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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强调作为最高统治者王（皇）权的决定意义，绝不是忽视统治者阶层的其它群体所施加的影响，如外戚等皇亲国戚等，如宦官等皇帝的私人奴仆等，如绝代佳人等，对王朝运行的重要影响。其实，他们的得势，他们的权力主要取决于皇权的运行，他们之所以气焰嚣张，完全是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奸臣贼子乱政，实则源于帝王权力运行出现了问题，一旦天子扬威，无论气焰多么嚣张的乱臣贼子通通玩完！明末魏忠贤集团的覆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魏忠贤纵然被封为“九千九百岁”，在“万岁”崇祯帝龙颜大怒时，其貌似坚固庞大的官宦集团也会迅速瓦解。
能够对皇权运行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是广大官员群体。他们的权力既是皇帝所赋予的，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官员队伍的品质是影响王朝兴替的重要因素。一个王朝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素质的好坏。官员素质的高低既表现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现在官员的廉洁方面。官员是帝王治国思想的践履者，吏治清明，则上令下达，政通人和，社会就会安定祥和；官员欺上瞒下，中饱私囊，就会出现“歪嘴和尚念乱经”的情况。官员的素质取决于这一群体的知识水平、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价值趋向等。历史上，不乏冒死直颜犯谏的官员，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观，既能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也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规劝帝王严以律己，执政为民，天下为公。
然而，大臣的命运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皇权的运行。凡是在王朝的兴盛之世，就会有一批正直廉洁无私的官员，凡是王朝衰亡和行将崩溃之时，奸臣就会借机窃权，中正鲜少。王朝的命运似乎可以通过直颜犯谏的大臣的命运反映出来。贞观盛世之时的魏征，虽然冒死规劝唐太宗，却仍能得到高升和信任；明代中期的海瑞把明世宗嘉靖皇帝骂得狗血淋头，虽被投放到监狱，但命不当绝；明未，一批正直的东林党人惨死在血雨腥风之中，大明的死期注定不远了。清朝入关之后，官员士大夫们完全没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唯唯诺诺、自称“奴才”以自保，他们噤若寒蝉，整个思想界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万马齐喑究可哀”！可以说，清代二百余年的吏治是古代中国最为败坏的时期。所幸者，清前期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等皇帝能事必躬亲，励精图治，尚能控制住局面。但长此以往，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旦失掉了广大官员群体的发自内心的支持，一旦不把广大的民众放在心上，失去了民心，专制与独裁下的“风平浪静”，往往又是滋生更可怕逆流的温床。当所谓夜郎自大的“康熙盛世”美梦尚未结束时，天朝大国已沦落到任人凌辱的地步！
所以，我们再强调王权在王朝兴替过程中重大作用之时，必然明确指出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也是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把“民本思想”作为最重要的治国思想之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官员）、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对待人民的态度。
道理讲到这里，倒让人想起来，1945年７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志讨论历史周期率的话题。黄炎培说，中国历代王朝更替频繁，兴——衰——兴——衰的发展周期，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 。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请教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历史兴替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把王朝周期性的原因归结于政府腐败，归结于专制，归结于对统治者（官员）队伍的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是颇有见地的。从中，我们不难读出，毛泽东对人民力量的重视，也不难品味出他对官员队伍的素质和效率对国家和政府运行的重大影响的重视。
最后，想谈一谈农民起义在王朝覆亡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即对农民起义的评价问题。历史上，许多腐朽不堪的王朝是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的。对农民起义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余年里，获得空前的繁荣，社会各界对农民起义作用的评价也非常高。但最近十年来，却出现了过度贬低农民起义的现象。一些人认为，所谓的农民起义的参加者绝大部分是沾染了流氓习气的流氓无赖之徒，他们好逸恶劳，所谓的“起义”不过是吃大户、烧杀抢掠。就像鲁迅先生《阿Q正传》所塑造的阿Q形象一样，到赵家的牙床上滚一滚。不少人认为，农民起义不仅不可能推进历史的进步，甚至还制造了更大的社会混乱，导致社会发展的倒退。这种观点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市场，值得商榷。譬如洪水涌来，势必泥沙俱下。中国历史在每一次大动荡之后都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期，和社会发展期，概莫能外，这不能不说是历次的农民起义给新的统治者以覆亡之鉴。
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深有感触地说：“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 他反复告诫大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所以，每当大的农民起义过后，新立王朝的统治者，都会汲取前代或历代亡国的教训，采取一些与民休息、约法省禁的措施，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个王朝灭亡了，我们称它为旧朝；另一个王朝建立了，我们称它为新朝。“总把新朝换旧朝”，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数百个政权更替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家长期关心的问题，著名史学家顾诚先生说：“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逆转和曲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科学的万古长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找到一条缩短现代人和历史距离的有效途径，领悟历史的智慧和哲理。明智的中国人必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知耻知辱，从而加深对现代社会文明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把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天朝落日》 第一部分夏朝覆亡真相
日落汤池：夏朝覆亡真相
若要说中国历史，夏朝是不能不说也是无论如何不可逾越的峦峰。但是，夏朝却是一个没有多少考古实物出土的王朝，它仅仅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和传说中。因此，历代关于夏王朝的真实存在性成为公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在甲骨文出土之前，商代和夏代一样，是不被正统学术界所认同的。而在甲骨文出土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商朝的真实存在性了。商代世系已被甲骨卜辞所确凿无疑的证实了，而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夏代世系的记载与该书《殷本纪》中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一样明确。实物既已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夏与商一样，世系那么明晰，传承那么有序，绝非空穴来风，无源之水，必有所据。况司马迁去古不远，见过大量的典藏文献，加之司马迁撰写史书的认真性和准确性，遍游九州，考稽耆老，不放过任何一点阙疑之处，历为后世史家所推崇。因此，《史记》又被誉为信史。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新的古代史观，又无不重视传说和神话等等，譬如欧洲文化的源头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实际上就是希腊的远古史，文明史。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夏朝的真实存在性。
《天朝落日》 第一部分夏朝建立
夏朝建立
在夏朝享国400多年的历史里，除了大禹治水、少康失国、夏桀亡国等等不多的几个故事以外，夏朝并没有多少典籍记载或实物佐证的存在。缺少了故事的历史，就如同一幅没有多少血肉的骨架，总是索然无味的。在后世诸多的田野发掘中，和远古唯一联系紧密的文物记录，似乎与夏朝也缺少对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去还原丰富这幅远古的骨架，以使它颜面生动起来，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面前。
对于夏朝的开国国君，史学界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大禹，一说是大禹的儿子启。表面上说来似乎很复杂，事实上细细探究起来，又相当简单。因为照《礼记·礼运篇》所载：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之后则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多采用民主推选制，也就是后世推崇的“禅让”制。禹实际上是天下大同时代的最后部落共主。
1尧帝生前，宣布贤德的舜为接班人，并且让舜代替他行使管理“天下”的职责。尧帝死后，为了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继位，舜就主动离开都城，回避到南河之南。但是，无论是朝拜天子的诸侯，还是诉讼的诸侯，都不去见丹朱而去见舜，就连讴歌者也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说“这是天意”，于是继承了帝位。
舜帝生前，宣布治水有功的大禹为接班人。舜帝死后，大禹也像舜让位给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让位给舜帝的儿子商均。由于禹治水有功，威望高，诸侯们不同意商均继位，于是大禹继位为王。成为部族联盟首领后，大禹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把中国分为九州（九州所指，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禹贡》九州、《尔雅》九州、《周礼》九州三种说法，一般指《周礼》九州，即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制定贡赋制度，社会有了进一步分工，交换关系在增加，等级与私有的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这也意味着原始公社已经在逐渐分化，有少数人成为富有者，剥削者。这些人早已实行族内继承遗产制，自然就发生了部落酋长的世袭制。
禹帝生前宣布辅助他治水有功的皋陶为接班人，但是皋陶先禹帝而死，于是禹帝又宣布伯益为接班人。禹帝死，伯益继位，而此时夏部族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其首领禹的儿子启不愿去朝拜伯益，而是自立为帝，宣布建立夏王朝。启可以废除“禅让”制，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在禹时就基本成熟了。但是，启继禹世袭为部落大酋长，破坏了部落联盟的民主推选制，自然遭到伯益等部落首领的激烈反抗。经过多年战争，伯益兵败被杀。获胜后，夏启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以期获得对其统治地位的认可。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钧台之宴。夏启大怒，发兵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由于帝位世袭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