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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副司令说：“人家这个部队很保密，你去干什么？”
女儿说：“我就是学这个的，但学的是理论，没见过兵器，说不定我毕业了就到这个部队工作呢？先见识见识有什么不可。”
爸爸说不过女儿，一家三口就来到了二营。
杨副司令员看完了部队后，对营长、政委说：“部队到了我们的防区打仗，有什么困难讲吧！别客气。”
政委赵彬说：“部队到了广州地区，就是首长领导的部队，部队的战斗准备早已做好，就等Ｕ－２飞机来了。当前惟一的问题，就是部队生活困难一点儿，副食买不到，肉、鱼、蛋已快两个月没进口了。”
杨副司令员问：“你们享受前线补贴吗？”
赵彬回答：“湖南是三线，不享受补贴。”
杨副司令员说：“在哪里打仗，哪里就是前线。地空导弹部队特殊，部队又很少，应该享受前线补贴！”
杨副司令员的夫人风趣地说：“别看他官大，解决问题还得靠我。你们写一个报告，说明部队的特殊情况，明天到省军区后勤部找我。”
第二天，政委赵彬亲自带着一辆大卡车和后勤助理赵玉昆到省军区，拉回来了一卡车久违的猪肉、鸡蛋、鱼和其他副食。
副食拉回来了，可天那么热，温度那么高，又没有冷库储藏，肉、鱼、蛋都不能久放，只好让大家放开肚皮吃，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馋急了的部队着实地改善了一下伙食，饱了口福，补了身体。
部队刚开始机动作战时，没有长期思想准备，就像是出一次差，临时观念很浓，以为一到了设伏阵地，很快就能打上仗，打了仗，就能立即返回北京。所以，营部有的干部连棉被都没有带，只带了一条毛巾被就出来了。
进入阵地的初期，整天蹲在阵地上忙于战备、战前练兵、生活安排以及各项工作的检查落实，也无暇去思考其他问题。待这一切都做好了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天冒着酷暑待战，一转眼四十多天过去了，Ｕ－２飞机虽也到大陆侦察，却就是不到长沙来。企盼着速战速决的干部战士久待不战，一种焦躁的情绪弥漫起来，对长沙这个点有没有战机产生了怀疑。
正在部队的情绪焦躁不安的时候，传来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大海捞针，总不死心”的指示。罗总长的指示非常形象，也很有针对性。当时，地空导弹部队能打仗的共４个营，在长江以南机动作战的只有二营一个。一个营的火力范围只能覆盖半径为３０公里的一个圆的面积，共和国有９６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在这么辽阔的天空中，要捕捉一架在２００００米以上的高空中任意飞来飞去的飞机，这不是和到大海中去捞针一样难吗？
罗总长的指示给了部队很大的教育。使官兵们认识到，在大海里捞针，难度是相当大的，要在这么大的难度下完成任务，必须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树立起长期机动作战的思想。
罗总长的指示也使岳振华受到了很大启发，他认为尽管辽阔天空任鸟飞，但Ｕ－２飞机的活动范围受其政治和军事战略需要的制约，有一定的活动规律，找出其活动规律，到Ｕ－２飞机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去打，战机就会增多。
想到这里，他壮起胆子，拿起电话，建议上级将二营机动到战机更多的地区去打仗。
第五部分：轰炸机钓饵轰炸机钓饵（1）
二营在长沙大托铺机场苦苦待战两个月，未获战机，部队有急躁情绪，空军领导和机关也很着急。
驻在航空兵师招待所，检查指导二营在长沙机动作战的高射炮兵指挥部的政委朱虚之、作战处长王路和第三训练基地参谋长张建华，凡有Ｕ－２飞机敌情警报，他们就立即到航空兵师指挥所，看Ｕ－２飞机的活动航线。
而Ｕ－２飞机大都在南昌一带活动，一次也没有到长沙来。经过他们反复研究，认为部队蹲在长沙地区，短时间内是不会有战机的。他们向空军成钧副司令员建议，调整二营的部署，到战机较多的地区去设伏歼敌。
正在忙着筹备召开空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空军党委书记刘亚楼，也非常希望能在召开空军党代会之前，打下一架Ｕ－２飞机，活跃一下党代会的气氛，为空军争点儿光。他请成钧副司令员研究一下，如何贯彻罗瑞卿总参谋长“大海捞针”的指示，想想办法，尽快把Ｕ－２飞机打下来。
在空军司令部大楼的作战室里，成钧副司令员召集有关作战的部、处长和参谋人员，研究“在茫茫的大海里如何能捞到针”的问题。成钧副司令员指示机关参谋人员，要打敌人，还要从敌人身上去寻找打敌人的办法。
参谋人员把１到８月份Ｕ－２飞机入窜大陆的次数、时间、活动航线、国际国内政治气候背景，拉出条来，进行分析。发现八个月之内，Ｕ－２飞机入侵大陆侦察１１次，有三次到了大西北，那显然是为了侦察我核工业的工厂和核研制、试验基地，监视我核武器的进展情况。其余８次，均在长江以南的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广东、湖南、湖北诸省。
这一年，是蒋介石集团叫嚣妄图反攻大陆，闹腾得最厉害的一年。所以，美蒋对我长江以南的大小军事行动，非常敏感，一有动静，便立即将Ｕ－２飞机放出来，侦察一番。
参谋人员把这１１次的入侵侦察活动的航线标画到一张地图上后，一目了然——江西省省会南昌市成了Ｕ－２飞机的活动航线交织集中的地方——进进出出有８次之多！显然，南昌是Ｕ－２飞机侦察的一个重点，或者是一个主要的检查点。
放弃长沙，到南昌设伏，战机要比长沙多得多。
成钧副司令员向刘亚楼司令员汇报了分析研究的结果后，俩人当即定下了令二营撤出长沙，到南昌设伏的决心。这个决心很快得到了主管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部的批准。
决心一定，成钧副司令员就从北京乘飞机飞往长沙，带上在二营检查帮助指导工作的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的朱虚之政委、王路处长和第三训练基地参谋长张建华以及二营的先遣组到南昌去勘选阵地。
选择机动设伏的野战阵地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在地图上选好了设伏地点后，还要到现场去勘察地形，看其符合不符合阵地条件。有时候在地图上选得很好，而到现场一看根本不行，就得重选。这次去选阵地的二营先遣组人员还是上次去樟树机场的原班人马。
第一天的下午，先遣组跟随成副司令员踏遍了南昌附近郊区的山山水水，却没有选出一个适合的阵地。阵地条件好的，道路差，兵器车辆进不去，要修路工程大，花钱多不合算；道路好的，不隐蔽、不保密；隐蔽、保密条件好的，遮蔽角大，射击条件差，不易发现目标，不具备作战条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又距可能入窜的航线偏差大，打不上。
第二天，成钧副司令员又带先遣组到向塘以南地区去勘选阵地。选来选去，最后把阵地选在距向塘约１０公里，位于驻地航空兵师西侧、靠近温家圳镇一个名叫高坊的一个小山坳里。
从战机条件上讲，这个阵地位于南昌以南４０公里处，靠近空军的向塘机场，又处在浙赣、鹰厦、向九铁路的交会点上，对Ｕ－２飞机来说，无论是侦察我西北纵深还是长江以南地区，这里都是一个重要的侦察点和航路检查点，是个战机多发的地区。
从具体环境上看，这个小山坳，四周高，长满了密密麻麻，约四五米高的松树，面积不大，平坦地势的直径只有９０米，还不到苏军教令规定的一半的面积。遮蔽角大一点，但不影响打高空飞机。虽不理想，但也找不到更好的阵地。阵地最大的优点是隐蔽保密，从外界通往阵地只有一条土路可进入，而且是一条死路。从路面看，平时没有车辆通行，部队进入阵地后，把路一封，就与外界隔绝了。谁也不知道这里边会有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埋伏着。
选完了阵地，成钧副司令员对二营副营长张治国说：“阵地就定在这里了，根据地形条件，看来完全生搬硬套苏军的教令是不行了，你们就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配置兵器吧。”说完就乘车到航空兵师师部去了。
第五部分：轰炸机钓饵轰炸机钓饵（2）
副营长张治国接受了任务，便迅速组织先遣组作业，测量可使用的面积，根据地形筹划配置兵器位置。
由于阵地面积狭小，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山坳的平面面积太小，制导雷达与发射架不能全放在一个水平地面上，有八九米的高度差。苏军教令规定，为保证发射的导弹准确地落入制导雷达波束，要求制导雷达与发射架要放在一个水平面上，也没有给出一个允许的高度差的范围。这八九米的高度差对导弹进入制导波束的影响有多大，大家心中无底。
张治国对陈辉亭参谋说：“陈参谋，你计算一下，看看影响不影响导弹落入制导波束。”
陈参谋说：“苏军没有给计算公式，无法计算。我用土办法作了一下图，概略地计算了一下，认为问题不大，但也没有绝对把握，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只好在设置上下工夫。”
一个营共六部发射架，因是机动作战，一次只打一架飞机，打了就走，所以，这次出来，只带了四部发射架。经反复作图论证后，选择了一个最佳配置方案：即将两部发射架放在与制导雷达站基本相等的水平面上，将另两部发射架配置在高度差较大的地面上。给发射连规定好，发射时要先发射与制导雷达处在一个水平面的两发导弹，后发射高度差较大的导弹。
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导弹装填运输车向发射架上装填导弹的困难。苏军教令规定，发射阵地必须修筑进出发射架掩体的环形道路，以便于车辆长度近１５米的导弹装填运输车进入发射架阵地装填导弹。这个阵地面积小，无法修筑环形路，一定要修，需大量的人力物力，还要砍掉大量的松树。
惟一的办法就是要求导弹装填运输车司机，要有高超的开车技术，正向开到发射架的渡板上，将导弹装上发射架后，再把导弹装填运输车倒退出去。导弹装填运输车，在宽阔的水泥路面上倒车都十分困难，在这么一个狭小且到处是松树的树林里，其困难程度便可想而知。好在这个工作属于战前准备，不是临战操作，早一点儿把导弹装到发射架上，把车子想办法退出来就行了。
阵地配置完毕，张治国副营长对大家说：“都要记好路，吃过晚饭我们到车站迎接部队。”
８月２７日，二营奉命撤出长沙大托铺机场阵地，向江西省南昌市郊向塘转移。
从长沙到南昌，军列几乎全是在江西省境内行驶。二营有一批１９６０年入伍的江西籍战士，有的战士的家，就在车站旁边和附近。为做好保密工作，隐蔽部队行动，要求这些战士在列车到站停车加水，或到供应站吃饭时，有墨镜的戴墨镜，有口罩的戴口罩，没有墨镜、口罩的不要下车。一旦遇到家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