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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但就本案看来，这种权利的时效是否已过期呢？几级法院的认识不尽相同。判决结果也不一样。
乙：所谓的诉讼时效就是当你行使某种权利时，发现权利被人家侵犯了，这时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发现权利被侵犯到要求行使这种权利这段时间，我们称之为诉讼时效。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而你又不去要求行使这种权利，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间，就叫超过诉讼时效。就本案来说，我赞成中院的判决。因为邵景武的通行权虽三年没有行使，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利消失，也就是说邵景武走了外面更方便的自建楼梯并不意味着他楼内楼梯的通行权就消失了。同时他也不知道这种权利会消失。当他决定走楼内楼梯而对方又不让他走时，他才提起诉讼，时效从此算起。
甲：也就是说时效没过。
乙：而且每一次遭到对方拒绝通行之时，时效就中断了。新的时效又从最近一次被拒绝之日起算。
甲：退一步说，如果邵景武的诉讼时效真的超过，他又不能在室外再建楼梯，难道他一家老小只能天天爬木梯吗？我突然觉得法律在有些事面前显得那么软弱和无奈！
乙：法律有一种本质的精神，叫公平合理，你总得给人家一条出路吧？现在只是二三楼，要是八楼怎么办？那要搭天梯了。此案虽小，却涉及到我们的法律如何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这是最起码的道理。法律的精神不能从死的条文中去理解。
老板的楼梯案打到这个分上居然也没能解决问题。老板的母亲和他的弟妹、侄儿、侄女在问题没解决之前还必须通过木梯子翻窗。就连老板回家也不得不爬了一次梯子。这对一个堂堂法学教授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这件事对老板的打击是巨大的，老板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也要将这官司进行到底。
在内心深处老板或许还有些埋怨他新闻界的朋友。在后来老板谈到此事时说：“你们将来如果谁当了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千万别让媒体参与，媒体给你煽呼，你就骑虎难下了。就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了，就难办了。”老板说，“就拿我那楼梯案来说吧，整层楼买的时候也不过几万块钱，结果为了那几万块钱我几乎动用了我所有的社会关系，从北京回老家的机票都用了上万，请人吃饭花了上万，就不说耗用的时间和精力了。当时想想如果媒体没有向外报道，我何苦非要硬着头皮打那官司呢？双方可以协商解决，解决不下来我完全可以为母亲再买一套商品房。那房子先空着，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
虽然那楼梯案给老板带来了不少痛苦的回忆，但通过此案他却掌握了诉讼的过程，这使他后来还没有申请律师资格时，就能代理宋总的“28％案”。另外通过此案他也磨炼了意志，把一块棱角分明的砾石磨成了圆滑光亮的鹅卵石。这使老板在后来为当事人代理诉讼时，总能保持一种不焦不躁的平和心态和顺其自然的状态。
老板曾对我们说：“打官司不能急，更不能为官司背思想包袱。当律师的要尽可能地放轻松，同时还要时时提醒当事人不要把诉讼当成思想负担，整天坐卧不安的怎么行。现在打个官司一般都要一二年，一些复杂的诉讼打三四年的也没有什么稀奇。如果你不能拿得起放得下，案子未结，你身体先垮了，到时就是打赢了官司你也享受不了胜利成果了。”只是我们觉得老板现在太稳重了，遇事考虑的也太周全了，他身上少了青年时的血性，多了中年人的圆滑。不过，老板要是喝多了，我们还是能看到他昔日雄姿英发、激扬文字的热血男儿形象的。
楼梯案的结案出人意料，充满了戏剧性，让人觉得可叹。在老板一筹莫展之时，他的师兄也就是现在的法学院院长找到了他。
院长问：“你那楼梯案进展如何？”
老板哭丧着脸，叹了口气说：“还没有解决呢！”
院长说：“有一个人说不定可以帮你。”
老板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谁还能帮我，连高法、高检的关系我都用上了。”院长说：“在中国有些事通过法律渠道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的法律还不完善，有些问题通过其他方式可能解决的还快些。”
“请师兄指点迷津。”
院长说：“有一个人你把她忘了。”
“谁？”
“我们的师妹赵茹影呀！”
“她……”老板摇了摇头，“我不信她的学术水平在我之上。”
“这和学术无关。”
“论关系她也没法和我比呀。”
院长神秘地说：“有时候关系找偏了也没用。”
“那你说她有什么高招。”
院长说：“据我所知师妹赵茹影和你是老乡对吧？”
“对！”老板点头，“是一个地区的。”
“你知道他父亲是干什么的吗？”
老板摇摇头说：“不知道。”
“她父亲是你那个地区的副专员。”
“副专员又如何，我找的关系级别都比他高。”
院长说：“光级别高不行，还要对口。”
“我找的都是公、检、法系统的都对口。”院长说：“你这人就是一根筋，怎么那么糊涂呢，你要把思路放开，跳出公、检、法系统。”院长很神秘地说，“只要师妹愿意帮你的忙，你这官司就不需要打了，他父亲只要给他所属的那个县打个电话，那个什么公司马上就会软下来。”
老板望望院长有些恍然大悟了。老板笑笑说：“这事还要请你在师妹那儿美言几句。”
院长说：“人家早有心帮你，就等你开口了。”
“真的？”老板有些不相信。
院长说：“师妹心里早就有你了。”
“去你的。”老板有些不好意思。
院长说：“你呀，院上谁都看出来了，有人还问我呢，说一个是年轻有为的法学教授，另一个是花容月貌的院花，这两人都不结婚干耗着，这是哪门子事。我对同志们说，别急，要等到瓜熟蒂落，我邵师弟搞跨国恋搞昏了头，舍近求远呢。”
院长说：“人家师妹从读研究生时就暗恋你了，远远地瞄着你，就等你和国外的那个断呢。怎么样，现在国外的那个也嫁给假洋鬼子了，你也该把目光从大洋彼岸收回来吧？”接下来的事简单得让人提不起兴趣。师娘赵茹影回了一趟老家，让副专员写了个条，然后师娘赵茹影拿着条到县里走了一趟。不到三天，那公司不但让邵家人走楼梯了，而且在楼梯上还铺了地毯，说是怕老太太滑着。
据师娘私下说：“连老板打官司的差旅费人家公司都悄悄报了。”师娘提到此事显得很骄傲，那往往是我们在师娘面前表示对老板崇拜的时候。师娘说，“他有多少能耐我还不知道，他忙了两年的事，我两天就解决了。”
所以，老板在我们面前极不愿意谈楼梯案，要不是他喝醉了他不会提及一字。老板怕谈楼梯案倒不是有意隐瞒师娘的功劳。其实老板心中有一种永远的痛，一个堂堂的法学教授却无法打赢一个法律问题十分清楚的官司，最后靠关系，靠权势给对方当事人施压，才得到了庭外和解。这是老板最不愿看到的，因为老板曾经认为法律高于一切，可是活生生的案例放在那里，老板无话可说。
老板在打楼梯案官司时已是法学院的教授了，在法律界已开始有了影响。为此老板在打这个官司时不但动用了他法律圈里的同学、门生，而且还动用了他本科时中文系的同学、朋友。这些中文系的同学大都在各个媒体工作，不乏知名记者和知名节目主持人。媒体介入了，整个案子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那篇题为《回家难，难于上青天》的文章也许有不冷静之处，但电视节目中法学家和节目主持人的对话还是比较客观冷静的。从中我们不难了解其中的法律问题。
以下是某电视台法律栏目节目主持人和法学家的对话：
栏目主持人（以下简称甲）：一个小小的楼梯，引出了三级法院的判决，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连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惊动了。可见，此案标的虽小，但牵扯的法律问题却让人关注，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当你买了楼上的产权之时，包不包括共有面积的使用权？法学家（以下简称乙）：本案二三楼的产权和一楼的产权属于不同的人，楼上的人出入必须走楼下的通道。依照我国民法规定，这叫相邻关系。不动产有了相邻关系后，法律就赋予了他一种通行权，这种通行权受法律保护，无论对楼梯有没有所有权，楼上之人都有权通过。
甲：但就本案看来，这种权利的时效是否已过期呢？几级法院的认识不尽相同。判决结果也不一样。
乙：所谓的诉讼时效就是当你行使某种权利时，发现权利被人家侵犯了，这时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发现权利被侵犯到要求行使这种权利这段时间，我们称之为诉讼时效。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而你又不去要求行使这种权利，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间，就叫超过诉讼时效。就本案来说，我赞成中院的判决。因为邵景武的通行权虽三年没有行使，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利消失，也就是说邵景武走了外面更方便的自建楼梯并不意味着他楼内楼梯的通行权就消失了。同时他也不知道这种权利会消失。当他决定走楼内楼梯而对方又不让他走时，他才提起诉讼，时效从此算起。
甲：也就是说时效没过。
乙：而且每一次遭到对方拒绝通行之时，时效就中断了。新的时效又从最近一次被拒绝之日起算。
甲：退一步说，如果邵景武的诉讼时效真的超过，他又不能在室外再建楼梯，难道他一家老小只能天天爬木梯吗？我突然觉得法律在有些事面前显得那么软弱和无奈！
乙：法律有一种本质的精神，叫公平合理，你总得给人家一条出路吧？现在只是二三楼，要是八楼怎么办？那要搭天梯了。此案虽小，却涉及到我们的法律如何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这是最起码的道理。法律的精神不能从死的条文中去理解。
老板的楼梯案打到这个分上居然也没能解决问题。老板的母亲和他的弟妹、侄儿、侄女在问题没解决之前还必须通过木梯子翻窗。就连老板回家也不得不爬了一次梯子。这对一个堂堂法学教授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这件事对老板的打击是巨大的，老板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也要将这官司进行到底。
在内心深处老板或许还有些埋怨他新闻界的朋友。在后来老板谈到此事时说：“你们将来如果谁当了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千万别让媒体参与，媒体给你煽呼，你就骑虎难下了。就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了，就难办了。”老板说，“就拿我那楼梯案来说吧，整层楼买的时候也不过几万块钱，结果为了那几万块钱我几乎动用了我所有的社会关系，从北京回老家的机票都用了上万，请人吃饭花了上万，就不说耗用的时间和精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