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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崔恩卿-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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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北京青年报》突出了发行是报业经营中心环节,并积极筹办起了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公司。该公司在1996年8月8日成立,迅速成为在北京乃至全国报业里最先进的报刊发行企业之一。崔恩卿为《北京青年报》所做出的这种战略选择是正确和富有远见的:在现代报业的竞争中,内容必然趋向同质化,靠内容上的“独家”和“精彩”难以保持长期优势,而发行渠道则是把内容送达读者的关键。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刘涵后来提出了:“得渠道者得天下”。指出在都市报内容严重同质化、信息社会带来信息共享的情况下,渠道成为都市报竞争中的关键因素。2000年以后,《北京青年报》能够抵御住几家新兴都市报纸的冲击,和它具有一个成熟稳固的发行网络是分不开的。    
    1996年,崔恩卿提出,发行工作是报业经营的中心环节。当时发生了“娃哈哈中毒风波”,报社处于整顿时期,报纸“生死未卜”,崔恩卿个人去留未定。这时崔恩卿仍然做出了从1997年1月实行自主发行的决定,毅然抛弃弊病累累的邮发体制。应该说,这体现了他的魄力和对待《北京青年报》事业的无私精神。    
    宋建武曾提出,报业的发行是报业经济中的生产环节。他认为:“现代报业以采集和传播新闻及其他各种信息为手段,吸引受众,获得社会声誉,形成传播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并以此为基础,生产出报业的最终产品——广告服务的使用价值。报业将广告服务出售给广告主(广告客户),最终实现报业的价值补偿和资本增殖。因此,从根本上说,现代报业是出售影响力的产业。这也就是说,在现代报业运作中,新闻并不是商品,真正作为商品出售的最终产品是报纸的广告服务。”他的这段话精辟概括了报业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也突出了发行在报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1996年发生了一件导致崔恩卿人生一大转折的事件,就是“娃哈哈中毒事件”。1996年6月5日,《北京青年报》刊出关于“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的报道。尽管报道属实,稿件来源与渠道都无可挑剔,但由于涉及“三条人命”和“一个企业的信誉”,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后果十分严重。有关领导在一份批示中对北京青年报社提出严厉批评,甚至要求停刊整顿和改组班子。“娃哈哈中毒事件”是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北京青年报》遭遇的一个巨大打击,但是崔恩卿个人承担起这个巨大打击。在1996年9月11日,他“谢罪”辞职,保住了报社的工作大局。可以看出,他对《北京青年报》这份事业的热爱,甚于对他个人的前途的忧虑。一年后他在《我的心路》一文中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去年9月11日,我卸任北京青年报社长之职。告别服务13载的报社似有撕心裂肺之感。”    
    当然,这个“9·11”并没有让崔恩卿消沉下去,他在9月11日告别《北京青年报》时写的《踏莎行》中仍表达了豁达、开朗的心态:赤日西行,大江东去……这个“9·11”更没有给北京青年报社造成更大伤害,在崔恩卿离开报社后的几年里,北京青年报社仍然处在迅速发展中,这与崔恩卿为报社留下一个很好的事业平台有很大关系。


第一章 北方鼙鼓第4节 崔恩卿回首报业改革路

    崔恩卿离开北京青年报社给该报社留下了两份最大的财富是:    
    (一)把《北京青年报》办成一份新闻纸。1990年底制定的“《北京青年报》五年发展规划中(1991…1995)”第一条就指出北京青年报要办成一张完全意义上的新闻纸,具体的战术行动是通过“两刊”起家进入市场,一开始崔恩卿的思路是“新闻+副刊+广告”,随着《北京青年报》逐渐成为一份有影响力的大报,抓紧实现转型,成为一份真正的新闻纸。在崔恩卿离开之前,他反复强调办“新闻纸”,这个观点当时带有很大的前瞻性,也促使《北京青年报》后来的成功转型。    
    (二)摆脱了邮发的掣肘,走自办发行道路。正是崔恩卿在离开之前确定下来的发行战略——“自办发行”,使得今天的《北京青年报》在北京报业市场上把追赶者远远抛在后面。因为模仿一个报纸的内容比较容易,但仿造一支强有力的发行队伍却非朝夕之功。    
    1996年,《北京青年报》的广告额达到8700万元,比1995年增长97%,北京青年报业总公司的总营业额达到了12029万元,首次超过一亿。北京青年报业大厦也在1996年年筹建。《北京青年报》还铺开了在全国的扩张计划,通过卫星传版在沈阳、西安、深圳开设分印点,和40家城市报签订了代发报纸的协议,《北京青年报》在全国范围内都拥有了一定影响力。    
    崔恩卿涉足报业的经历伴随着整个《北京青年报》的崛起过程,从《北京青年报》开始,国内兴起了报业改革的热潮。    
    在回顾整个报业史诗时代到现在的发展,崔恩卿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传媒从建国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后的三十年,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办报时期,在计划经济形态下,报业的基本产业形态是“有报无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报纸处于卖方市场,报纸的主要特征是宣传、教育,传递信息也以宣传教育为主。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提出,我国的报业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宣传改革开放,引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同时自身也在酝酿着改革。崔恩卿认为,这时候的改革开放还属于孕育期,好比人类的生产,十月怀胎才能有新的婴儿。中国报业也经历了十年,八十年代整整十年孕育着报业新的改革。在第二阶段孕育期,报业的基本特征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以后,不断有新的婴儿诞生,中国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崔恩卿称它报业转型期;这个时期非常重要,在第一个阶段,中国有报纸,但没有报业,没有报业市场,没有报业经济;到九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了报业,开始出现了报业经济,开始出现了报业市场。这都是很重大的变化。    
    进入报业的转型期,中国的报纸才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单一的宣传、教育的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双向的信息传递的内容,这是报业转型期很重要的特征。这个时期的报纸以信息传递为主要功能,这个特征一直发展到现在。他之所以认为这是报业转型期,是因为这个时期报业的主体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党报的系统有《广州日报》作为代表,青年报刊界系统由《北京青年报》作为它的代表。进入九十年代的中期,又有一批以都市报命名兴起的报业群体,《三秦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形成了报业群体。但这些报纸还不能代表中国报业的主流报。崔恩卿用两句话概括九十年代中国报业市场的形态:边缘报纸闯市场,主流媒体守旧营。这就是九十年代转型期的基本特征:边缘的报纸开始了市场化,但是党的机关报还是基本保留原来的办报模式和它的操作手段。    
    进入2000年,中国报业进入了第四阶段:发展阶段,中国报业进入了更新的发展期。按照九十年代中国的报纸出现的变化和走势,崔恩卿认为21世纪的中国报业的变革趋势应该是“都市报纸主流化,主流媒体市场化”。都市报纸要以主流资讯服务于主流人群,而党的机关报、大报也要走进市场,使自己能够贴近市场,这是2000年后报业的一个基本特征。    
    崔恩卿主持《北京青年报》的经历,正跨越了他所说的报业孕育期和转型期,而他重新进入报业市场时,已是第四阶段,进入了21世纪群雄逐鹿的局面。他对报业改革时期的划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在北京青年报社事业正蒸蒸日上之际,崔恩卿离开了北京青年报,我们对《北京青年报》报业经营实践的研究暂告一段落,对他个人报业旅程的探究还在继续。


第二章 王者归来第5节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

    崔恩卿,这个报业草莽时代的英雄,在《北京青年报》上升最迅速的年头,却“激流勇退”,在“娃哈哈事件”中辞职离开报社。    
    四年后,崔恩卿又重新出山,以微少资金创办了北京市场上另一张都市报纸《北京娱乐信报》。虽然崔恩卿一直称自己进北京青年报社是“误入报门”,办《信报》是偶然地“再续报缘”。事实上他有很深的报业情结,这种情结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四年后,他重操旧业,崔大侠出山,北京报业市场又可预见一番风起云涌。    
    崔恩卿刚离开北京青年报社时,先在家中赋闲一年多,之后被安排到北京市文联担任党组副书记。北京文联看起来是个闲适的单位,但崔恩卿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到了文联之后,他率先提倡对属下的《北京文学》进行大胆改版、市场化改造。之后又动起《戏剧电影报》的脑筋,这就为北京报业市场的一个新面孔“信报”的诞生埋下伏笔。    
    当时北京市文联属下有一报三刊,《戏剧电影报》是其中效益尚好的报纸。《戏剧电影报》定位是“戏剧电影资讯报纸”,发行量虽然不低,但由于是一家全国性发行的报纸,在北京这个目标市场上发行密度很低,带不来多少广告收益。在1999年12月份,崔恩卿向上级递交了一个题为《文联与戏剧电影报》报告;2000年,北京市文联采纳了他的意见,把《戏剧电影报》改造成一份立足北京的综合新闻报——《北京娱乐信报》,崔恩卿一开始是报纸的分管领导,后来应投资方的要求亲自担任社长,直接主持报纸的经营运作,正式出山。作为一名曾经辉煌的报人,可以想见,他的复出身上带着更大的压力。办得不好会砸自己的招牌,半世英名也受到损害。办得好也由于时代的局限很难再比拟当年《北京青年报》的辉煌。但是崔恩卿并没有考虑过多,他决定做一项事时,就毫不犹豫地做了,不计身后的得失。    
    崔恩卿曾用“续报缘”三字来表达他重入报界的心情:    
    再续报缘    
    ——《北京娱乐信报》创刊号随想    
    2000.10.9    
    随遇而安度华年,    
    阴差阳错续报缘。    
    疑是南柯梦中景,    
    报海弄潮再扬帆。    
    崔恩卿的报业情结在《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中得到延续。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北京娱乐信报》在北京报业市场已占有一席之地,占有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也成长为一个良好的广告载体。根据各家市场监测机构的监测,《北京娱乐信报》目前在北京综合性日报市场中大概占据第四位的位置,排在《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之后,和第三位的《京华时报》处于竞争的胶着状态。当然,《新京报》的进入,以及崔恩卿的离职,都给《北京娱乐信报》的未来蒙上一层迷雾。    
    一个新报纸的诞生是多方面力量和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国内近几年新兴报纸创办的经验,一般需要三方面资源的合作,即刊号、资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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