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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钱谷师爷会再制一本《归款簿》，同样记载解支内容，前半部分每页分上下两栏，前半页上栏记载各项钱粮解送的具体项目，下栏记载起解的批文字号、起解年月日期、批差姓名，并且注明是专项起解还是连同别项一起起解。后半页后段则留空，记载收到库收的日期和收到已注销批文的日期。后半部分每页上栏记载各项支销的具体项目，下栏记载各项支领银两的数目、支领人姓名、领状、年月日期。“此簿一备，尘案自清，不独如胥吏无所施其伎俩，而考成分数亦了然矣！”
五鬼搬运，小心防范
《解支簿》、《归款簿》是钱粮纲领所在。此外，也有师爷制作《正杂钱粮库簿》，把应征的银两数额列入“旧管”，已征到的钱粮列入“新收”，已解送的各款按登记结出的总数列入“开除”，库存若干、民欠若干则列入“实在”，故《正杂钱粮库簿》也称《四柱册》。将《四柱册》与《解支簿》核对相符，就不会出差错。
钱谷师爷统筹安排赋税钱粮征收解支的原则是：“征解要识缓急。地粮为急，官租次之，杂项又次之。地粮之中大户为急，中户、小户又次之。地粮项下起送急于存留，起运之中又以河工、兵饷为急项。”另外还要注意防弊。王又槐曾说：“大凡钱粮有一款必有一款之征解，……其中弊窦多端，难以枚举。”他认为显而易见的就有五项：“透冒”，即透于之原额之外而冒多开销；“撮借”，因公事迫切只得撮其缓者借应急需；“侵欺”，指官府挪借、吏胥私有；“兜收”，指地保、里甲代收钱粮而贪污中饱；“卧批”，指管解人员在解送时串通作弊。其中透冒、侵欺可能是官员自身贪污，钱谷师爷不应与之同流合污。
而对兜收、卧批，钱谷师爷要全力帮助主人防弊——前者应强调纳税人自封投柜，后者则可谨慎选择管解人员，照会沿途州县接应，并将管解户书、银匠姓名、倾铸银锭的银铺名称（每锭银底部皆凿有银铺银匠姓名）、银鞘封记、暗号，何日启程、约何日到达等情况写成禀帖，预先派人秘密送往接收的衙门，并请上官委派官员接收。如果解送的银锭成色不足、数额不对，或路上被人抢劫，官员均会遭到参劾，并且还要自行填赔，为此钱谷师爷一定要谨慎小心，设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钱谷备要》）
第五章出色的灾害应变能力
赈灾救荒、施粥救饥、捕蝗驱蝗，都是地方官的重头戏，师爷必须替东家善尽责任。这些工作，有时靠智慧，有时靠圆滑。
中国是个灾荒较多的地区，据近人邓云特统计，从公元前206年至1936年的2142年当中，共发生5156次各类灾荒，平均每四个多月就出现一次，且这些灾荒具有广泛性、连续性（水旱蝗疫轮流发生）、积累性（灾害周期短、恶性循环）的特点。
灾荒对中国传统政治具有重大影响。首先，就传统的“天人感应说”而言，灾荒可能是上天对人间社会的一次“谴告”。历史上一些皇帝往往为此而下“罪已诏”，省筵撤乐、修德省刑。其次，灾荒往往是各类民变、起义的导火索。因为灾荒使大批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的不公平与政府的腐败无能，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武装反抗。为此历代政府都高度重视灾荒问题，而州县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防灾救灾，例如每旬要向上级报告雨量，每季要向上级报告庄稼长势等。一旦有灾害发生，必须立即勘察上报，请求减免赋税、开放常平仓平价卖粮。水灾、旱灾时，地方官往往要亲自斋戒求晴、求雨，蝗灾时则要动员扑打。倘若灾害已不可控制，发展为饥荒，就要开仓赈济，设立“粥厂”分发食物给流离失所的饥民。
协助处理荒政的要角
钱谷幕友是处理种种“荒政”的重要角色。前面所提到的钱谷师爷的六十项事务中，即有十项与此相关。每当灾荒发生时，钱谷师爷要迅速起草报灾的禀帖，并陪同官员下乡踏勘，估计受灾面积、受灾程度，回衙后起草公文，请求蠲免田赋钱粮。按清代法律规定：夏灾应于于六月上报朝廷，秋灾应于十月上报朝廷。受灾情况经该省督抚踏勘后，如灾区受灾面积达百分之百，可免百分之七十的地丁钱粮，其余部分亦可缓征；受灾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则可免百分之六十的地丁钱粮。以下递减。若灾情严重，可请求全免。只要有灾害发生，当年该省起解朝廷的钱粮数额就可减去百分之三十，不过不能谎报、缓报灾情，否则官员会被参劾革职。
粥厂的搭建与运作
当出现大范围饥荒，导致饥民离家出走时，钱谷师爷就要筹划在县城内设立赈济的粥厂。钱谷师爷要与户房书吏在城内或近城处选择空旷地区，搭建草棚，砌起煮粥用的大锅灶，并与刑房吏、兵房吏合计，点派衙役、民壮警戒粥厂，维持秩序。煮粥的粮食除使用常平仓粮外，还要向富裕人家劝捐劝赈。为了防止吏役舞弊，师爷要亲自制作账册，核对每日出入的粮食数目，点派分发薄粥的衙役。
粥厂的制度大多按宋儒程颢的说法而定。粥厂附近不准饥民露宿，防止抢粮闹事。每天上午安排衙役整顿秩序，让饥民站立排队，顺序进入粥厂，但不能马上施粥，要让饥民等候，至下午才开始进行，并时刻准备兵力弹压闹事者。粥厂要分两处，一处供壮年人，一日一餐，不使饱肚，仅让其维持不死；一处则供老弱，一日两餐。
蝗灾报告预留伏笔
和刑名师爷办案一样，钱谷师爷办查灾、救灾时，也有种种敷衍方法，其中以蝗灾最为典型。万枫江在《幕学举要·捕蝗》中指出，只要一发现蝗虫虫卵，就要立即建议官员上报蝗灾，“盖既报则何嫌于多，漏报则近似于讳。”初报后要实地查勘，并且每日一报，“如何设法扑捕，现在如何情形，约于何时可以于扑灭，庄稼有无损伤”等，不厌其详，不厌其烦，“以宽上司焦虑之心，亦见守士之焦虑筹划。”如此不但隐隐为自己报功，也为万一蝗灾不可控制时的推卸责任预留伏笔。
在发现蝗虫虫卵后半个月，师爷就会建议官员上报已“飞蝗成灾”，因为在夏秋干热季节，蝗虫十天半月就会成熟，并大群出动。这时上报可以及时提醒上司及邻境做好准备。当然报告中应先写已扑灭多少，并声明捕到的蝗虫及虫卵均已经就地焚杀掩埋，以免上司前来核查。接着再写其他地区正在“搜查余孽”，不能声称已经扑灭。要在报告中多方渲染蝗虫之多、灾区之广、扑捕规模之大，且尽量含糊其词。这样万一蝗虫大群出洞飞入邻境，就可用“已尽全力”来防止遭到“扑捕不力”的参劾。
含糊其词以息事宁人
蝗虫乃集群飞翔迁徙的昆虫，即使是幼虫，也能随风飘飞十几公里，故大群蝗虫迁徙时，“如水流之不可遏”。倘若蝗虫飞入本地境内，师爷亦要立即起草报灾公文。
蝗虫一般顺风向飞行，在黄淮平原上往往“自西北而东南”，但万枫江告诫钱谷师爷，在起草蝗虫入境的报灾公文时，尽量不要具体指明蝗群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因为如果方向指明，言之凿凿，等于指明了是从哪个邻近州县飞来的，倘若该州县并未申报辖区有蝗灾，就会使该官员处于被参劾“匿灾不报”的境地。可想而知，那位官员必定会百般辩解，甚至倒打一耙，声称蝗虫是本州县“扑捕不力而借口邻境飞来”。“扑捕不力”也是一个有可能要革职拿问的罪名。这样一来，两州县就会彼此争执，最后上级只能派人详查，“水落石出，非此即彼”，双方都没有好结果。即使是邻县官员被革职，总是留下一个恶人名声。所以万枫江认为，这时钱谷幕友应以利害关系奉劝东家，不要意气用事，与邻为仇。只要在文字上多下功夫，含糊了事，自然可以息事宁人。
第五章捉刀代笔话文胆
书启师爷是捉刀专家，对付上级衙门的公文出自他的笔下，没有文采，千篇一律，四平八稳，找不到漏洞，这可是很难呢！
传说乾隆初年，有个叫周懋官的南方老书生，久困科场不能得第，穷愁潦倒。尤其叫他想不通的是，每次应试，八股文都作得不错，但往往因为写了错别字，甚至只是笔画略有毛病，就被贴出黜革。如写题目时，“曰”字写得稍微窄了一点，就被判为错写“日”字；写“己”字时笔锋略尖出，就被判为错写“已”字。周懋官愤愤不平，跑到文昌祠焚表祷告，倾诉自己平生未作恶事，为何连遭恶运捉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梦见被神人带到一座神殿，有个神仙对他说：“你前世是礼部的书吏，喜好指摘文牒、巧词锻炼，挟制取财，所以上天罚你今生处处以文字见斥。”说罢指着簿籍告诉他：“你这个‘日’字被斥，是因为你前世时，有个福建驻防旗兵音德布的妻子申请立贞节牌坊，你以公文上写的是同音字‘殷’而反复驳诘，公文往返好几次，建牌坊的钱都化作了路费，致使贞妇抱恨。至于‘已’字被斥，是因为你前世需索不遂，故意将一个知县服丧期满后请求回任的公文上的‘三年一个月’改成‘五年十个月’，致使这位知县被黜。”周懋官一梦醒来后，从此不再应考，转而习幕做师爷。（《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
苛求公文内容的书吏
这个传说本身是荒诞的，不过反映清代朝廷各部书吏对公文文字的苛求指摘却是真实的。《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五记载说：“天下之事谁为政？曰：二显二隐。何谓显？曰：三公统六部，六部各统其曹，是谓内之显治；以司道察守令，以督抚察司道，是谓外之显治。何谓隐？曰：内掌曹郎之事、以代六部出治者，吏胥也；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
虽然清代地方州县政府的书吏权力被幕友取代，可在上层政府机关及中央各部中，书吏仍实际操持着制造、核批公文的权力。汪辉祖曾说：“申上之文曰验、曰详、曰禀，验止立案，详必批回，然惟府批由内署核办，自道以上皆经承拟批，上官有无暇寓目者。”（《学治臆说》）“详”是指正式的司法、行政公文，只有府一级才由内署师爷批阅，道以上各级衙门，一般多让书吏经承代批而已。清代著名清官陈弘谋曾有专文指责官场陋习，其中即说：“无奈官场陋才，动云：官止出此一身事上按下，其文书稿案则有书吏叙送、幕宾改点，焉能件件亲阅，又何必事事烦劳。”（《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二）
不须文采，只要没漏洞
为使各种公文不被上级衙门的书吏挑出毛病，州县官员就必须请专门起草公文的师爷。这种师爷以替人捉刀代笔为业，称“书记”、“书启”。虽然公文无须文采，千篇一律，不过要写得四平八稳，没有漏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幕学举要·总论》谈到书启时说：“文移稿案，原属平浅，然有疑难棘手，颇费踟蹰。又有危险不足惧、平易而不忽者。总在留心细看，习练久则自知之。人但以寻常稿件，行查转覆，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