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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多的是被捕快据为己有。王又槐说：“捕役若不克留盗赃，何以养家用度？何以承值衙门？何以交结朋友？何以贿求免比（捕快缉捕盗贼，每五日一限，限期未获，就要挨板子受罚，称为“比较”）？而贼犯到官，全仗捕役照应，亦不敢供捕役于没。”所以既然只要有若干正赃便可定案，师爷也就不必一一将赃物与事主的“失单”对照，强求完全相符，况且事主也有可能多报失盗物品。师爷应用“已被挥霍殆尽”、“卖与过路行人”之类的含糊词句一笔裁去余赃。即使盗犯供称捕役私吞，也应一笔裁去。
验尸、验伤单不宜详细
对于死者的验尸结果，也要设法剪裁。在“尸格”（验尸单）上只要填写致命伤即可，其他无关紧要的伤痕必须裁去，以免枝节过多，惹出麻烦。“同谋共殴、伤多人众，伤痕未能一一分认明晰者，不如问‘乱殴不知先后’，则受伤虽多，不必分点，有原谋坐原谋，无原谋坐初斗，其余均问余人。”这样就可免去“何人击成何伤、难于一一确认”的窘境出现。如果死者伤痕有可疑之处，则要添叙仵作口供，以便万一将来上司驳诘责怪，可以把责任推给仵作。
至于伤者的验尸工作，亦由仵作负责，同样要填写“伤格”（验伤单）。师爷对伤格自然也会剪裁，例如伤势要写得模糊，用师爷的行话，这叫“浑括”。万枫江说：“填生伤总以浑括为上（如用布包裹、用药敷护、不便揭验之类）。其所以浑括者，一则人已受伤，当调护之不暇，岂可量其分寸？二则生伤如此分寸，死伤何能相同？此中大有漏洞。三则生伤报得凿凿，万一身死，填伤处多有窒碍。不如浑括，使将来可以活动。”另外“微伤可删，相连可并，伤多填重叠，因复审时总称：查验某人，伤痕业已平复故也。”
经过师爷一番剪裁，案件的口供、证词、物证之类都已高度统一，“铁案如山”，不可翻覆。师爷的看家本领毕现于此。
第五章完美无瑕的判决书
判决必须力求完美无瑕，使两造心服口服；师爷因此要“例案精熟”，有凭有据；对于判决词更是字字推敲，如同参禅。
清代州县“自理词讼”，主要是民事诉讼案件，诸如田土、婚姻、钱债、继承等等，只有一小部分轻微伤害案件。随着人口增多、经济繁荣，词讼也日益增加，而基层州县衙的日常司法审判，主要是审理词讼。
打官司不一定要有结果
与近代诉讼一旦开始就必须有结果的概念不同，清代民间原告提起诉讼往往是为了给对方一个警告，或抢占某种在谈判上、交易上的有利地位，当事人本身并不一定热切希望有个明确的结果。而清代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官执法时又会考虑到传统儒家的“无讼”、“息讼”之说，并不想追根究底地把案件审理到水落石出。台湾淡水厅、新竹县的清代档案中存有206件民事方面的案卷，其中经开庭审理的仅80件，40％都不到；在审前经“公亲”调解而自愿撤诉“和息”的有22件。两者相加也不到50％，剩下的多半都是不了了之者。而且从淡水厅、新竹县的档案中可以发现，当时凡原告一方起诉，经佥差传唤而另一方仍未到庭，原告一方又没有再次起诉，经过三个月后，州县官就会将此案予以注销，从登记自理词讼案件的“循环簿”上删除。不过清代法律上并没有这样一项制度，可能是晚清各地流行的“土政策”。
判词必须零缺点
凡开庭审理的自理词讼案件，一般都要由州县正印官审判，称为“堂谕”，书面则称“判词”、“审语”。能当堂立即作出堂谕的，只有几个“能吏”而已，绝大部分官员的堂谕，则是在案件审完后，退入内衙，由师爷草拟“审语”判词，然后再次开庭宣判。判词要抄录一份张贴在衙门前照壁上，全部卷宗粘连钤印归档。至于当事人，则要付钱才能得到一份抄件。
自理词讼虽号称“自理”，但仍受上级的监督。如分巡道的一个职责就是巡行所属州县，检查循环簿，必要时也会调卷详查。所以，判决必须稳妥，足以使双方心服口服，或者至少没有出现较大的漏洞，让当事人藉此再次起诉，缠讼不已。如果漏洞足以使当事人有理由向上级衙门“上控”或“翻控”，上级机关有时会调取原卷查阅，或者委派邻近州县审理此案。倘若判决果然有误，原审官员便会遭受处罚。所以判词一定要稳妥可行，在礼教上、民俗舆论上、法律上能够站得住脚。
援引成案必须谨慎
刑名师爷起草判词，为求稳妥，一定要仔细推敲，斟酌“天理、人情、国法”。一般来说自理词讼的判决不必具引律例，往往只要提一句“例载禁条”或“律条可据”就算是交代了判词在法律上的依据。所谓“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而对于援引儒家经典，也往往并不原文照录，只是撷取一段语录，或援引经义，甚至只用一句“准理酌情”来概括。
另外，清代法律明文禁止在判决中援引成案。《大清律例·刑律·断狱》有一条条例：“除正律、正例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者为定例，一概严禁，毋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不过在自理词讼中，往往援引成案判决，尤其援引当地前任官员所判案例来证明自己的判决符合“人情”。这是师爷的专门技能之一，所谓“例案精熟”也。
不过也有些师爷对引成案判案表示不以为然。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专门写了一条“勿轻引成案”，说“成案如程墨然，存其体裁而已，必援以为准，刻舟求剑，鲜有当者”，而“人情万变，总无合辙之事，小有参差，即大费推敲”。况且前任师爷在推敲判词时，一般并不考虑以后会被援引适用的问题。既然各任判决不同，一旦师爷惯于援引成案，则地方讼师也会教唆当事人引用某一不同而类似的成案“翻控”、“上控”，如此一来，将使东家难堪受累。所以他不主张引用成案来作出判词。
平湖县的遗产风波
清乾隆年间，浙江嘉兴府平湖县有很多世家大族为了“争继”而彼此缠讼。汪辉祖到当地来当刑名师爷，看不惯这种风气，就和东家刘知县商量，如有争继诉讼案件，先查有没有为死者立继子的确切理由，再查死者是否有辈分相当的侄子。如果死者妻子尚在，就由遗孀自主决定。如果妻子亦已去世，就根据“无后食于祖”的经义，一律不准立继，将遗产作为宗族祭祖的族产。
平湖县有个叫殳球的，看中远房叔父殳凤于死后所遗下的270亩田产，遂呈控称自己应当为殳凤于继子，继承这笔遗产。但汪辉祖却拟定判词，判100亩田产为殳凤于的女儿出嫁时的嫁妆，20亩地作为殳凤于坟地，剩下的150亩则作为殳姓宗族祭产，不准私人占有。
殳球不服，就援引清代法律中“死者无子允许同宗侄辈继承”的规定，到嘉兴府上控。嘉兴知府同意其上控理由，下令平湖县重审此案，并将审判结果上报知府。汪辉祖为此起草了长达万言的禀帖（非正式公文的信件），向知府指出：法律所言为“许令”，而不是“必定”，即允许侄辈承继而不是非要有侄辈继承不可。何况殳球争继并未得到殳凤于家人及殳姓宗族的支持，故不能允许他继嗣。
嘉兴府拖了两个月，见平湖县仍顶着不办此案，只得批准这个判词，驳回殳球的上控。
案情不同，不能以此类推
前述判词作出后不久，平湖县刘知县升官而去，汪辉祖也辞馆，但一时还没有离开平湖。这时，平湖县又发生一件争继案：黄氏宗族的族长援引汪辉祖那份判词，把抚育两个女儿、守寡四年的寡妇黄俞氏的42亩田产收归宗族所有。黄俞氏无端失去田产，被迫呈控。新任知县刘开焘未及深思，就同意一位习惯用成案判案的师爷的拟稿，按汪辉祖所拟前述成案，判黄俞氏应将田产交给宗族，由族长收租，每年给三十石租米，各佃户不得再向黄俞氏交租，黄俞氏也不得私自出卖此项田产。
汪辉祖在离开平湖前见了这个判词，大吃一惊，赶紧向新任知县力争。他表示，那个成案仅适用于夫妇双亡的情况，现在寡妇尚在，又有女儿，应优先援引法律：“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例承夫分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例得亲女承受。”现在寡妇尚在而要剥夺其财产，“无此政体，亦无此风俗”，建议将42亩中定5亩为黄俞氏去世后的祭产，其余37亩则任黄俞氏自由经营处理，黄氏宗族不得插手。
新任刘知县这才醒悟，按汪辉祖的建议改判。后来黄氏宗族不服，上控嘉兴府，被嘉兴府驳回了才死心。（《病榻梦痕录》卷上）
从以上这个案例可以看到，清代师爷在援引成案时往往相当随便，稍微沾点边的拉来就用，有时甚至连法律都搁置一边。像汪辉祖这样仔细推敲判词，唯恐成案之后又生成案的师爷，毕竟不多。
第五章见招拆招写报告
师爷有时候要与上级官府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上级驳诘师爷的判决，不会明说，不露痕迹，师爷必须胸有成竹，愈驳愈定。
与现代法治国家相反，中国古代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都来自其上级，故各级政府都向其上级负责，所谓“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学治臆说》）。
对于州县司法监督，更是叠床架屋，徒刑及徒刑以上的案件都要经过几次复审，才能终审判决。如：徒刑案件经州县初审后，还要经府、司的复审才能终审执行。充军、流放、发遣案件经州县初审后，需经府、司、省巡抚、总督的复审才能最终定案，其卷宗还要上报刑部复核，方算终审。死刑案件更是必须由中央三法司会同复审，经皇帝“勾决”（或秋审后再经皇帝勾决）才能执行死刑。州县官对于那些自己没有终审权的案件，要在初审后要将人犯、干证、卷宗移送上级，称“审转”。审转时要将案件处理经过、拟定的判决意见等制成一种专门的司法公文，称“申详”，也叫“招解”，递送上级衙门。
书写申详的注意事项
“详”是详细谨慎的意思，“申”是下级对上级报告行文的称呼。明清时最强调司法审慎，大多数有关司法的公文都称“详”。如发生盗案、命案后，州县官在勘验后应立即通报上级，称“通详”；下级对上级的报告、汇报审案经过及判决意见的叫“申详”；中央刑部在秋审前将斩绞监候案件卷宗作出摘录、草拟意见称“看详”。
刑名师爷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起草并“锻炼”详文，使之内容统一，没有漏洞，以免东家遭上司驳诘，追究其办案不谨的责任。一般来说，通详应简洁，牵涉到的人、事越少越好，以防止其与日后的申详互相矛盾。申详最为重要，一般分为“据报”（简单回顾报案经过）、“勘检”（勘察现场与检验尸伤的情况，有的省还要求画出现场位置图）、“叙供”（即前面所提到的将供词证言加以剪裁，拼凑成一份供词证言）、“审勘”（也称“看语”，“勘词”，即指出此案可以引用哪一条律例，作出何种判决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