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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诘以显示自己的能力
但如果申详公文上报后，一路通行无阻，就会显得上司无能，所以一般总会驳诘。而幕友必须在“锻炼”申详时估计到在哪些方面会被上司驳诘，然后要用何种方法“禀议”。万枫江在《幕学举要·总论》中说：“事件不必怕驳，斩、绞大案，上司未有不驳。总要成招（草拟招解，即申详）时，预料其在何处驳诘，作何顶复，则胸有成竹，愈驳而案愈定。若中无定见，案情本属舛误，一遭驳诘，手足无措矣！”
清代官府是向上级负责的，所以师爷在草拟议札、议禀顶复上司的驳诘时，当然不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师爷要仔细揣摩上司驳诘的含意，正确领会、看透上司的意图所在。万枫江说：“上司欲重其罪，固在重处吹求。欲贳其罪，亦先在重处敲击。总要看透，自然有处置辩。若错解人意，谓欲加之重典，因而照驳改重，杀人多矣！然亦有不可固执，不得不改正者，总视情罪之允协与否而已。”
有些正直的刑名师爷不愿迎合上司，故遭到上司驳诘时，就援引律例、经义，一一顶复。汪辉祖就是因敢于顶复而闻名的师爷之一。
初出茅庐顶巡抚
乾隆二十一年（1756），汪辉祖刚开始学习刑名不久，他被推荐到无锡县衙门，跟随一位姓秦的刑名师爷见习。秦师爷也是绍兴人，熟悉律例条文，为人也很热心，和汪辉祖关系不错。可没过多久，两人就因为当地的一桩案件大起冲突。
当地农民浦阿四的童养媳王氏和浦阿四的小叔叔通奸，被人发现，扭送官府。秦师爷按照律例拟稿，侄媳与叔父通奸，为十恶大罪中的“内乱”，奸夫奸妇拟发附近地方充军。而汪辉祖却提出按照平常人通奸罪处罚，拟处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两人意见不合，无锡县魏知县赞同汪辉祖的意见，嘱咐汪辉祖拟稿。
此案申详常州府（因此案事涉“名分”大事，需要申详上级），果然遭到知府的驳诘：两人为有服亲属（五服内亲属），不应同凡。汪辉祖起草顶复：妇人服制（古代亲属等级以丧服为标志，故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为童养媳，尚未成婚，夫妇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叔父。知府勉强同意，案件转至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又下驳诘：叙供中王氏一直称浦阿四的父亲为“翁”，那么翁之弟即为“叔翁”，就是有服亲属。汪辉祖又拟顶复：王氏所称之“翁”为乡间俗语对长辈的统称，为“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
案件转至江苏巡抚处，当时的巡抚庄有恭是乾隆四年的状元，是官场上有名的才子。他亲自披阅卷宗，先驳诘：王氏视同凡人，就好像与浦阿四毫无关系。汪辉祖顶详：童养媳为虚名，王氏平时称呼浦阿四为兄，阿四称王氏为妹，兄妹称呼不得视为夫妻。庄巡抚又驳诘：此案事关名分，不得同凡。汪辉祖又顶详：根据儒经《礼记·丧服》，未庙见（未正式拜堂）还不能算媳；《礼记·王制》有“附从轻”之说，比附人罪要从轻；《尚书·皋陶谟》“罪疑惟轻”，王氏的媳妇地位有可疑之处，就该从轻处罚。他建议仍按普通人通奸罪处罚，但枷号延长为三个月，王氏归娘家另嫁，浦阿四另娶。庄有恭这才表示同意，称赞汪辉祖所拟申详“合情合法”。汪辉祖从此名扬江南。
为重人命顶总督
乾隆二十六年（1761），已做了五年师爷的汪辉祖在浙江秀水县当刑名幕友。这年正月初五黄昏，有个叫许天若的中年男子喝醉了酒，经过邻居虞姓寡妇家时，见虞氏恰好站在门口，就仗着酒劲，拍拍自己的钱袋，大声叫唤，要请虞氏一起喝酒，结果被虞氏臭骂了一顿。
两人对骂了一阵后，各自返家。第二天，虞氏到县衙门递诉状，告许天若调戏。知县虽受理了案件，但“官无三日急”，并未马上传讯和审理。而两家人倒也相安无事。
二月初一日，虞氏到县衙门去递交催促办案的状子，返家路上又和许天若吵了起来。对骂一阵后，虞氏因在声势上吃了亏，当晚竟想不开，在家里上吊自杀。按照清朝法律，调戏妇女致使其“羞忿自尽”者，要处以绞刑；但如果仅仅是污言秽语辱骂导致妇女轻生自尽，就应处以流放。
汪辉祖认为，许天若和虞氏是对骂，彼此都说了很难听的话，可见虞氏并不那么贞洁，许天若的辱骂和虞氏的轻生并无直接关联，可以分别处理，即按一般的辱骂案件处许天若杖刑和枷号，而以普通自杀案件处理虞氏自杀一事。如此一来，本县就可结案，无须上报上级衙门。幕中其他的幕友得知汪辉祖的决定后，都认为他这样做太危险，但孙知县信任汪辉祖，同意照他的想法来处理，但仍要他按照人命案件发出“通详”。
然而案件一经通报，闽浙总督马上下令将许天若逮捕关押，同时严词斥责秀水县办理此案援引法律错误，予以驳回。孙知县闻讯大为紧张，但汪辉祖却不屈不挠，拟定“顶复”。他首先列举了有关此类案件的全部法律条文，详细解释说这些条文的主要立法意图是惩治罪犯“奸淫之心”的罪恶动机，即儒家经典所谓的“诛心”。而在本案中，许天若并没有诱奸的意图；且即使许天若在正月初五晚上属调戏行为，可虞氏相隔二十八天后才自杀，显然并非因为“羞忿”。自杀当天双方是吵架，而非调戏，故虞氏是死于“气愤”，而非“羞忿”，在此没有必要按照调戏致死的法律来处理。
这个顶复先是在嘉兴府被驳回，再经力争后总算得以照转；以后报到省按察使司，又被驳回，多亏汪辉祖再三说明，才得以通过。虽然最后闽浙总督那一关过不了，仍然命令按照因调戏羞忿致死的法律办理，但部分接受了汪辉祖的意见，将许天若按辱骂导致妇女轻生罪名处理，并且再减刑一等，判处杖一百、徒三年。
这个案子由于汪辉祖的坚持，许天若才得以活命，但也因他的坚持，致使虞氏的形象变得恶劣，她的家属因此无法用“节烈”的典范去申请建立贞节牌坊。为此汪辉祖心里始终留有很大的阴影。直到三十五年后，已经退休的他仍梦见虞氏要把自己带到阎王殿去评理。梦醒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病榻梦痕录》里告诫后人：“治刑名者，奈何不慎？”
运用文字技巧反驳成功
顶复的重点是将法律解释得为己所用，而且在崇尚文句优雅的时代，若顶详的文句优美简洁，也会得到上级首肯。光绪年间，广东发生了一起杀奸案：有个人的妻子偷了家里的一些钱财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两年后，丈夫在几百里外的地方找到这对野男女，就将他们都杀了，然后到衙门自首。
元明清时期，法律都赋予丈夫“于奸所将奸夫奸妇登时杀死”的权利，因此丈夫连杀二命可以不受任何刑责，但如果去官府起诉，则奸夫淫妇都只会被判二年徒刑而已。但在这个案件中，丈夫杀死奸夫淫妇已是在通奸两年之后，是否算“登时”？而且所杀之时他们并未交欢，所杀的地点也非通奸现场，是否算“奸所”？当两广总督将案件通报朝廷刑部时，刑部就以这两个理由予以驳回，要求将这个丈夫按照一般故意杀人的罪名来惩处。于是，两广总督李瀚章聘请的一位杨师爷在主稿顶复时，写出了最关键也是最经典的两句话：“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竟不获，乍见即系登时。”这个顶复受到当时的刑部尚书、著名律学家薛允升的激赏，立刻行文批准判决。（刘体智《异辞录》卷二《奸案判词》）
揣摩上司意旨好办事
像汪辉祖这样敢于据理力争的师爷并不多见，一般的东家也不愿为此而得罪上司。大多数刑名师爷只是揣摩上司意旨所在，将详文千锤百炼，使案件的真实性让位于行文的方便性。清朝人早已看到这一弊端，说天下申详如出一辙，尤其是以云南的刑名师爷最为轻松：“命案止两套，一索欠理曲，衅起还殴；一衅起调奸，殴由义愤。笑者谓可刊两板，但填姓名可耳。且死者万分强暴，凶手一味温柔。凶器无不金刃，皆受刃者自备资斧，从无有操刀而来者也！”（《折狱奇闻》卷一）这是因为“索欠”、“调奸”而导致“斗杀”的命案，加上强调凶手被迫杀人的情节，在朝廷秋审时，往往可获得减刑的机会。且这样的案情最“干净”，只要一两个人证和一两件物证就可以了，容易“剪裁”。
政治主导案情的发展
不过也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必须“锻炼”详文。以撰写《明通鉴》一书而闻名的史学家夏燮在担任江西豫章县知县时，为了清除“洋教”，曾杖毙十八名教民，并写了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呈文，说这是“绌邪崇正、除暴安良之计”。结果江西布政使刘秉章见了，告诉他：“你这个呈文若报到朝廷，那些有列强撑腰的洋教士，就会到朝廷去闹事。这样一来，不但朝廷要为此烦恼，你自己也免不了受处分。”夏燮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和江西巡抚的高姓刑名师爷商量，把案情改写为“械斗”，并伪造一批口供来“证明”这十八个人是械斗而死，然后靠高师爷在县、府、道、司各衙门的同乡师爷，一路开绿灯放行，最后竟把“清除邪教分子”完全改成械斗案，一边死一半，没有要抵命之人，在报到朝廷时，也获得批准。（刘体智《异辞录》卷二《刑幕功用》）
第五章管钱管账的财政专员
钱谷师爷是州县长官的财神爷、大总管，主管六十种业务，包括钱粮、人口、土地、水利、气象等等，没有他，衙门就开不下去。
在师爷中能与刑名师爷争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钱谷师爷。钱谷师爷有时也叫钱粮、钱漕。钱谷师爷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官员处理税收事务，管理州县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清代政府最主要的税收，是土地税——即田赋，也称“正项”。
古代政府的土地税一直是征收粮食实物，自唐中叶进行“两税法”改革，改为既征钱又征粮后，就把“田赋”称为“钱粮”。到了明代，实行“一条鞭法”，田赋改收白银，称“田赋银”；清代“地丁合一”，田赋又称“地丁银”。不过民间仍习惯称为“钱谷”、“钱粮”。筹划征收钱粮的师爷也就被称为“钱谷”了。
田赋税收是重头戏
古代的赋役征收制度一般采用“民收民解”的方法，即指定若干户，或由民户轮流担任催征、收税、保管、运送的职责。若有损失，则由民户赔偿，官府只加以监督而已。明“一条鞭法”实施后，田赋改为“官收官解”，即纳税人要自己到衙门缴纳税银，或到官府粮仓缴纳粮食。税银及运送上京的“漕粮”，都要由官府征收保管、储存运送，官员征收解送如超过期限，就要受到责罚，如有亏损，还必须填赔。这样一来，基层州县政府的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