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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带职工够不成威胁，该厂的老职工晋升机会就多，工人升班长，班长升段长，段长升车间主任……一级一级往上顶，实在没有位置的也可以被当做“骨干”用。
刘光庭被安排在总务科打杂，打水、扫地、跑跑腿儿，虽然心里不怎么受用，但和其他外带职工比一比也知足了。他身边就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央音乐学院讲师，另一个是搞地质的高级工程师，他俩都在烧锅炉。
工作不按干部安排使用，粮食定量却以“干部待遇”，刘光庭当刑警时每月口粮39斤，到ABC厂改为27斤，按国家规定改变工种后如果原定量高于后改工种定量，原定量仍可保留3个月，可是ABC厂一天也等不及，一句话就改了。警察比一般行政干部多一级浮动工资，不声不响也给撤了。
只有一件事令刘光庭感到欣慰：在天津，总有人找他麻烦，弄得他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到山西来，南开公安局替他保密，那帮找麻烦的人再也找不到他。
不料，突然有一天，他那仅存的一点点欣慰被击碎了。
此时此刻，时过境迁，运动初期的所谓“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已不被人提起，但当初积极揪他的那伙人中，有个教师，现在当上天津市教育系统造反派头头了，红极一时，此人自以为计谋多端，想做什么事没有做不成的，但刘光庭却从他手边溜走了。凭他的身份和智能，轻而易举地放过刘光庭，在感情上是不可接受的，于是他便暗暗发誓——
找不到刘光庭没完！
经过一番调查，造反派获悉刘光庭有个妹妹在南开区委组织部工作，运动一来，各级政权瘫痪，但人都还在，他们耍了个小伎俩——有个人找到刘光庭的妹妹，称自己是刘光庭的战友，失去联系了，他想给刘光庭写封信，问能不能告诉他地址？
刘光庭的妹妹毫无戒心，告诉那人说：“你写山西省长治市3号信箱就行了。”
不久，造反派找上门来，要揪刘光庭回天津，清算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这个时期地方政权处于真空状态，整个社会运转全靠军队支撑着，ABC厂主事的是一位姓董的军代表。老董听说刘光庭当过兵，便有意袒护，但正在搞政治运动，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包庇有问题的人，必须想办法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才行。
老董接过造反派递上的介绍信，忽然发现有戏……
老董说：“你们手续不合法。”
造反派问：“怎么不合法？”
老董说：“造反司令部的章不行，如果换党委开的信，我就放人。”
造反派说：“党委都瘫痪了啊！”
“这个我不管，”老董说，“造反派是群众组织，你们把人弄走了，再来个群众找我要人，我上哪儿找人去？”
造反派以为自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仍然坚持要把刘光庭带走。老董见说不通，就喊军人，让他们把来人轰出去！
造反派虽然横惯了，但还是惹不起军人，只得愤愤地回到了天津。
刘光庭躲过一场灾难，但身份暴露了——
噢，原来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
那年代讲政治挂帅，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讲亲不亲阶级分，一沾政治，爹娘老子也不行，都得“上纲上线”。对有问题的人谁也不敢重用，老董也没办法。
幼儿园需要个会计，有人提议叫刘光庭干。
会计也算个重要岗位，让刘光庭这个有政治问题的人去干，是看老董的面子吗？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吗？幼儿园归总务科管，从外边调会计不大现实，难道总务科的人没人愿干吗？地方干部中有人与老董有矛盾，借此给老董摆道儿，设陷阱，让老董往里跳吗？……
无法判断这个提议的真实动机。
刘光庭真想干，但他不敢，自己掂量自己——政治问题没洗清，万一账目出点差错可就百口难辩了。
刘光庭说：“我干不了会计。”
“不当会计？那好吧，总务科也别叫他干了，叫他跟幼儿园拉板车的换个个儿！”
出于维护领导的尊严，刘光庭不当会计也得去幼儿园。
刘光庭的工作是拉着板车去长治买菜，用不着天天买，也许三天也许两天，什么时候觉得菜不够了就跑一趟。不买菜的时间打扫卫生，闲不着。
ABC厂离长治市区有十几公里，出门有个3公里长的斜坡，去的时候往下走，身子往后仰，臀部扭摆着，双脚叉八着，把鞋底当刹车闸皮使，哧溜哧溜蹭得沙石路直起尘土，不敢掉以轻心，生怕连人带车翻跟斗折下去。这还好说，下坡时是空车，又是刚刚吃过早饭，回来可就费劲了——跑了半天脚儿，人累了，肚子饿了，车上又装着东西，再往上爬，真是腰酸腿软两眼冒金星啊！
山西地势高，刘光庭身体不适应，到长治第三天就感觉气短，呼吸困难。开始没怎么在意，可是后来一天比一天厉害，整天哮喘。到医院检查，确诊为桶状胸透明度强、膈肌升高、心脏横直、肺气肿、胆红值指数高（超过正常人2~3倍）是缺氧表现。这些都是显著的“地区病”征兆，医生建议调换工作地区。
《刑侦前沿》 第二部分第二章 陷入困境（2）
刘光庭把诊断证明交给领导，领导扫了一眼，顺手装进口袋，什么话也没说。刘光庭懂得，领导没有态度本身就是态度，甭废话了，说什么也没用，咬牙坚持吧。
终于有一天，他咬牙也坚持不住了，眼看着没几步就要爬到坡顶了，这时他感觉腿软得不行，脚底板怎么也扒不住地，哧哧地向后滑。他预感到有些不妙，顿时通体大汗淋漓，头脑发空，地面好像在悠悠地飘移……
他鼻青脸肿吊着绷带从卫生所走出来的时候，听人说他连人带车翻到坡下，苹果、梨、粉条撒了一地。
叫他干什么好呢？卫生所也归总务科管，叫他去卫生所吧，帮助拿拿药。
到卫生所，大夫开什么药他给人拿什么药，这点活儿他轻而易举。
过几天，大夫发现刘光庭对英文、拉丁文的药品名称、说明书也能看得懂，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大夫说，咱卫生所人手不够，你抽空学学打针吧，一专多能，你能在这里扎下根，我们大家也减轻点负担。刘光庭说，闲着也是闲着，你们愿教，我就学。
刘光庭病情越来越严重，肝已经有了腹水，肚子胀得鼓鼓的，屁多得控制不住——对成年人来说是个尴尬的事情——胀气就往上蹿，不住地打嗝。病到这个程度，人们非但不同情，还背地里编排他，拿他当笑料：
他在幼儿园时，有人说：“刘光庭‘打个嗝’，把孩子都给吓哭了。”
在卫生所，刘光庭给人打针，有一次针头没安牢，拔针时掉了下来，残留在针管里的药液甩出几滴。就这么一次，极为平常的疏漏，也还是很快在厂里传开来：
“咱们厂缺爷，请来个干公安的，他会干吗？会拿安乃近给人家洗屁股！”
又是换来一阵笑声。
沦落到这般地步，刘光庭心头掠过阵阵悲凉，不由得又勾起对往事的回忆。
刘光庭的奶奶没有文化，打算盘却是把好手，开会时不会做记录，凭借画的符号，回来也能传达。她性格开朗，深明大义，遇事看得开。解放前，老人相继把三个孙子送出去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后，她当选天津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抗美援朝英雄。国际勋章荣获者田征贵的母亲曾专程到天津看望过她。刘光庭的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伯父都早早参加革命，有过光荣的历史，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没有一个不受冲击，这个世界怎么了，竟然正反颠倒，善恶不辨……
上边有令，军代表撤走，权力移交地方干部。
老董一走，刘光庭感觉到周围空气在悄然发生变化。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让他们你斗我我斗你，实在是政治家的高明，也是他们驾驭人的诀窍。如果大家一团和气，处事看人容易达成共识，但政治家的活动空间却受局限了。拉一帮，打一伙，被打的人蔫了，被拉的人庆幸，这样既有利于凝聚队伍，又可抬高驾驭人者的权威。因此，历代政治家都乐此不疲。
刘光庭是“外来户”，有“政治问题”，他的日子不应该过得舒服，而他在卫生所整天优哉游哉，让人看着别扭。于是有人提出：卫生所这种地方，人命关天，不适合刘光庭这种人待。
有道理。以阶级斗争为纲嘛，就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可是，叫他干什么好呢？
恰逢全国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ABC厂虽然地处山区，但因吃商品粮，挣工资，属于“非农业”人口，其职工子女亦在“知识青年”之列，归“下乡”对象。为此，厂里专门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厂知青办与居民委员会共同做下乡对象工作，因在运动中，谁也不敢硬顶，口头上都答应得挺好，到具体操作时有些人便推三阻四，尽量拖延，暗暗抱着侥幸心理——万一能躲过去呢！
但“知青办”和居委会的人都不愿出面收户口本，怕得罪人，脑袋瓜活的能找出各种理由，心实的就说实话：大家在一个厂这么多年，低头不见抬头见，怎好硬碰硬地去要户口本，人家还不得记恨你一辈子？！
这次，他们又想到了刘光庭。
刘光庭也犯怵，可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去。人家不给他好脸，对他没好话，他仍然天天找人家做工作，磨。他给人家讲毛主席的号召，党的政策，厂领导的决定；劝人家别硬顶，顶也没用，早下晚下也得下，弄不好还挺被动。最后忘不了向人家解释：让谁下乡，不让谁下乡，我说了不算，都是领导定的，我不过是做具体工作而已。不管他怎么说，人家还是恨他，背地里骂：
“就他积极，充大尾巴鹰！”
“哼，小个子，尽显摆他能！”
“算个什么东西！自己是个什么人还不知道？见天价拿自己当个人物似的！”
……
《刑侦前沿》 第二部分第二章 陷入困境（3）
自打搞运动以来，国家未下拨过招工指标，有些职工家属没工作，无法安置，厂后勤办了个服务社，给工厂加工工作服和一些劳保用品，也揽点外活，做个衣服什么的，收费不高，方便了本厂职工，也解决了单职工家庭困难。
有一次，服务社失窃，好几百尺布票和一些待加工的布匹被一掠而空。保卫科的人面对现场直挠头，觉得无从下手。向长治市公安局报案，案子不大，一时排不上号。这时有人说，刘光庭不总是吹他在公安局干过吗，实在不行把他叫来试试？
本厂的人，一句话就叫来了，破了案更好，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