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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斯弟队，当年在甲B球队中也算得上一支劲旅，如今却没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了。1997年段暄到佛山拍甲B的一场比赛，甲B当时没有转播，裁判员胆子更大，段暄觉得那场球有问题，用一个单机拍下了比赛画面，播出时加上《足球之夜》特有的质疑性的评论，节目引起很大反响，带给他当记者的成就感。
跟队拍摄的亲近感、球迷闹事的画面，这都是《足球之夜》带给观众的。但更重要的东西是，《足球之夜》呼唤公正与平等，批评黑暗与腐败，在球迷与非球迷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以至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流传一个说法：《足球之夜》是足球领域的《焦点访谈》。
公允地说，足球新闻是中国新闻中最为开放的一块阵地，中国足协是中国最为开放透明的局级单位。1998年陕西国力队在云南遭遇“电话贿赂”，大连的王健林声称他掌握的证据足以表明“黑哨有多黑”，陈亦明“一切尽在不言中”，《足球之夜》都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和严肃的评论，但那一年足球舆论的尺度并不是新闻改革的信号，而是一个管理疏漏的问题。张斌从《足球之夜》主持人的位置上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台里找我谈话，国家体育总局老干部写信，说我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阻碍足球改革。我要避一避锋芒。”
社会学家郑也夫1999年曾经给张斌写过一篇“送行”的文章，他认为中国最好的电视节目是《足球之夜》，中国最好的电视主持人是这个节目的创始人张斌。“天赐良机，少年找到了他挚爱的游戏是幸运。形格势拘，青年适时地告别他少年时代钟爱的游戏，寻找更大的空间和挑战，更是幸运。”他表示对张斌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从此告别足球和体育。“但张斌小伙子到底是比我聪明，知道足球是中国新闻的最开放的窗口，他硬是棒打不走。”
2004年1月16日，郑教授在《媒体不是小媳妇》一文中再次谈到体育与体育报道：“中国男足的水准如何是不需要讨论的事情，说多了有弱智之嫌。但是我一直真心地认为，拥有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领地是中国人的幸运。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意说三道四、臧否人物，从球员、教练、官员，到体制，在这里可以看到最详尽的报道，享受一道又一道的内幕新闻。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里是中国新闻最开放的领地。球场上的天然特征——公开与暴露，是足球成为中国新闻第一福地的原因之一。游戏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游戏毕竟是游戏，是其第二原因。长期的败绩使其管理者不得不硬着头皮听骂，乃至锻炼出其他领域的管理者尚不具备的一点点涵养，是原因之三。”
郑也夫先生写作《媒体不是小媳妇》的新闻由头是，《足球》报报道说，《足球》被“国资委”认定为“不良资产”，足协因此封杀了《足球》报的报道权。在文章中，郑也夫提到了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另一桩行径——“我是从《中国广播电视报》节目预告上读到这个段子的。那预告说：阎副主席和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新华社记者以及一些观众在电视台做了一期谈话节目。后阎副主席不满意自己的谈话，找到电视台补了20分钟谈话，加到节目中。我读后大惊失色，甚至猜想，电视台发出这个预告是别有用心，是含蓄地向有心人表示他们的愤怒，因为这举动太异乎寻常了！”
阎副主席可以因为自己讲话未能尽兴找电视台补救一下，足协的南副主席却会因为《足球之夜》的画面被定格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许多人记得他在电视镜头前连说了17个“这个”，却忘了刘建宏当时提出的是什么问题让他这样难以回答。
刘建宏当时的问题是：足协是否认为已经对联赛失去了控制？这句话到2004年10月徐明等人掀起“革命风潮”时，也还可以问。但现在的张斌说他要向南勇道歉：“1999年，南勇刚到足协工作，好多问题压在他那里，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不善于表达，或者不方便表达。我们却觉得把他逼到比较尴尬的位置让观众看了过瘾。那年年底，《足球之夜》做特别节目，叫做《聆听1999》，把他‘17个这个’又重新使用了一次，强化了一下。当时我们并不是针对南勇这个人有多大的意见，而是对足协有一种态度。在很多新闻报道中，记者无须和被采访者再次发生关系，一棒子打死就完。但我们做的是行业报道，总要和主管部门打交道，当时不计后果，就想着要痛快，要让他们尴尬，这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性的。后来我们做有争议的话题，力求用镜头说明一切，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用情绪化代替事实。今年国奥队失利，如果我们批评足协，还可以说得条条是道，搂头盖脸，但如果管理层有问题，我们不该只是侮辱他，我们应该摆出事实。”
朦胧诗与滥情音乐（1）
体育频道的老人回忆张斌刚进体育部的情景，说他是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把录音机带进编辑室的人，大家听着音乐干活感到很轻松，而张斌选择播放的音乐也很好听。这种文艺腔的做派被张斌带进了《足球之夜》，不光是音乐，他还在节目中使用诗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两句著名的诗句，放在打击“假球黑哨”的节目中再合适不过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总能表露出他们特有的一点文化属性，比如对罗大佑的热爱。2000年罗大佑在上海开演唱会，数千北京歌迷乘飞机乘火车前往观看。《东方时空》一记者跟踪拍摄纪录片，那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一次文化事件。刘建宏当时要接手做奥运会《悉尼猜想》节目的主持人，也赶到了上海看演出，并且在演唱会上找到了工作状态。他说：“给我业务上带来启发的并不是罗大佑，而是李宗盛，他穿着一个短袖衬衣，很不经意地就站在你面前，一个40岁男人的成熟魅力就弥漫到你身边。我想我就是该用这种状态进入主持《悉尼猜想》，完全松弛下来。”他认为《悉尼猜想》是他主持节目的一个质变，亚洲杯是他解说足球的一个质变。希望40岁再上一个台阶，那时正好是2008年。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有一次，刘建宏到大连去解说比赛，胡兆军见到他问：叔，你啥时候来的？建宏摸着后脑勺想：我怎么都成叔了！出国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年长的外国同行，内心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熬到白发苍苍的时候。1997年底的一个夜晚，他在车里听罗大佑的那首《光阴的故事》，脑子里全是中国足球一年来的种种画面，于是“光阴的故事足球版”就成为《足球之夜》的保留节目，年年都做，用一年来的足球画面配上这首歌。
2002年9月，一本杂志发表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体育频道：“体育频道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球鞋广告，看完了你就知道有多少乡镇企业在生产球鞋了。比如陈小春拍‘一起来吧’那个鞋，还有爱乐、特步，刘德华的贵人鸟，小虎队的德尔惠，还有恩东、求质、金来克、匹克等等。总共有30多种球鞋出现在体育频道。”还提到《足球之夜》：“他们喜欢给足球比赛的画面配上一些滥情的歌曲，还成心把画面处理成模模糊糊的，看着像技术不过关的。”《足球之夜》的编辑秦宁在内部杂志上也写了短文，说他早已经不用把画面做虚的特技了，但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情还要继续“滥”下去。他说，你要是听到年底又在做“《光阴的故事》足球版”，应该不屑地说上一句：“KAO，滥情歌曲。”
《足球之夜》的音乐给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们曾经用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的那段小提琴，用过田震的《执着》，2001年他们引进了体育频道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音乐编辑。
陈吉浙，大学上的是复旦新闻系，上学就开始搞乐队，2000年高校原创歌曲大赛，拿了华东地区的第一名。高晓松组织全国比赛，到上海找到他，对他说：你来北京，不管你和谁签约，我都当你的制作人。2000年12月陈吉浙来到北京，春节没回家，在朋友家里借住半个月，之后也没回复旦上学，他背着包，牙膏牙刷装在包里，成为混迹于北京的一个艺术青年。但出唱片的事情一直没眉目，他被介绍到《足球之夜》工作。
说起来算是学新闻的，可陈吉浙根本不知道来《足球之夜》该干什么。他在上海看不到体育频道，
进门就问：哪一位是刘建宏？刘建宏也没想清楚他该干什么，但直觉上知道音乐对节目很重要，将来会更重要。陈吉浙被安到了音乐编辑的位置上，一个礼拜推荐一条音乐被节目采用了，这礼拜就没白过。大多数时候，他早上来了就坐在那里抽烟。吃午饭回来接着抽烟。然后大家出去吃晚饭，他觉得自己不被需要。工作第一年，他根本没有“进台证”，艺术青年陈吉浙还没有融入到这个集体，他患上了“无所作为恐惧症”。2002年世界杯之前，他给刘建宏听了自己新写的4首歌。刘领导听完了很兴奋，随后开始的世界杯节目改变了陈吉浙的工作状态，他说：“给你活干就是权力，我有了活干，就可以在办公室用正常音量说话了。”
陈吉浙对电视体育节目的音乐有自己的认识，他说：“我不喜欢悲情笼罩的音乐，片子和音乐相结合，但不要煽情，最好的配乐应该是你不太在意，感觉不到音乐的存在。”
2002年世界杯从中午12点开始直播，一直延续到晚上11点，中间只有两场比赛，但要播出大量的专题片，编出来的片子需要音乐，所有的音乐全由陈吉浙决定。“《足球之夜》常说，大型赛事就是单元测验，要把你的积累表现出来，如果我头一年不是在琢磨怎么做音乐，怎样我才会被需要，给我一大堆东西我也做不出来。”
朦胧诗与滥情音乐（2）
2002年世界杯专题的音乐得到观众积极的反馈，10封来信里有三四封是夸音乐的。中国队第1场比赛输了，片子里用的是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他还建议编导把歌词写进解说词中。编辑们用“飞火流星”4个字做了4个专题，“星”是巴西队，陈吉浙配上了酷玩乐队的《yellow》。他觉得自己玩得很开心。
2002年世界杯之后，陈吉浙在《足球之夜》呆着才坦然了。2003年《足球之夜》开播7周年，他打算给节目写一首歌。领导给批了7000块钱。乐手进了录音棚才第一次听到他的这首歌，一般来说，录制一首歌，在精心排练之后也要录3天，他们是一天排练加录音。4月4日星期四，“足夜”的生日，陈吉浙在头一天拿来小样给刘建宏听，他自己跑到楼道外，不敢一起听。然后是刘建宏叫他，说：感动。
那首歌6分钟长，4月4日《足球之夜》的片头音乐开始之前，先播出了这首歌，歌名叫“视线”。歌词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