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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御史何桂芳上疏，请求查禁“谋荐幕友”，疏文中说：“各省州县到任，院司幕友必荐其门生故旧代办刑名、钱谷，该州县不问其人例案精熟与否，情愿厚出束修延请入幕。只因上下通声气，申文免驳诘起见。而合省幕友从此结党营私，把持公事，弊端百出，不可枚举。”建议朝廷下令各省督抚严厉查办，“如院司幕友有荐引徒党遍充各州县幕友者，立即驱逐回籍，不准在该省逗留，并将有意谋情之该州县惩处”。（《清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
一纸御史奏章打不垮各省盘踞把持的幕友集团，到了清末，此风愈烈。甚至属员与上司同用一位幕友，而广东这一风气最盛。光绪九年（1883）邓承修上奏，揭发广东惠州知府刘华的师爷宋华廷，同时又兼惠州府属下的归善县知县徐殿兰的刑名幕友。广东巡抚刑名幕友沈彬，为自己捐得广州府理事同知官职，还在广州城内广置房产、聚赌窝娼。他的儿子沈“不通例案”，他却强迫东莞知县聘请沈为刑名师爷，“一县之事，皆其主持”。到后来，广州附近府县的幕友“非沈彬之亲戚，即系门徒”（《语冰阁奏议》卷四）。
第六章被扭曲的善意谎言
为了怕“损阴德”，师爷在辅佐官员办案时，宁愿轻判，甚至错判以减少杀生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事实不重要，替自己和后代子孙积福报才重要。
清代的刑名师爷虽然辅佐官员主持司法审判，不过并不同于现代的政府法律顾问。从前面的叙述就可知道，刑名师爷履行这一职责并不对法律负责，也不对所在地区百姓负责，甚至亦非向地方政府机关负责。他们只向官员个人的官宦前途负责，为自己的“天地良心”、子孙后代祸福负责。而对于幕友的此一特性，清代人有着精辟的总结，即把刑名师爷叫做“四救先生”。
欲造福反造孽的善意
“四救先生”之称出自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四》。传说有位学幕的幕友，晚上梦见去阴曹地府游历，见到九十个衣冠楚楚的人物，被小鬼们绑着拖入阎王的大堂受审。审了好长时间，那些人才被牵出来，脸上都带有愧恨的神色。
那位幕友感到好奇，就去向一位面貌似乎有点熟悉的阴曹书吏打听。那位阴曹书吏笑着说：“你不也是一个师爷吗？难道在这里面就没有一个熟人？”幕友摇头道：“我只入过两次学幕，没在州县当师爷。”书吏说：“那你是真的不知道了。这些人就是所谓‘四救先生’。”
幕友好奇地问：“什么叫‘四救先生’？”阴曹书吏解释道：“历来刑名师爷们有相传口诀，叫做‘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所谓‘救生不救死’，是指死的人已经死了，不可能复活，而杀人的人仍活着，如果判处他死刑，就是又多死一个人，不如想办法使犯人不致抵命，而死者是否含冤就不去管他了。所谓‘救官不救民’，是指在处理上控案件时，如果真的给冤案平反，那么原审官员就要有祸了。如果不准翻案，上控人诬告反坐也不过是个军流罪，所以冤案是否昭雪就不去管他了。
“所谓‘救大不救小’，是指处理有关官员的案件时，如果把罪责归于上司，那么官越大所受处罚也越重，牵连入案的人也越多。而把罪责全部推给小官，小官责任轻、受罚轻，也容易结案。至于小官是否真的有罪，就不去管他了。所谓‘救旧不救新’，是指官员交接时发现有公罪，如果把罪责归于旧官，则旧官不得离开任所，必须羁留原地，没有收入，受罚时也无法清偿欠额、赔足罚俸。而新官上任不久，如果把罪责推给新官，他们总有办法搜刮财产来填补空缺。至于新官能不能接受那就不去管他了。
“这些都是出于君子之心，行忠厚长者之事，既不是有所求取、巧为舞文，也不是有所恩仇，私相报复。不过人情百态，事变万端，不能执一而论。如果坚持这一口诀，往往就会矫枉过正，顾此失彼，原想造福反倒造孽，本欲省事反而多事。这些人就是因此遭祸受审的。”幕友听了汗毛倒竖，问：“那么这些人下场如何呢？”阴曹书吏回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造孽业纠缠来世，终要因果报应，来世也就是四救先生们被列入四不救而已。”
不以事实、法律为根据
“四救先生”们“四救四不救”的宗旨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司法审判原则相差十万八千里。而这一“四救四不救”的宗旨还被认为是“出于君子之心，行忠厚长者之事”，只要不是过于死板地奉行，师爷们就可以后福无穷。正是出于此一宗旨，师爷们才会对案件情节大加剪裁嫁接，化死为生，化生为死，以至于在“锻炼”得天衣无缝的司法档案中，很难发现案件真相，甚至案件根本就被消灭在公文往返的路途上。
不想再多死一个人
清代云南元江县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件：某村接连死了好几个三四岁的小孩，村民们惶惶不安，纷纷议论是“尸头蛮”在作祟。正好这时村中有一户人家新为儿子娶媳妇，新妇正是村中惟一的外来人。村民们于是议论说：“那个新娘子看上去气色不正，眼白多，眼黑少，肯定就是尸头蛮的化身。”谣言传到后来，那些死了孩子的村民竟开始去纠缠那户人家，非要把新娘子赶走不可。几经冲突，一伙人就动手打进那户人家里，把新娘子给活埋了。
新娘子的娘家听说此事，悲愤不已，跑到县衙告状。县官亲自带人前往勘验得实，把几个杀人犯抓回县衙审讯。可是师爷与县官一合计：那个新娘子已经死了，不可复生，为了死一个人又要杀一个人，有违“救生不救死”的宗旨，于是擅自将案件情节改为“双方口角斗殴而”」，并只将杀人犯处以斩监候，到了秋审时居然得以缓决，减等发落。（《折狱奇闻》卷一）
湮灭证据以吃案
云南府宜良县有两个相邻的偏僻小山村，某年西村一户人家的儿子娶了东村一户人家的女儿，于是东村人合村出动，为新娘子送行。一时两村男女老幼全部都在西村大摆筵席，痛饮喜酒。不料还没吃完，就纷纷倒地死去──两村人全都死在筵席上。
几个月后，有人经过西村，发现遍地尸首，吓得魂不附体，赶紧跑到县衙报案。县官带人前往勘验，发现烧菜锅旁有一包用剩的砒霜粉，估计是厨师误把砒霜粉当作食盐洒在锅里了。可是究竟是有人下毒，还是无意间误下砒霜粉，由于既无原告，又无被告，根本无法判定。倘若据实上报，一桩悬案未决，就会影响县官考绩。于是师爷沈耕霞建议，放一把火把两个村庄烧成平地，让这件悬案消弭得无影无踪。
沈耕霞是苏州元和县人，原先曾在元和县衙当刑房吏。当这件事逐渐在官场私下传开后，有人就说：“非苏人无此巧思，非刑吏无此辣手。”（《折狱奇闻》卷一）
第六章民间也有师爷？
衙门有师爷，民间也有；衙门的师爷帮官员处理案子，民间的师爷则帮百姓兴讼打官司。虽然彼此是对立的，却也常互换角色。
清代民间所称的“师爷”往往并不是指衙门里的“师老爷”，而是指民间替人出主意打官司的“讼师”，尤其“绍兴师爷”常是指精于挑唆官司，惯于钻空子的讼师。
衙门里的师爷与民间的这种师爷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师爷，立场完全相反、利益完全不同。衙门里的师爷要为主人“省事”、“息讼”，而民间的师爷则千万百计要把官司弄大，词讼要纠缠不已才好（《折狱奇闻》卷一）。
教人打官司的讼师
讼师的历史要比刑名幕友的历史长得多。传说早在春秋时，郑国就有一位邓析，专门帮人打官司——小案子要人一件衣服，大案子受人一条裤子做为酬谢，教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的执政子产于是杀了邓析，“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吕氏春秋·离谓》）这位邓析或可称之为后世讼师的祖师爷了。历代都有讼师在民间教人打官司，北宋时还出现许多讼师的教本，而江西也有一本叫《邓思贤》的书，流传甚广。
严禁民间研习法律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国法”与“私议”对立，一概排斥民间研究、传授法律知识，故历代都严禁讼师。清代法律规定，教唆词讼者与犯人同罪，教唆上控重罪不实，发近边充军；“积惯讼棍”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构讼之书”也要“尽行查禁销毁”，撰写、刻印者“照淫词不说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复印及发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书人也要杖一百。
虽然法有明禁，但讼师这一行确实为民间所需要。在政治清明、吏治风气尚好时，很多正直的讼师确实能够为民服务，指导人们如何应付诉讼，颇有点近似于的近代律师的模样，与恶意挑唆讼词的“讼棍”有别。
帮助弱势者打赢官司
清雍正年间，江苏松江有个名叫吴墨卿的著名讼师。他为人正直，凡有请他起草状词的，他都会详细询问实际情况，如果明显是理亏者，他就委曲稽延，百般设法使之和解；如果确实是理直者，他就极力帮助打赢官司，甚至连上官当道都不怕。
某次，松江有一家富豪，想吞没一户穷人出典的“活产”（“典”也称“活卖”，是一种不动产转移方式，出典人将田产房产出典他人后，按清代法律规定可以在三十年之内以原价赎回），于是用一张旧纸写了一份假的“绝卖”契约，笔墨浓淡都与原契极为相似，还雇了个刻图章的，模仿原契上的官印，刻了假官印盖上。在开庭时，他以这张假契为凭据，诬原告持有的“活契”是伪造的，并反诉原告胡搅蛮缠。结果原告一时语塞，被县官轰了出来，得了个败诉的下场。
原告不甘心，找到吴墨卿，请他帮忙。吴墨卿于是来到县衙户房书吏处，请求取出那张存档的“绝契”，看了半天，回去对原告说：“那张绝卖契是假契，可以马上去申诉上控。百姓家里收藏契纸，既不能挂在墙上，又不能铺在桌上，藏在箱子里又怕弄皱弄破，总是折起来夹在书里，再放到箱子里藏好，所以被蠹虫咬的蠹洞应该是重叠的。而这张契约纸上虽然也有两个洞，但并不重叠，可以请衙门调取原来藏契的书本来对照，就真伪毕现了。”原告依计而行，富豪只得承认伪造绝契，被迫放赎。
还有一次，松江城里来了个徽州无赖，伪造当票到衙门告状，说是松江的一个当铺吞没了他一颗价值千两的大珍珠。当铺老板见那张当票的纸质、字样都与自己的当票没什么两样，找不出破绽，只得忍气吞声去求那个无赖“和息”，但那无赖漫天要价，勒索不休。后来吴墨卿前去帮忙，提醒当铺老板：当铺里当票写票时要经几个人之手，一般要插在一个木签上传递，可这张当票并没有那个签孔。无赖听了，无言以对，只得悄悄溜回老家去。（《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