
我的住处离太阳宫批发市场特别近，所以我经常手里拿着李阳英语，一边背，一边跑着步去买菜。英语也是我想突破的，一想到2008年的奥运会，我就感到浑身是劲。
有一天，当我买菜回到铁轨上时（当时那一段铁轨还未通车，所以人们可自行通行），一位大约70多岁的老人坐在铁轨上，旁边放了几袋菜，有小白菜、苋菜、香葱还有丝瓜、南瓜等。我估计是卖菜的，就准备上前询问菜的价钱。
“姑娘，我在这等你老半天了。我每天在菜园弄菜，看到你天天背英语那么用功，你是来北京学习的吧？”不料还没等我开口，他先说话了。
我点点头。
“你是不是自己开伙？”老师傅很友善。
“对，这样可节省开支。”
“姑娘，你看中哪样菜，你就拿去吧。”老师傅用他那老桦树皮一样的手指了指那几袋蔬菜，对我说，“这是我自个儿种的，不施化肥，比外面卖的甜。”
“那我就买吧。这小白菜多少钱一斤？”我边问边掏钱。
“你若付钱的话，我就不给你了。”老师傅似乎有些生气了，“谁又没有孩子呢？我的孩子和你一般年纪，看你这么用功，挺像我的三个孩子，所以就想送你一点菜，不值几个钱。”
我惊讶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回过神时，他已随手抓了一大把小白菜、香葱、几个丝瓜、一个南瓜，还有我刚才没发现的玉米，一股脑塞到我的袋子里。
他说这些可以留长点时间，不用担心吃不完。
忙完这些，他示意我在旁边坐下，我们轻松地聊了起来。
得知我的北京之行，他缓缓地讲开了：
“看到你们年轻一代好学，我就觉得中国还有希望，我的心里有痛啊！”他停顿了一会，努力调整着思绪，继续说，“记得抗战时期，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把我们很多学校都封了，我也失学了，我回到了天津老家。当地有一个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的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我当时只好藏在地窖里。有一天我看见当地惟一的一所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村口迎接日本驻军。那小太阳旗是用白纸制的，就是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
一个红圆圈。当时在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小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觉得我的心在流血
，我的心都要碎了……这种痛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眼前的老人几乎被一种痛苦的回忆深深地攫住了。
我的心情也很沉重，老人的痛何尝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痛呢？
我们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许久，老人终于站起身，他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使命似的提起两个大麻袋，微昂着头离开了……
我仍静静地坐着，咀嚼着他语重心长的话语，望着他佝偻的背影，一种深深的敬意和感动从心底缓缓流过。
以后每天他都重复着这一送菜行动，直到我搬家。
在泥沙俱下的转型时期，在真情日益消失的现在，这个在人们眼中渺小而卑微的生命，以他凝重的民族气节、朴实而真诚的力量深深地震撼了我，更坚定了我在北京创业的信心。
初到北京他怎么老往你这儿跑
他怎么老往你这儿跑
和我住同院的有一家河北廊坊人：在康复中心治疗的3岁男孩秦林和他的妈妈崔子媚。秦林的耳朵上总要戴着助听器，否则便无法听到外界的声音。听他母亲说，是一次发烧时医生用错了药造成的，他爷爷还一直在准备着材料打官司呢。
我听了挺难过的，出于一种本能，我对秦林特别疼爱，只要他一到我屋里，我就停下手中的事，耐心地和他交流。他会用手比划着告诉我，我连猜带划也能知道他所要表达的一些意思。有时他喜欢坐在我的身边玩他自己的东西，一句话也不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他的母亲比我小3岁，手脚麻利，过日子精打细算，我还向她学了不少过日子的小窍门呢。她就是性子太急，一看到秦林没有学会所教的知识或不听话了，就会大声地呵斥孩子，并抱怨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秦林一看到妈妈不高兴就会躲到我这儿。
“你的孩子又不在这里，他怎么老往你这儿跑？”他的妈妈每次在我这里找到他，都会很奇怪，末了还忍不住说，“他聋了，又这么不听话，不知给我添了多少麻烦。”
“你这样说，他会很伤心的。”我提醒她。
“我也想对他好一点，可，可他就是不争气。”她情绪激动。
“他毕竟是你生命的延续，你试着不把他当成一个残疾的孩子，而像对待正常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他会有很大改观的，他不争气是因为你的态度使得他这样的。”我语气肯定地说。
“这话怎么讲？”崔子媚感到很茫然。
“我觉得孩子生理残疾的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世俗的偏见。周围的人不是全面地认识孩子，而是紧盯着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终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心理残疾的噩运，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残疾中苦熬人生。”我像给子媚上课一样认真，“因此在教育孩子时，必须改变观念，哪怕天下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的孩子，你也应该眼含热泪地欣赏他、拥抱他、赞美他，为他而自豪，这样才能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并激发他的潜能。”
“看您对我儿子那么耐心，您能给我说说您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吗？”崔子媚感兴趣地问我。
子媚的话提醒了我，其实在我的心底，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在老家的儿子。从哪说起呢？对于我来说，儿子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初到北京孩子的潜能是靠父母激发的
孩子的潜能是靠父母激发的
我的儿子陈楠说话比一般的孩子要晚，一般孩子一岁半就开口说话，且说得挺顺溜了，可我的儿子不行，连“爸爸”、“妈妈”都叫得不是很清楚，更别说其他的了。很多好心人劝我带他到医院检查，看是不是舌头或是耳朵有什么问题。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强忍住内心的不快应付这些“好心人”，因为我始终相信儿子没有什么问题：我教他人体部位及树木花草之类的名称，他都能很快指给我看，说明他的耳朵不会有问题。
至于为什么不愿意开口说话，是不是和我母亲呆在一起时间多的缘故？因为我母亲说的是广东白话，而我们又和他说普通话，让他拿不准怎么开口？或是这个小家伙天生爱思考，不喜欢说太多的废话？听说爱因斯坦5岁才说话呢，我安慰自己。
我之所以不愿听从别人的劝告带他去医院检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怕伤害他的自尊心。
一天我带儿子去市场买菜，路上碰到和我们同院的一个阿姨，她逗了一会楠楠，见楠楠没吱声，就随口说：“这么大还不说话呀，我有一个表弟比你小，人家都会唱会跳了。”
儿子更不理睬她了，临分别时，不管我怎么暗示儿子与她表示再见，儿子就是没表情。
回到家，快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儿子坐在床上流眼泪，我问母亲是不是骂了他，母亲说没有。
我忽然想起上午的事，是不是那位阿姨的话触痛了楠楠？我赶紧搂紧楠楠，把他的眼泪轻轻擦干，安慰他：“楠楠乖，谁说我们不会说话，我们楠楠是想好了才说，以后我们楠楠说得可好了。”
下午我们回到住处那边时，遇到另一位阿姨，这位阿姨特别喜欢楠楠，说楠楠有思想、有个性、懂事啦，她还问楠楠眼睛、鼻子在哪？儿子很自豪地指给她看，那神情得意极了。分别时，不用我提醒，他就不停地向阿姨送“飞吻”，“拜拜”个不停。
儿子对两个阿姨截然不同的态度，使我的心头一亮：教育孩子的奥秘不就在于父母心灵深处是否坚信孩子“行”还是“不行”吗？孩子只有在得到充分肯定的环境里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儿子之所以不说话，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说；为什么不愿意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予他充分的肯定，他没有很好的参照物，说白了，就是我自己当时都还没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怎么能去感染他？我分析了诸多原因，把它们一一列出来，并开始着手实施计划。
从此我开始用赏识的方法来教育儿子，他只要说“爸爸”或“妈妈”，即使当时吐字不是很清晰，我都会很兴奋地夸赞他。我的欣喜之情极大地鼓舞着他，慢慢的，他开始叫“阿婆”了。
欣赏孩子的同时我也慢慢学会了欣赏自己，我发现原来我身上也有很多优点。
等儿子满两岁时，我带他去坐公共汽车。车上都设有普通话报站广播装置，儿子特别喜欢听，回到家就一边模仿公共汽车司机开车，一边嘴里报着停站点的名称。
所以当他开口说话时，语言表达已经很清楚了，他有时候说出的话，叫你根本不敢相信是一个才两岁多的孩子说出的。
我有时说得不准的音，他还会给予纠正。由于坐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