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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落日》 第一部分盘庚迁都
盘庚迁都
从商王汤武到盘庚共历十代，中间迁都五次。迁都的原因，后世学者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争夺王位。从第六代仲丁到第十代阳甲，众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渐趋激烈，政治衰乱不堪。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的方法。具体的操作细则就是：商王死后，王位就由弟弟继承，一直到没有弟弟为止，然后才会传给儿子，至于是传给最大王子的儿子，还是传给最小王子的儿子，则没有定制。商朝统治者实行的是多妻制，一个商王如果不是短命，就会有许多儿子，这样，子侄之间就会引起争夺王位的斗争。所以，《史记·殷本纪》上说，自仲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造成了殷有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诸侯、方国趁着商王朝内部的混乱之机，迅速发展起来，与商王室分庭抗礼。身为奴隶主的王公贵族整天只顾吃喝玩乐，忙于争夺权力，完全不理国家大事，不顾奴隶的死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奴隶，纷纷起来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商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阳甲死，弟盘庚立。盘庚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他深知商朝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再不进行改革，抑制奢侈恶习，势必走向衰亡。经过长期思考，盘庚决定迁到殷这个地方。殷处于黄河之北，洹水之滨，从政治上来说，离旧都比较远，能够削弱王公贵族的旧势力，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摆脱争夺王位的混乱局面；从经济上来说，避开水涝较多的泗水流域，更有利于发展农牧业；从战略上来说，可以更好地防御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各方国的侵扰，同时控制四方诸侯。但是，当盘庚提出迁都到殷之时，遭到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公然反对，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甚至煽动奴隶起来闹事。
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迁都的决心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集合到一起，耐心地劝说：“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让你们拥有更长久稳定的统治，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现如今许多王公贵族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对百姓则视如粪土，老百姓都快要生活不下去了。长此以往，他们是必定要造反的呀！你们不明白我的苦衷，不明白我的真正用意，反倒是反对迁都，更有甚者竟然煽动奴隶闹事，想以此改变我的主张。你们真是大大的糊涂呀！打个比方说，如果大家都坐上船，而你却不愿意渡过河，这不是等着这条船沉没吗？这样，不但你会沉入河中，大家也要和你一样沉入河中，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国家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而你们仍然只顾眼前利益，不做长远打算，这样对吗？”见这些贵族没有反对，盘庚接着说：“我准备把都城迁到殷地。大家都知道，殷这个地方不但土地肥沃，有利于发展农业，而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以更好地控制四方诸侯、方国。迁都到这个地方后，老百姓不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吗？社会不就可以稳定了吗？国家不就可以强大了吗？”（《尚书·盘庚》）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但看盘庚态度坚决，也就不敢再提出异议了。于是，商朝迁都的计划终得以付诸实施。
盘庚带着王公、贵族、百姓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在那里，盘庚开始大力整顿商朝政治。茅草盖屋，减轻剥削，反对营造宫室，严惩贵族奢侈腐化。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盘庚因此被称为中兴贤王。在此后的200多年里，商朝一直没有再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但本名仍称为商。商朝灭亡后，经过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殷早就变为一片废墟。近代，人们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的商朝遗物，证明那里就是殷的遗址，所以叫作殷墟。从殷墟发掘出来的遗物中，有龟甲和兽骨10多万片，而这些龟甲和兽骨上面，大都刻着很难辨认的符号。经过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仔细研究，认为这就是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印证了《史记·商本纪》中对商朝的记载确为事实，而且对研究商朝，特别是盘庚迁都以后商朝的社会情况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对中华汉字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天朝落日》 第一部分武丁中兴
武丁中兴
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的国势就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武丁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发展，国力趋于鼎盛，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是商朝的第23个国王。据说，武丁年少之时，父王小乙为了其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国王，就把他派到外地观省民风、增长见识和锻炼才能。于是，武丁来到黄河两岸，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接触大量的平民和奴隶。有时，武丁还和这些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这些生活体验，使他了解到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不易。
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具有雄才大略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有个叫傅说的贤人，是个奴隶，他在参加修建工程时，被掌管该项工程的百工发现，向武丁举荐。武丁亲自去面见这位贤人，发现他果然谈吐不凡，是一个经世济民的奇才。武丁为了任用傅说为相，三年不管事，自称梦见圣人，并画出傅说的相貌，令百官去寻找。殷人信鬼，武丁以此方法举傅说做宰相；贵族们便不敢反对。事实证明，武丁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自从傅说被提拔为相后，一心一意辅佐武丁，帮助武丁大力振兴政治、经济、文化，缓和了奴隶的对抗，商因此复兴起来。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
由于武丁善于选拔人才，善于任用人才，所以在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众多的名臣，除了傅说以外，还有甘盘、祖己等人。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之时，一只野鸡飞到了鼎身上啼叫。在王都的郊外，有一片茂盛的森林，是飞鸟经常栖息的地方。所以，一只野鸡飞到太庙中来鸣叫，这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武丁却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害怕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祖己趁机劝谏武丁：“请大王不要担惊，不要害怕。现在，只要你修好政事，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一切不祥之兆自会烟消云散。”当时，武丁用来祭祀的祭品过于丰盛，而祖己担心他流于奢侈，便劝谏如此一番话。武丁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王，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祖己的劝谏。聪明的大臣往往借自然的异变来劝谏君王，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野鸡鸣叫和共生树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武丁时期，对周围侵扰商朝的各诸侯国、方国，包括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展开了一系列的征讨。此举在带来了国家稳定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比较安定的生活空间。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战争同样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等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武丁的大规模战争，为商朝几百年的基业过早唱起了日暮时分的苍凉之曲。武丁中兴既是商朝兴盛的顶点，也是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开始。
《天朝落日》 第一部分奴隶制度
奴隶制度
商朝的奴隶主阶级，由以商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构成。在名义上，商王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他把土地和奴隶分配给王公、贵族、诸侯等，从而形成占有不同数量土地和奴隶的大小奴隶主。他们残酷地压榨、剥削广大奴隶，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和作威作福的生活。
奴隶呢？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奴隶是社会上受到剥削和压迫最为沉重的阶级，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本身也是奴隶主的一种财产。商朝时期，奴隶的种类比较多，有农业奴隶、畜牧业奴隶、手工业奴隶和家内奴隶等等。其中，农业奴隶是奴隶“大众”的主力军。甲骨文中常见“众”和“大众”的字眼，经过专家研究，断定这就是商朝的农业奴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甲骨文的“众”字，上边一个太阳，下边三个人，就像许多奴隶在烈日下劳动。当他们在烈日下劳动的时候，都有甲骨文称作“小臣”一类的奴隶主在监督，在催促，在鞭打。除了农业劳动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种劳役，还要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在畜牧业和手工业部门，奴隶主还要役使大量的奴隶。在奴隶主的家里，大批奴隶服务于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在众多的奴隶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奴隶会得到奴隶主的宠信，从而摆脱奴隶的悲惨命运。比如伊尹原来就是家内奴隶，后得到成汤的信任；傅说是罪徒，后得到武丁的赏识，从而荣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少。在商朝，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集中体现在人殉制度和人祭制度上。生前，奴隶主贪婪地吮吸奴隶的膏血；死后，他们以大量的奴隶作为陪葬，妄图把人间的剥削压迫生活带入冥世，这就是人殉制度。从目前所发现的商朝墓葬看，每一个大、中型墓（这些都断定为奴隶主之墓）中，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人。每到祭祀时，仍要杀死一些奴隶作为祭品。这种用奴隶作为“牺牲”来祭祀的制度，就是所谓的人祭或人牲制度。成汤求雨时，史官们就打算用人牲祭祀。甲骨文中还记载有各种人祭的方式，如“焦妾”，就是用熊熊烈火活活烧死女奴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女奴投于水中以祭神；“伐羌”，就是杀死羌奴以祭祖。甲骨文中关于人祭的记载，记有人数的有1992条，共用13050人，没记人数的1445条，估计也有上万。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管窥商朝时期人祭的数量，体会到奴隶制度的残暴。另外，奴隶主在宫殿、居室建成奠基之时，还会在其四周埋上若干奴隶和牛、羊、狗等，以保佑宫室的坚固和居室的吉利。
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奴隶们过着如牛如马、抑或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些有血、有肉、有智慧的奴隶，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开始反抗商朝奴隶主的统治。当然，他们的反抗，并不像后来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们只是以怠工和逃亡等方式来反抗商朝的残暴统治。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和逃亡，商朝的统治者设立了监狱，制定了包括砍头、剖腹、割鼻、活埋、刖足和剁成肉酱等各种酷刑。其中，刖足是商朝最流行的刑罚之一，是用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