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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得罪，祸不可测。清代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左宗棠和樊燮的恩怨。
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主持幕务时，下级官员无论大小事务前来请示，骆秉章往往说：“可请教寄高（左宗棠的字）先生。”左宗棠本来就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狂才，得此信任，更是嚣张跋扈。有一次总兵樊燮前来府署拜见巡抚，向骆秉章请安（垂手单腿跪）后，骆秉章说：“见一下左师爷。” 樊燮就向左宗棠拱了拱手，不料左宗棠居然发火，说：“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什么不请安？”
樊燮也是个倔性子，顶撞道：“朝廷体制没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再受轻视，可说起来我总是朝廷正二品官，凭什么拜你这个举人？”左宗棠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有中进士，顿时勃然大怒，起身上前就要用脚踢樊燮，嘴里还大骂：“忘八蛋，滚出去！”樊燮于是悻悻退出。
不久左宗棠就唆使骆秉章弹劾樊燮，并要罢其官职，但樊燮不甘示弱，转而向湖广总督官文揭发左宗棠，彼此争斗不已，最后闹到咸丰皇帝都亲自出面过问。由于咸丰皇帝早已知道湖南巡抚的奏章都是由左宗棠代拟的，很是欣赏左宗棠的才能，同时也考虑到镇压太平军主要依靠的是湘军人物，因此经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的力保，咸丰皇帝非但没有治左宗棠的罪，还升他为四品京堂，到曾国藩幕府做幕僚。另一方面，他下旨将樊燮革职，勒令回乡居住。
樊燮回到家乡湖北恩施县，把“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写在木牌上，号为“洗辱牌”，放在自己祖宗牌位之下，要两个儿子定时参拜。此外，他还盖一幢“读书楼”，重金请来教师，将两个儿子和老师关在这幢楼里，闭门读书。他要儿子平时穿妇女衣服，说：“考取秀才可以换男人外衣，中了举人和左宗棠平等可以换男人内衣，中了进士、点了翰林，才可以烧掉洗辱牌，告慰先人。”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小儿子樊增祥后来果然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而大儿子樊增也学问出众，但英年早逝，没能进翰林院。（《世载堂杂忆·左宗棠与樊云门》）
第一章跳不进龙门的书生
在读书、考试、当官这条不归路上，不少失意的书生，转而钻研“当官实务”，干起师爷，当地方官的操盘手，勉强算是进了龙门。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有个重要的角色周进。周进直到六十多岁还没有考中秀才，贫困不堪，只能当私塾教师。做商人的姐夫金有余看他可怜，劝他放弃“读书求功名的事”，帮助自己去经商跑买卖，记记账、点点货，周进只得答应。
某日，周进和一伙商人来到省城。由于他执意要去科举考试的贡院看看，姐夫和几个商人只得陪他去贡院，买通了看门的，进到考试的号房里。不料周进一见号房，突然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众商人连忙把他抬出来抢救。但周进醒来后嚎啕大哭，且一间间号房哭过去，无休无止。大家见状不免责怪金有余：“周相公既是斯文人，为什么带他出来做这种事？”于是凑齐二百两银子，要替周进捐监（清代允许以银钱来买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资格。监生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跳过考秀才的院试）。周进这才止住哭声，趴到地上连连给商人们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牛变马，也要报效。”从此他步入仕途，成为一名政府正式官员。
做官是读书的惟一正途
上述故事反映出清代社会对于读书人的普遍看法。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出路只有做官这一条正途。读书人所读之书就是专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职责之书”，这些书不外乎要人做忠臣孝子而已。在家行孝无生计可言，只有替皇帝做官治民，才能求得俸禄，才能奉养双亲，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忠孝两全。读了书不能为君效劳，博取俸禄，读书人就会觉得是白白读书，觉得无面目立于天地覆载之间。而且读书人为皇帝效劳也是法律义务，如明太祖发布的特别刑事法令《大诰》中就特立一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规定不愿出仕为官的士大夫要处死刑。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社会所能提供给读书人的用武之地也并不多。社会主体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即使是拥有“千顷田”的大地主，一般也并不集中经营，而是把土地分成几十亩、十几亩的小片分别出租给一家一户的佃农，每年收取占收获量二分之一的地租，具体经营并不用操心——缺乏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并不需要复杂的知识来经营。城市工商业虽然从绝对数额来看规模巨大，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并不很大。四分之三的商业分散于农村的集市，长途贩运商业比例较低，且不依靠严密的法律及公开的会计制度来维持，所以也就不需要读书人来提供法律上、经营上的服务。
僧多粥少，名额有限
读书人的“华山一条路”是做官，而政府官僚机构规模则受到财政、人事的制约，不可能趋向无穷大。尤其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如果官僚队伍及准官员、享有特权的士大夫阶层过于庞大，就会对皇权本身产生威胁。所以古代皇帝总是煞费苦心地维持国家财政与官员队伍、准官员队伍，以及皇权专制势力与社会士大夫阶层势力之间的平衡。在这一方面，清朝统治者最为成功——通过对参加科举考试人数、取中名额、考试次数的精心控制，有效地掌握了附属于皇权的士大夫数量、规模及其分布。而且为了防止官僚队伍中的士大夫力量过强，清朝皇帝又允许用银子“捐纳”为官，以这种“异途”官员和满族贵族官员来抑制士大夫势力。由于这种控制，清代读书人想出仕为官，就不得不努力攀爬一个层层台阶都极为陡峭的大金字塔。
读书做官金字塔
清代“读书做官金字塔”的基础是数以千万的读书人。而早在识字的启蒙教材里，就开始灌输“读书做官”的儒学传统，因此理论上，每个识字者都有着出仕为官的心理准备或主观要求。他们通过县官主持的每三年两次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而得以进入金字塔底层为“童生”。全国童生总数估计为两三百万人。
接着，各省学政每三年主持两次“院试”，童生参加院试如能考取，就成为一名“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在理论上不过是县、府官办学校的学生，但却能够享受很多政治、法律上的特权，诸如可以礼见地方官而不用下跪、可以不受体罚、免去差役，成绩好的“廪生”还可获得政府发放的“膏火银”等等。所以考取生员就算是进入准官员的特权阶层——士大夫阶层或“绅士”阶层。这是金字塔的第一层台阶，录取名额限制极严。
层层筛选出的佼佼者
19世纪时，全中国1741所官学，每次录取25089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二而已。所以能爬进这第一层台阶的读书人，已是相当不容易了。当时全国生员总人数约为46万人，他们可以考“五贡”进入第二层台阶（五贡指五种贡生，即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贡生是京师国子监学生，而以“贡”为名，是指贡献人才给皇帝）。贡生可以经挑选当官，也可以与其他生员一起向第三层台阶“举人”冲刺。
考选举人的考试称“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会举行一次，全国总录取名额不过一千三四百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二。举人总数有一万八千多人，他们可以经过“大挑”考试当官，不过大多数是教职。要想当地方长官，就得参加每三年一次的全国性“会试”。会试被录取的称为贡士，贡士再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就成进士。进士是第四层台阶，每次只录取两三百人，考取率也不过百分之二三而已。进士总人数约两千五百人左右，构成士大夫阶层的核心。至于这个金字塔的顶尖，则是每次会试、殿试中的佼佼者——十几名翰林学士。
与读书人要爬的这个金字塔相对应的，是官僚机构的金字塔。清代官职编制上有两万七千个，其中文官约两万个，武官约七千个。读书人所能填补的并非文官职位的全部，实际上有将近一半的官职是授予“异途”（包括捐纳或满洲贵族）的。所以只有进士才肯定能当官，而举人、贡生做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上数字参考张仲礼《中国绅士》）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从几百万读书人中只能出一万左右的官，可见读书人做官跳龙门之艰难。《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劝告匡超人的话具有典型意义：读书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不过跳不进龙门的，只能走教馆或作幕这两条路。从读书人所学无非是如何做个好官的道德训诫而言，作幕更为自然。清代幕学名著《佐治药言》起首就称：“士人不得以身出仕，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大多数幕友都是功名不就才转而作幕的，虽只能“佐治”而不能“主治”，但毕竟是官府衙门的沾边者，于心可安，还能自诩为“治国平天下”的一员，不至于像周进那样无地自容。另一方面，作幕的收入也较稳定，从“治生”的角度来看，仍不失为一条道路。“笔耕”、“舌耕”总比“手耕”要好。《佐治药言》亦说：“吾辈以图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众焉。”
第一章知县换人做做看
担任师爷并非一辈子原地踏步没出息，居干了二十年师爷，跻身当知县，知县当了一年，被弹劾罢官，回锅当师爷，仍是生龙活虎。
幕友主要是一批未能爬上读书做官大金字塔台阶的读书人，那么当了师爷以后还能不能进一步参加科举考试，完成读书做官的壮志呢？或者是否能由其他途径使“佐治”升为“主治”？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
下面举一个清代江南名幕汪辉祖的例子，则具师爷再走“正途”的代表性。
努力科举，改行当官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居士，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他十一岁时，父亲去世，由嫡母、生母守寡抚养长大。十七岁时考中秀才，但家境贫寒，无力再参加科举，只得于二十三岁时跟随做官的外舅，当一名书启幕友。以后立志学习刑名，到了三十岁，终于成为一名刑名师爷，在江浙两省州县衙门应聘作幕，办了不少疑案，名声鹊起，为州县官争相聘请。
汪辉祖在为人佐治的同时，仍孜孜不倦地向科举正途努力。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高中浙江省乡试第三名，成了一位举人老爷。但他并不满足，又先后参加了三次会试，终于在乾隆四十年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八名。不巧的是，那年他正值生母病故，按当时法律要报“丁忧”，回乡守丧三年，不准选官。于是汪辉祖返乡，仍应聘作幕。直到乾隆五十一年才赴北京参加吏部选官，成为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