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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报纸的诞生是多方面力量和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国内近几年新兴报纸创办的经验,一般需要三方面资源的合作,即刊号、资金、人才团队。这三方面力量的合作又有几种模式:
1.资金和刊号合作,再寻找团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天津青年报》刊号的拥有者——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引进天津顺驰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改版并招聘人才,推出新的都市报纸《城市快报》;还比如《京华时报》,系北大文化(隶属北大青鸟旗下)在2001年注资5000万和人民日报共同创办的。
这两者都是刊号拥有者和资本方合作之后,再组建人才团队。但是具体合作方式和运营机制又有不同:《天津青年报》是“报办公司”,《天津青年报》和顺驰房地产公司合资开办了天津青年报经营公司,由该公司承担报纸的经营工作;《京华时报》是所谓的“公司办报”,先由人民日报和北大文化合作成立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投资创办报纸,广告收入直接划入公司,采编部门的成本到该公司中列支。这两种制度的区别是:“报办公司”中的报社自由度比“公司办报”更大,受制约更小。
2.资本和团队合作,再申请新刊号。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下的《南方周末》经济部、《南方都市报》经济部一部分骨干和上海复星集团的资金进行接触和合作,再申请新的刊号。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报纸相对独立于集团之外,集团对其操控能力下降,人才团队的独立性更大,资本方的影响力更大。由于人才团队和资本方都有较强的能量和独立性,因此容易产生资方和员工的直接对抗,导致劳资矛盾等问题。如《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04年3月30日前后发生的“记者因待遇太低集体罢工风波”,即与它在一开始种下的体制性矛盾有关。《东方早报》的创办也基本属于这种模式。
3.(依靠自有资金)整合刊号和人才团队,再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新京报》即属于这种情况,《新京报》主要利用《南方都市报》的人才团队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的刊号,主管单位先投入自有资金整合这两方面资源,再寻找新的投资方。复刊后的《中国新闻周刊》杂志也属于这种情况。这种组合的优点是报纸的发展会相对稳定,主管方对报纸的掌控能力更强,受投资方影响小,而且报纸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之后再和资本方谈合作,会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避免出让过多的股权,为他人做嫁衣裳。缺点是主管方必须先期投入,资金会面临不足,风险更大。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基本上属于第三种情况。
崔恩卿很早就酝酿《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崔恩卿到了文联之后,《北京文学》朝着为大众服务的目标进行改革,两年之后取得了明显市场效果,品牌开始回升。基于对北京报业市场的敏锐判断,崔恩卿又准备对文联属下的《戏剧电影报》进行改造,改造的基本思路是规模化和新闻化,把一张全国性的娱乐资讯报纸改为一张北京的综合新闻类日报。1999年底,崔恩卿曾为《戏剧电影报》写过一首诗,在诗中,他已为未来的《信报》做了一个基本的定位:一是“新闻”,二是“娱闻”,三是“大众”,四是“北京”。
在1999年12月份,他向上级递交了一个题为《文联与戏剧电影报》报告,提出应该好好利用这个资源,把一张专业化的报纸变成一张有规模的日报,既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也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崔恩卿的主张得到文联党组书记吕浩材的支持,但是这张新闻类日报的诞生却并非一帆风顺。北京市主管部门不赞成北京的报业市场出现太多综合性日报,其他几家新闻类日报也对此有抵制,最后《北京娱乐信报》只能用这样的报名出现。有关部门还曾下过指令,规定娱乐新闻不能低于40%。事实证明,崔恩卿对北京都市报的市场判断是准确的,《京华时报》也紧接着进入北京市场,这表明北京报业市场并未完全饱和,《京华时报》的进入门槛(5000万投资)已经远远超出了《北京娱乐信报》。
崔恩卿以很少的资金启动了《北京娱乐信报》,报社的自有资金实际上是100万元,加上社内员工预期筹资200万元,老舍基金会的90万元,再加上姜昆的鲲鹏网城公司投资的300万元共计690万元。以690万元的少量投资切入市场,崔恩卿依靠他个人的影响力迅速凝聚了一批骨干力量,凭借他在业界的良好关系取得了纸厂、印刷厂等方面的支持,通过负债经营,渐渐把《北京娱乐信报》推上正常运作轨道。
一直到创刊一年多后,《北京娱乐信报》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崔恩卿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融资。2001年9月18日,北京广播影视集团和北京市文联签约合办《北京娱乐信报》,北京广播影视集团向该报首期投资2500万元。
崔恩卿所选择的《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模式,既保持了报纸的相对独立和稳定,又用最低的投入创造了一个“新闻奇迹” 。他对后来的投资方的选择也是眼光长远,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拥有雄厚资金,更关键的是,它在新闻传媒业中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双方可以形成很好的优势互补。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是多方力量合作的结果,它引入了业外资本,尝试了员工持股。当初尝试员工持股,在“号召信报职工入股时,崔恩卿带头拿出了钱。但他的钱不算入股,而算是风险抵押,他提出:3年为期,到时《信报》如果继续亏损,这钱就算泡汤,由自己承担损失。信报如果有了盈利,他可以将本金拿回。文联党组讨论这件事时,说这不太合适,3年后如果信报有了盈利,你这钱按照银行存款该还利息就还利息。
按照常规,在北京这样的市场办一张综合性日报,启动资金需要3000…5000万元。崔恩卿意向坚决: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北京娱乐信报》一创办就完全市场化运作,是报业改革新时期的新型报业代表之一。《北京娱乐信报》和《北京青年报》是两个不同时期的报纸,他在创办《北京娱乐信报》时遇到的问题与执掌
《北京青年报》时是不同的。
第二章 王者归来第6节 对《信报》的苦心经营(1)
虽然有着丰富的报业经营经验,但当崔恩卿2000年重返报业战场时,报业竞争面临的市场态势已和以前大不相同。《北京青年报》的崛起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时期,当时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中国报业市场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报业界改革开放的意识还不强,报纸到底怎么做还不太清楚。《北京青年报》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报纸,贸然闯入了市场,之所以有“《北京青年报》现象”,是因为在观念上抢先了一步。当《北京娱乐信报》创办时,已过了十几年,报业市场相对成熟了,特别是北京的报业市场。此时的报业竞争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读者和广告商面临更多选择,报业的生存和发展将更加困难。报纸的进入门槛很高,市场竞争压力变大;一张新的报能不能办成,需要市场竞争,能不能存活也要看市场竞争。崔恩卿面对新的报业竞争形势,又更新了许多办报理念,这些理念都带有很强的“崔恩卿色彩”。
一、改造之路
北京市文联原有一报三刊,崔恩卿1998年到文联以后,就看好了文联的这些资源。崔恩卿在文联党组会上,提出了“文联的文化产业”这个命题。他说:文联的报刊是文联的重要财富而不是负担。它们可以发展,也可以做出规模,可以既带来社会效益也带来经济效益,从而成为文联的文化产业。但是它们需要改造。
崔恩卿当时就注意到社会各界都在盯着报纸,当时北京市场上曾经有过一个叫城城文化集团,老板叫刘波。他准备收购66家杂志,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传媒收购计划,其中《希望》杂志也是在他的麾下。另外一些资本也在关注报纸,崔恩卿曾参与经历的《北京青年报》、《天津青年报》、《浙江青年报》、《四川青年报》,从97、98、2000年都在不断做这样的扩张。《浙江青年报》经历几起几落,北大文化先是投资《京华时报》,后来又投资《上海青年报》,业外资本都在关注着报业、关注着媒体。崔恩卿认为文联拥有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
1999年11月11日,崔恩卿在与《戏剧电影报》编辑部座谈时,就初步提出了他对该报的改革设想:
1. 思路:文化产业
①影视、文化、娱乐、新闻纸
②立足城市,扎根北京,面向大众
③报纸市场化,经营广告化
2.机制:
①建立企业化管理新机制。吸纳资金,加足马力,全力推进。
②健全内部分配制度,以启动员工的活力。
A.按劳联效分配制
B.广告达标奖(编采)
C.发行达标奖(发行部)
D.广告提成奖(广告部)
E.按资分红制(投资经营者)
1999年12月29日,崔恩卿整理了自己的想法,向北京市文联党组提交了《文联与》的报告。提出资源应该利用,应该把这一张专业化的报纸变成一张有规模的日报。
在崔恩卿向北京市文联党组提交的《文联与》的报告中他详尽地论述了改造的基本思路:
尽管文联对《戏剧电影报》没有规范性的投资,但《戏剧电影报》归属文联主管和主办的关系是法定的,因此,可以说,《戏剧电影报》本质上是北京市文联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功能有两条:
其一,通过媒介形式传递信息,服务社会,包括传递文学艺术界的声音,也包括传递社会大众对文学艺术界的吁求,这是信息服务的主体;此外,还包括纵观社会,横向勾通,让社会大众了解文学艺术界,也让文学艺术界了解社会大众。这种“传递”和“服务”就是党的宣传工作,就是舆论监督工作,就是改革促进工作。
……
其二,《戏剧电影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而更是一个经营实体,它的本质属性是文联创办的文化产业,
……
《戏剧电影报》和众多的大众媒钵一样,其经营的经济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赚钱”——获得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戏剧电影报》对于文联,无异于文联开办了一个工厂,是生产报纸的工厂。通过生产报纸,实现其为社会大众的信息服务,从而取得经济效益,其中,一部分用于媒介的扩大再生产和再服务,即更充分地实现其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另一部分以利税形式上缴国家,以支持国家建设,体现文联对国家的经济奉献;再有一部分可直接用于文联,增加文联的经济实力,支持文学艺术事业。这是于报社、于文联、于国家、于社会“四得利”的事。这也是文联主办报纸的出发点和归宿。简而言之,发展报业,服务社会,增加实力,繁荣文艺,这应当是文联办报的初衷。
(崔恩卿,1999。12。29,文联与《戏剧电影报》——写给市文联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