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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最终还是决定继续这次旅行，可是格拉纳多并不满足，他要考验这位热恋中的同伴。他注意到奇奇娜的手上戴着一只很漂亮的金镯子，大概很值钱，于是他怂恿同伴把奇奇娜的手镯要过来，换成他们旅行时的盘缠。格瓦拉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件不那么光彩氖虑椋？/P>；
我把她的手紧紧握在手心里，说，‘奇奇娜，这个手镯如果它能在整个旅途中，一直陪伴着我，给我指引方向，给我留作纪念，那该多么好！’可怜的姑娘，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掂量过黄金的分量。她的手指想要触摸爱情，而爱情却使我去询问这只金手镯是多少K的。
别离不可避免地到来。临走时，奇奇娜塞给格瓦拉15美元，央他为自己买一条镶花边的连衣裙，而格瓦拉则送给她一只名叫“康白克”（eback，意即“回来”）的小狗。一切，都如此甜蜜。可是，这对恋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就在格瓦拉走后，她就写了封信，要求与格瓦拉分手。直到一个月后，也就是1952年2月12日在穿过智利边境的前夜，格瓦拉才收到这封信。对于又累又乏的格瓦拉来说，这封信尤如当头一棒，他写道：“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应当用思想去征服她。她是我的。我曾经跟她睡过觉！”可是年轻人复元的能力，甚至可以超乎他自己的想像，格瓦拉很快却发现，他并没有为此痛苦多久，因为“我不可能再坚持，坚持也没有用”。
为了省钱，他们能骗则骗，声称自己是麻疯病专家，当地的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两位举止奇特的外乡人，纷纷登出他们的照片和新闻。�
两个人的旅行，总是充满了磕磕绊绊，为了省钱，他们采取了能骗则骗的战术。找不到朋友帮忙时，他们就出示助理医师和药剂师证件，在医院或者警察局借宿。
1952年2月13日，也就是刚刚失恋后的一天，他们到达智利。这时，他们的旅行才真正有了那么点“环游南美”的意思。在智利一个小村庄暂住时，他们与当地的医生谈话，得知复活节岛上有一个巨大的麻疯病院，两个医务工作者大感好奇。他们碰到了两个同样是来旅游的巴西黑人姑娘，关于这次艳遇，格瓦拉在日记里有很清楚的描写：“我把我的那个女伴引到湖岸，谈了一会儿生物化学以后，我们双酵猓刖植拷馄恃В蚁Ｍ灰值教嘎叟咛パУ牡夭健！钡钡氐拿教逡沧⒁獾搅苏饬轿痪僦蛊嫣氐耐庀缛耍裢呃透窭啥嘤谑腔钛Щ钣霉赜诟椿罱诘旱闹叮扑鞘锹榉璨∽遥峁钡氐募讣冶ㄖ椒追椎浅鏊堑恼掌托挛牛晏馐恰读轿话⒏⒙榉璨∽移锬ν谐德文厦馈贰？/p>；
尽管行程充满了欢乐和艳遇，可是格瓦拉也开始体会到了越来越沉重的悲哀，当他看到越来越多的穷苦百姓时，格瓦拉日记中的笔调也渐渐沉重起来。来到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时，他们本想直接前往复活节岛，成为真正的麻疯病医生。可是一打听才发现，每半年才有一艘船驶往复活节岛，于是，格瓦拉和同伴不得不滞留下来，在当地为人看病。
本身就患有哮喘病的格瓦拉大夫，被叫去给一个患慢性哮喘病和心脏病的老妇人看病。这次经历给了他很大震动，他写道：“这个可怜的老妇人置身的环境糟透了，满屋子都是汗臭和脚臭味，加上到处飘浮的尘土，她没有哮喘病才怪。此外，她的心脏也很虚弱。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能力范围，特别容易让医生产生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念头。”最后，他总结道：“在这些没有明天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深受的苦难悲剧。在这些垂死者的眼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希望家人原谅的卑微愿望和渴望得到家人安慰的绝望哀求。”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革命时尚主义者（2）…（图）
没法按原定计划去复活节岛，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只好调头往北走，最后到达了丘基卡马塔——全世界最大的露天铜矿。这是智利的一座“魔山”，方圆几公里之内都是铜矿，巨型的卡车将成吨的矿石运送到冶炼厂，再进行爆破，同时，100米高的烟囱向天空喷出带着硫磺的浓烟。当时，这个铜矿由美国公司投资，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铜矿才最终被智利收归国有。 在这里，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如此近距离地体会到阶级斗争的现实。他们碰到了一位老矿工和他的妻子，夫妻俩都是智利共产党员。当时，智利共产党还是非法组织，两人向年轻的旅行者们讲述了美国公司和智利政府是怎样将他们这样争取工人权利的人列上黑名单，又是如何来残害他们的。
格瓦拉成功地混进铜矿，在那里看门。在那里，他们刚好碰到了一次罢工事件，格瓦拉在日记中语带讥讽地说：“那些傻帽儿美国人，他们不肯多给可怜的工人一丁点儿工资，结果罢工的时候，他们每天得损失上百万比索。”
旅行者继续向秘鲁前进。他们首先要走过两个神奇的地方。一个是印加古国首都库斯科，另一个是马楚比库废墟。这里距诗人聂鲁达笔下的“老山”还有若干公里。聂鲁达说，这座山是南美大陆文化的祭坛。由于这里表面覆盖了一层茂密的植被，人们一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存在，直到1911年，美国学者宾哈姆在这里发现了印加人的废墟。
面对这些印加文化的遗迹，格瓦拉格外兴奋，他走遍了所有台阶和神庙，不停地素描、作笔记。在这里，他逗留了整整10天，写下了15页汪洋恣肆的笔记。他甚至有些同情那些“北美的游客”：“一般来说，那些舒舒服服坐着大巴游玩的旅客，根本不可能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活有所了解。大部分美国人都直接坐飞机从利马前往库斯科，在这里绕一圈就立刻又飞回去，他们能懂得什么呢？”
1952年5月1日，他们终于到达秘鲁首都利马。在这里，佩斯塞医生给了两位旅行者极大的帮助。他让两人住在麻疯病院，还经常请他们吃饭，同时，他是秘鲁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其思想核心是强调社会斗争中土著人和农民的作用。他与格瓦拉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格瓦拉产生的影响，也许是他本人都始料不及的。10年后，格瓦拉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游击战》寄给了佩斯塞医生，在扉页上，他写道：“给胡戈·佩斯塞医生，也许他本人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影响了我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从此，虽然我的斗争精神一如既往，但我开始懂得如何将目标与拉美人民的需要更切实际地结合起来。”
此时的格瓦拉，与其称之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倒不如称其为国际主义者，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正在渐渐定型。
1952年6月14日，麻疯病院的全体病人和医生为他举行了24岁的生日派对，在致祝酒词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把拉丁美洲割裂为各个不稳定的国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妄做法。我们的旅途加深了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混血民族，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我们拥有太多的共性。正因为如此，我本人要抛弃所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这杯酒，我要献给秘鲁和团结的拉丁美洲。”
在游历了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后，格拉纳多决定留下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麻疯病院工作，而格瓦拉则在美国迈阿密逗留了一个月，然后乘飞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离家八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终于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他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如果愿意，他每天可以只为阔太太看病。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
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准备毕业考试和关于过敏反应的毕业论文。从1952年12月到1953年4月，在不到五个月时间里，他就通过了医学博士所必需的30项考试中的15项。6月1日，他正式成为医学博士。
等待着他的，将是锦绣前程，他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如果愿意，他每天可以只为阔太太看病。可是，这次旅行已经彻底改变了格瓦拉，在旅行结束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至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这次漫游南美的旅行，对我的改变比我想像中的还要深刻和剧烈。”
由于贝隆政府当时的独裁统治已经令人为之胆寒，母亲担心儿子会被征用做军医，于是她宁肯让儿子逃离阿根廷。于是，格瓦拉在大冬天洗冷水澡，让哮喘病发作得更厉害。医生委员会相信以他的体质完全不能当兵，格瓦拉总算成了彻底的自由人。
他再一次计划起旅行，这一次，目的地是玻利维亚，与他同行的是童年时的玩伴卡洛斯·费雷尔，不过大家都叫他“卡利卡”。据卡利卡说，之所以选择去玻利维亚，是因为格瓦拉想再去看看他心中的圣地印加遗址。此外，他们还有更庞大的计划，卡利卡想去巴黎，而格瓦拉想去印度。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与卡利卡一起登上火车的二等车厢，两人出发前都向各自的家人要钱，一共筹得300美元路费。在他们上火车后，格瓦拉的堂兄马里奥发现，他的三件崭新的丝质衬衫不见了，后来格瓦拉承认，他顺手牵羊把衬衫给拿走了，因为这些衬衫“可以供我们住15天旅馆”。马里奥气急败坏，写信告诉格瓦拉，作为报复，他已经把格瓦拉寄存的一只望远镜拿去卖掉了。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革命时尚主义者（3）…（图）
母亲塞莉亚在送行时，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将要永远失去他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了！”火车开出好久，母亲还紧紧地追在后面，呼喊着孩子的名字。而格瓦拉倚在车门边上，像演戏般大声念着：“一个美洲的战士，从这里出发了！”
“拉巴斯就像是美洲的上海。在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里，集合了一大群来自各国的探险家。” 玻利维亚，到处是枪声，格瓦拉想要亲眼目睹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
第二次南美之旅，格瓦拉打开了一本新的日记本，日记的标题取名为《又一次》。在解释他此次出行的目的时，他说：“这一次，我同伴的名字变了，从阿尔贝托变成了卡利卡，可是旅程还是与第一次相同，两个波希米亚人在美洲游荡，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也不知道前行的方向。”
向着玻利维亚前行，是因为格瓦拉想要亲眼目睹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玻利维亚被人们形容成“坐在黄金宝座上的乞丐”，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锡、铜、黄金、石油、钨等矿产，可大半都被美国资本和国内的一小撮富裕家族垄断。印第安人占玻利维亚人口的大多数，却过着农奴般的艰苦生活。
1952年，农民和矿工揭竿而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激进派代表人物埃斯登索罗取得了政权。上台后，埃斯登索罗宣布废除农奴制，进行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