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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农民奥诺拉托·罗哈斯用玉米招待战士们，格瓦拉坐在一截树干上，胡子头发都很长，叼着烟斗，脚上坐着罗哈斯的两个孩子。没有人想到6个月后，罗哈斯出卖了他们。
格瓦拉甚至觉得与玻共决裂算不上什么坏事，“蒙赫的态度可能延缓游击队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是好事，可以使我从政治纠葛中解脱出来。”他在营地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与战士们一起开垦了一片小菜园，还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可是这里的蚊虫实在太可怕，他们把1967年1月11命名为“扁虱日”，因为有六七个战士得了扁虱病，只能回家休养。疟疾在战士们中流行，格瓦拉也未能幸免。
1月18日，他们的芳邻阿尔加尼亚拉斯神神秘秘地跑过来，要和他们合伙经营海洛因生意，格瓦拉拒绝了他。却没有想到，这位曾经担任过市长的邻居其实是在刺探情报。第二天，警察就前来基地搜查，虽然没发现什么，但充当“户主”的洛洛的手枪却被没收了。
26日这天，又有两个玻利维亚人慕名而来。一个是矿工、玻共党员穆瓦塞·格瓦拉，在党内因为主张武装斗争而被孤立；另一个是19岁的哲学系女学生罗约拉·古斯曼，格瓦拉的崇拜者，格瓦拉让她负责游击队的财务工作。后来她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与偶像初次见面时的情形，“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竟然会见到切，他的面孔如梦如幻，几乎达到了理想境界。他看来谦虚朴素、和蔼可亲，虽然他的声望是那么高，可我却一点没觉得惶恐。”1967年9月，古斯曼不幸被捕，被关在一幢大楼里，她企图自杀，从四楼跳下来，竟然奇迹般地只受了点轻伤。
就这样，格瓦拉的队伍终于达到了40人，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国际部队，其中包括了古巴、玻利维亚、秘鲁和阿根廷人。2月1日，他决定进行一次侦察行军，目的是了解这个地区，与农民接触，重新训练他们的耐力，结果原定23天走完的路程，他们用了48天才走完，这次行军极大地动摇了队伍的士气、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很多战士都与他们的司令一样，有写日记的习惯，事后人们发现，所有人在这段时期的日记，都充满了痛苦甚至怨恨的情绪，再没有一个人看到希望。
这是一次对体能的无情挑战，布劳里奥（即雷耶斯中尉）在2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出发时总共25人，每人背五六十斤重的东西。”可是由于战备不足，行军到了第四天，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不堪，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队伍已经疲劳了，一路上太艰难，好几个人几乎是光着脚走路。我瘦了将近15斤。尽管有时背痛难忍，但我还能坚持正常行走。”
他们渡过了格兰德河，所有人都饥肠辘辘。2月10日，一个农民对战士们说，他愿意给大家一点玉米。这个人的名字要记下来，因为这个老实巴交的人，竟然会对革命产生重大影响，他叫奥诺拉托·罗哈斯。一张照片记录了游击战士们当时的境况，照片中，格瓦拉坐在一截树干上，胡子头发都很长，叼着烟斗，脚上坐着罗哈斯的两个孩子。格瓦拉没有想到，6个月后，罗哈斯出卖了他们。
没有补给，游击队员们成了猎人，路上捉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吃过孔雀、毒蛇、猴子、狐狸和各种鸟。由于饥饿，很多人的四肢浮肿，连鞋都没法穿上了。所有人，包括格瓦拉在内，都已经快挺不住了。1月23日，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对我来说，今天是黑色的一天，我是咬着牙度过的，因为我感觉非常疲倦。爬到山顶时，我的脑袋一阵晕眩。”一些人变得脾气暴躁，两位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马科斯和帕乔，吵吵闹闹，后来竟然拿出刀子威胁对方。
2月15日这天，是他长女小伊尔达的11岁生日，这是他最心疼的孩子。1960年古巴革命成功后，孩子才得以回到父亲的怀抱，却又不得不离开生母伊尔达，多年来几乎见不到亲生父母。格瓦拉不能回去为女儿庆祝生日，晚上，当战士们都在休息时，他摸着黑给女儿写了封长信：
亲爱的小伊尔达：
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你却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收到。但我希望你知道我在惦念着你，希望你过一个非常快乐的生日。你应当知道，我正在遥远的地方，我将和你分开很久。我正在做的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毕竟也是尽力而为。我想，你是可以永远为你的父亲感到骄傲的，就如同我为你感到骄傲一样。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5）
你要记住，今后斗争的岁月还长着呢，甚至在你长大成人以后，你也要为斗争做出贡献。你要做好准备，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你要争取成为学校最好的学生，在各方面都要比较好。要品性端正、严肃认真、热爱革命，与同志们好好相处。我在你那么大的时候，还没有做到这些。我是在另一个社会长大的，你呢，现在的条件很优越，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因此你应当无愧于这个时代。 别忘记回家去看看弟弟妹妹们，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教他们规规矩矩。特别要照顾小阿莱伊达，她是非常尊重你这个大姐姐的。
好吧，小姑娘，再一次祝福你幸福地度过这个生日。代我拥抱妈妈。接受我热烈的、紧紧的拥抱吧，以此来弥补我们今后不能相见的时光。
你的爸爸
对待同志，格瓦拉比平时还要严厉，他公开指责马科斯和帕乔，图马也被他批评，所有人都变得很消沉。战士们迷惘极了，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战斗，只能靠着对格瓦拉的崇拜与信任，他们才有力气走下去。里卡多曾是格瓦拉在刚果时最坚定的追随者，可现在他私下里对庞博说：“庞博，领袖对我很不好。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来这里只是因为对他有承诺。我对他万死不辞，因为他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领路人。”
30年后，阿拉尔孔（即贝尼格诺）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我们互相询问对方，我们去那儿到底是要干什么？行军，在森林里盲无目的地走，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队伍里没有一个是出生在当地的玻利维亚人，为什么没有想到这里和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时完全不一样。”
3月20日，格瓦拉终于回到营地，这才发现他们苦心经营的基地已经暴露。留守的两个玻利维亚人竟然逃跑了，更糟糕的是，3月14日，他们正想卖掉武器时，被警察当场抓获，他们立刻就向警察提供了很多详尽的情报。在格瓦拉回来前三天，警察已经来到了基地，在这里发现了政治书籍和其他可疑物件。大家只好撤离到离这里两三小时路程以外的地方。
战斗伊始，美国人即向玻利维亚政府伸出援手，参加过越战、有充分反游击战经验的专家拉尔夫·W·谢尔通出任顾问，整个尼阿卡瓦苏河地区被政府军重重包围。而格瓦拉仍然乐观，甚至觉得事情正在向好的一方面发展。
在营地附近，格瓦拉意外地发现了塔尼娅——作为一个间谍，她本该舒舒服服地留在玻利维亚的上流圈子里，并且随时向格瓦拉通报政府的一举一动。与她一起的，还有阿根廷的西罗·布斯托斯、秘鲁的胡安·纳瓦罗，以及玻共的穆瓦塞·格瓦拉，他本来满口答应要带20名战士过来，结果只带了8个人，而且这些人根本就没接受过什么军事训练。
格瓦拉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面对着一个又一个挫败，他将怒火发泄在同志们身上，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觉得非常沮丧，很多人私下里谈论着切和这场战争，觉得自己已经没法再坚持下去了。格瓦拉又谴责塔尼娅，责怪她的行为太过轻率，命令她回去。塔尼娅含着泪说：“可是我要参加战斗。”格瓦拉又追问她，究竟是谁派她来的，塔尼娅回答：“我自己，我的革命良心。”但事实证明，塔尼娅的这一举动确实极大地破坏了革命，她从首都开来的吉普车没有藏好，3月24日被政府军找到，还在车上找到了她留下的一个背包，里面装满了文件、资料和通讯录，玻利维亚政府立刻通过电台报道了这条惊人的消息。格瓦拉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新闻。塔尼娅和基地曝光，政府军决定彻底消灭游击队。战争箭在弦上。
1967年3月23日，格瓦拉轻描淡写地在日记中提及，“军事行动的一天”。事实上，这是格瓦拉率领的军队，在玻利维亚打响的第一场战争。清晨，来此搜索的政府军被游击队伏击，6分钟里就迅速被消灭了7个人，伤6人，俘虏14人，其中有两个是军官。格瓦拉下令给受伤的俘虏包扎伤口，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然后把他们放走。两名被俘的军官供出政府军的清剿计划。格瓦拉开始做大战的准备，他清点了人数，队伍总共48人，其中17个古巴人，包括他自己和塔尼娅；还有3个秘鲁人，22个玻利维亚人，再加上1个法国记者德布雷，1个阿根廷人布斯托斯。另外有4个穆瓦塞·格瓦拉领来的玻利维亚人，他不客气地评价他们是“废人”，只配运送物资。这4个人后来都出卖了游击队。
3月28日，格瓦拉在日记里说：“我们被2000名敌军包围了，战线长120公里，在汽油弹的掩护下，包围圈渐渐缩小。”格瓦拉还不知道，玻利维亚政府已经向美国人请求援助，山姆大叔派来了一位参加过越战、有充分反游击战经验的专家拉尔夫·W·谢尔通做顾问，整个尼阿卡瓦苏河地区被政府军重重包围。
格瓦拉仍然乐观，在3月的小总结里，他甚至觉得事情正在向好的一面发展：“本月总的形势具有如下特点：这是一个彻底巩固和纯化游击队的阶段，是一个开始战斗的阶段，也是一个敌人开始反击的阶段。”
4月3日，格瓦拉把队伍分成三队：帕乔、科科等为前锋；塔尼娅、德布雷与切等人居中；华金和4个“废人”殿后。他们只有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虽然能收听新闻，但没有发报机，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6）
4月10日，游击队又进行了一场战斗，政府军有1人死亡，3人受伤，6人被俘。游击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古巴的“黄毛”牺牲了，他曾是糖业部副部长，古巴中央委员，在格瓦拉身边工作多年。格瓦拉没有流泪，只是反复向大家强调，“流的第一滴血是古巴人的血。”格瓦拉似乎忘了，在年初的行军训练中，已经有两个玻利维亚人不慎跌落在河里淹死。当时，队伍中几个国家的战士，已经出现了很大分裂。 当天傍晚，他们又打了一场伏击战，成功地打死7人、伤5人、俘虏27人，总算替“黄毛”报了仇。被俘的军官鲁文·桑切斯以为会被杀，没想到游击队竟然还拿难得的药品替他们疗伤，然后又放了他们。于是，他拿着格瓦拉亲手写的一份公告《告玻利维亚人民书》，寄到一份名为《自由新闻》的左派报纸发表。1967年5月1日，公告发表，在玻利维亚政界引起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