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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革命之前后看来，这当中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范围大、时间短，当中无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协，有意效法英国之光荣革命（详第四章），后期则凡事不妥协。如果国王暧昧不明，其存在足为国事之累，则将国王送上断头台。如果外国有干涉之意图，则索性由法国作主，向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并转守为攻地进兵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纠缠不清，则将政权特权一律无代价的废止，直接实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侣不肯宣誓，以致法国的天主教会分裂，则索性不承认耶稣基督，而另崇拜一个自然神论之“最高存有”（Supreme 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经济法规的人物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即宣布“嫌疑犯法案”（Law of Suspects），一连拘禁30万人，很多不经审判而送上断头台。写到这里，本书也要仿效西方的历史家附带声明，叙述这些事之因果，并不是赞扬提倡。只是这一串事迹之逻辑与因果，非常明显。法兰西要给自己创造一段新生命。
将旧有体制全部解散一切重来，其胆量值得钦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沾染着极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会用一两页针锋相对的词语，重复地叙述当日矛盾。我们试设想：旧的组织制度既已推翻，此时既无尊卑长上，也无合法与否，其合理与否，由各人作主，这是浪漫史的最高潮。同时把人类退化至原始时代，是一个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预示此种情况，有卢梭（Rousseau）所谓“高贵之野人”（Noble Savage）。其为高贵，则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剥削旁人之恶习，其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时期巴黎不少妇女边在编织绒线衣物，边在观赏断头台上的流血，甚至投井下石，对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于所叙解放中人物。再叙述得彻底一点，这时候法国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状态（详第五章），亦即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除非有“巨灵”（Levia…than）出现，由一个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则每个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监狱行凶，将1000多囚人当场打死，事后到巴黎公社领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学说，则当时联军攻下凡尔登（Verdun），法国国都看来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将为联军内应，于是对他们行凶，也算是自卫。
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追述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情形：巨灵既为国家主权人，不能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已无从由旧体制承袭，有待创造。所以其组织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无需革命了）。以上各种条件注定其组织者为少数人物，首先以阴谋发难。
1792的革命，由雅各宾派（Jacobins）领导，他们经常聚会于雅各宾俱乐部，内中又以从吉伦德选出之代表所谓吉伦德派（Girondists）为表率。兹后又有所谓山岳党者，大部也属于雅各宾俱乐部，又参杂其他俱乐部之成员，总因为他们在国民会议席位占高，又为过激派，所以有此名号。这两个集团间的来往交流，相当复杂，初非径渭分明。只是以后斗争展开，吉伦德派主张温和的改革，贷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张地方分权。山岳党则和巴黎的市民结合，主张对法国予以一个彻底的大改革，将卢梭所提倡的“社会契约”推化为事实，在过渡期间，当然只有中央集权。他们不仅主动地将吉伦德党逐出雅各宾俱乐部之外，还在政治上清算他们，引起恐怖之展开。
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阶段，固然以1792年8月国王之失去职权为分水岭。但是其阴谋和酝酿已在几个星期之前开始。巴黎城市分为48个区。雅各宾的组织人员无疑受未来的山岳党指挥（此时国民会议尚未集会，所以不能径称之为山岳党），他们将这些区公所一个一个争取组织妥当，其计划隐匿周详，始终无一人单独露面。他们自称已经消除了“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也不承认路易十六为国王。8月9日夜，由这些区公所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会议厅，将原有的公社组织驱逐。国民军的司令准备干涉，则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其所以如此得意称心，乃因组织者早已将巴黎市井间能持武器者全部笼络。合法的巴黎公社和国民军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还保持着资产阶级的风格，国民军也限“现役公民”参加，主要的任务为维持秩序。雅各宾所动员之群众称为sans culottes，直译为“不穿马裤之人”，以别于18世纪中等以上的装束。我们无妨称之为“无裤党”。巴黎之无裤党，以小商店老板及独立营业之技工领头。但是他们动辄在街头聚集数万人，而巴黎人口以户计半数为拥工，所以当中不可能没有长期的佣工与短期的雇工参与行列。他们手执标枪，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为之改换色彩，也使整个大革命为之改观。
凡革命则需要群众武力。革命期望于他们的是行动多于思想，团结的力量超过个人的色彩。无裤党提出的要求，首重粮食的价格能与工资配合，即后来提倡限制私人资本，主张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铺场，没有任何高深的见解。因为其简单，所以能构成革命之大洪流。等到内部生出歧见，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声了。这时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们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责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宾人士与无裤党结合，曾两次向国王提出问罪之师。6月20日冲入特拉里兹宫时，路易应付灵敏未生事故，对革命者说来，也算是失败。8月9日夜他们占领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后，即马不停蹄，说服国民军，于翌日再向特拉里兹进兵。于是“一大堆爱国者、无业游民和冒险家，总之就是攻巴士底监狱的同样色彩之人群”，一共集结了2万人，向保护国王的瑞士雇佣军作战。国王一行逃避于立法会议的会场，请求议会保护，并且命令卫队停止抵抗，可是武装冲突依然展开，双方死伤约1200人。国王王后一行从此失去自由，以后搜出一铁匣的公文，证明路易对革命实为不利，这证件成为1793年初将他判死刑的张本。1792年9月国民会议开幕时，国王已失去职权，“9月残杀”即无裤党到牢狱里残杀囚人（详上。其中不少被害者为不肯宣誓的僧侣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妓同样的在枪捧之下牺牲），这样的事已发生，而且法国军队在瓦尔米（Valmy）又打了一个胜仗，在短期时间之内，战事已稳定，民国在此时成立。最初吉伦德派还在国民会议里占优势，只是为着革命至此是否应当缓和，采纳众议，还是随着巴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问题，展开了和山岳党的斗争。此中谁是谁非，经过很多历史家的争辩，只因为内中涉及个人动机，迄无定论。
今日去当时已近200年，我们有了历史的了解，就可以说，当事人不一定能明了他们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上的真正意义。法国大革命早已展开，机构上各种基础都已具备，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时候只有化复杂的情势为简单。现实超过抽象，决断胜于犹豫，于是很少有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只有革命的逻辑，它亟需随着实力找到着落。
所以国民会议以366票对361票判国王死刑，此后党争展开，山岳党整肃吉伦德派，将他们推上断头台，发动了恐怖政治，各种政敌消失之后，过激派又展开了内部的斗争。罗伯斯比尔首先将最激进的赫伯（Hebert）处死，回头又将主张较温和的丹东处死，等到“热月反动”展开，罗伯斯比尔也被前在各省执行恐怖政策的议会代表处死，同出于以上逻辑。在宽阔的眼光看来，法国已面临着一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局面，巨灵尚未长成，只有煽动性的报纸动摇人心，无裤党满街捉人。不问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成为助长革命炽热的燃料。我们与其追究个人品德，不如认识他们的时代。
恐怖政治在“大敌当前国贼未除”的气氛之下产生。法兰西已有两个总司令自动投奔敌国，在国内则征兵30万，又发生了温底（Vendee）和里昂（Lyons）的内乱，土伦（Toulon）则降英，影响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这时候国民会议欲藉着内外军事政治的危机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其中牵涉到千缕百条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胁通成。1793年9月5日，国民会议提出“当今的程序（order of the day）为恐怖”，只不过公开承认业已展开的一种运动，增加其强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时候，新的组织业已开始。丹东发起组织的公众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又通过国民会议，也操纵了立法权。它既像战时内阁有任免将官、总揽军事外交的能力，也藉着特务人员，监视社会人士，指挥革命法庭。它之诞生，证明非常时期实施三权分立之不合实际，也证实了柏克（Edmund Burke）所预言，法国过激运动必导引一种军事独裁。经过公众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由丹东而至罗伯斯比尔，又更通过巴拉（Barras）和赛亚司而至拿破仑，无疑是新法国高层结构之根源。
革命者此时还有一个有利之条件，是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组织也大致仿效巴黎体制。1789年旧体制瓦解之后，各城市也组织了他们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都会里也有无裤党，他们从城市里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镇里去。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义组织，有似于公众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总揽动员治安事宜。当各地呈现分化趋势之时候，国民会议决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导。反对山岳党的吉伦德派，认为这是分化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推举山岳党的代表出任。殊不知这些督导员到任之后大权在握，积极增加各个人的声望，当中半打左右的强人，日后成为“热月反动”之后法国的台柱。此时，他们整肃各地方组织、加强恐怖政治、执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员物资、组织工厂、设立济贫所、将税额配于富人，无裤党则承命协助他们按户搜索。用不着说，当中必有无数违规犯法之情事，但是这种种作为，加强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层结构的权力施展到低层结构里去。因此产生的行动，合乎“山岳党的风格”。也有历史家谓这些中央派出之督导员，有黎希流和柯贝特（详上）所遣派的省长之才干，其中有些日后成为拿破仑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体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大革命后期既已废除“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但是1795年的宪法规定选举权仍受资产限制），又革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权、什一捐、买官的办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赋税和国内内地的关卡，新体制开始脱胎换骨，形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但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济贫式的平等，曾经圣约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诸�